冯玉祥一生为何立五个遗嘱？冯玉祥的“十三太保”
山南慕北 2016-01-20
冯玉祥
冯玉祥为何一生立五个遗嘱
冯玉祥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的一生，留下了许多颇富传奇色彩的故事，他在三、四十年代曾五次写过遗嘱。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3月24日，冯玉祥怀着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和失望退隐泰山，5月5日，上海停战协定正式签字。冯玉祥坚决揭露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罪行，感到有生命危险，特于6月14日写好遗嘱，史称“泰山遗嘱(一)”，主要内容如下：
“我是当兵出身，我是穷小子出身，我是工农的子弟出身。我是为大多数工农群众谋最大幸福的，我是为民族求独立解放的。凡是有此决心而实行的，都是我的好朋友，好同志，凡是真能铲除一切不平等的，都是我的同路人。凡是为自己打算而自私自利的，即是我的仇敌，至于我的子女一切，我亦不问，任他们去自由发展。现有的一点钱，均归李德全自活即可以了。我的尸首最好是焚化了，不论埋在何处均可。我是研究唯物史观的，甚么鬼神我全不信，万不可以什么宗教形式来葬我。此嘱。”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建发生政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冯玉祥极力支持他们的反蒋抗日斗争，不久，福建政府遭到蒋介石军事镇压而失败。冯玉祥预感到形势不妙，遂于1933年11月29日立下遗嘱，史称“泰山遗嘱(二)”。其内容为：
“我父亲、母亲的坟在峪道河。我死了亦埋在他们的附近，常常在一起，我平安也。大儿、大女均已成人，不必说了。二儿、二女如能大学毕业更好。三女、四女以下的小孩们，以学工学农为本，不可只读书。我若是即刻为国家，为革命死了，我身后没有事可办，没有家可分，即照我写的这几句话即可以了。峪道河的房地如何?就归本地，加个学校最好。船板胡同的房子如何?就送给大嫂子可也。济宁之七十亩左右如何?就归游家一些小孩子们可也。保定西北城角之五亩如何?就归洪志看着不动可也。其余没有多少，就都归德全办理了。”
1936年11月23日，沈均儒等七君子因宣传抗日被捕入狱。宋庆龄、冯玉祥等竭力营救。12月1日，冯玉祥写下了以坚决主张抗日和促进国家富强、民族进步为主要内容的遗嘱，史称“南京遗嘱(一)”。其主要内容是：
“一、国家到这步田地，只有抗日到底，方能闯过此极劫运。二、要实行抗日，必须联络俄、英、法、美，如不注重外交是极大错误。三、不破除迷信，国家必亡。四、不大开煤、铁等矿，决不能转弱为强。五、不大修铁路，国家永久不能文明。六、不大兴科学，民族必永远落伍，必定到极可怜的地位。”
“七七”事变前夕，冯玉样在南京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随时准备为国献身，1937年7月1日，他又一次立下遗嘱，史称“南京遗嘱(二)”。其内容为：
“(一)非抗日不能救国;(二)要抗日须得民心军心;(三)为抗日须找专家;(四)贫苦大众是国家的根基;(五)所得税遗产税必收，以速供国防用。”
抗战胜利后，冯玉祥坚决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冯、蒋矛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冯被迫于1946年9月出使美国。不久，内战爆发，冯在美国发表演讲，揭露痛斥美蒋互相勾结杀害中国人的反动罪行。1948年初，蒋介石开除了他的党籍，断绝了经济来源，吊销了他的护照，并派出很多特务，用卑鄙的手段对付他。面对蒋的淫威，冯全然不惧，于1948年2月10日写下最后一份遗嘱，史称“纽约遗嘱”。其主要内容是：
“一、孙中山先生之遗教，如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是我的朋友们的方针。二、革命委员会的宣言和毛泽东先生、民盟的最近宣言，同志们应作为指针。三、要确信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反内战、反饥饿是我们的目标，并且是一定成功。四、蒋是封建头子，帝国主义之狗，非铲净不可。五、我没有什么东西，有几间房子，都交李德全夫人。六、我死后，最好焚成灰，扔到太平洋。如果国内民主和平，真的联合政府成立了，那还是埋深六尺种树，不把我的肥料白白的完了，将来树长成，好给学校和图书馆做桌椅用”。七、至于我的几个孩子，虽然还有未毕业的，只要他们能自爱，有双手，就不会饿死。以上这预备被人打死的遗嘱写完，还要加上一句。假如我死不了，民主的真联合政府成立，我决不担任政府任何职务，我只愿意住在国外，写我的生活，免得别人以为我是为作什么官打独裁的。”
1948年7月31日，在中共的周密安排和前苏联驻美大使潘又新的协助下，冯玉祥离美回国。9月1日，因船失火而不幸遇难。
冯玉祥的“十三太保”
“十三太保”在西北军中是怎样叫起来的，说法不一，不过一般认为是在1919年前后冯玉祥任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驻防湖南常德的时候。那时他手下有一批勇猛善战的军官，即：机关枪营营长韩多峰、一团二营营长孙良诚、三团一营营长韩复榘、三团二营营长石友三、三团三营营长赵席聘、四团一营营长刘汝明、四团二营营长佟麟阁、以及炮兵营长孙连仲，其余也都是营级军官。这些营级军官，特别为冯氏信任和倚重。冯部官兵在艳羡之余，于是套用了京剧《珠帘寨》中李克用宠用十三太保的故事，将韩复榘、孙良诚等 13名军官，也称之为“十三太保”。这名称的内涵既有戏谑，也有讽刺。
冯玉祥的这13名“太保”，从年龄上来说，大都是1890年前后生人，比冯玉祥年青一些。从籍贯上来说，都是北方人(我把淮河以北统称之为北方)，比如石友三是吉林省人，过之纲是安徽省蒙城人，韩复榘是河北人，韩多峰是山东人，我把他们都称之为北方人。实际上冯玉祥西北军的成员，大抵也是北方人。
西北军的“十三太保”之所以得到冯氏的信任和倚重，除了这些人禀承了西北军的传统能忍艰耐苦外，还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勇敢善战，一是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比如韩复榘，因为他的父亲是教书先生，所以他近水楼台也读了不少“子曰、诗云”，并且练就了一手好字(我见过他写的字)，并不是传说中的大老粗。
冯玉祥没有正式进过什么学校，当兵后他酷爱读书，所以对他的有点文化的部属特别青睐。“十三太保”这些人，虽不是外国或中国军事学校的毕业生，但却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这在他的绝大多数文盲或半文盲的官兵中就十分突出了，因此才受到冯玉祥的重视，逐步把他们提拔为高级军官，到1928年西北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时，“十三太保”大都已成为师长以上的高级军官了。
西北军中的十三太保以韩复榘、孙良诚、孙连仲、石友三、刘汝明这5人升迁得最快，到1928年北伐成功全国统一时，他们除担任军职外，有的还担任了地方行政职务，如孙良诚担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担任河南省主席，孙连仲担任青海省主席，刘汝明、石友三也都当了军长。
正因如此，在西北军中这5人又被称为“新五虎将”，借喻他们之与冯玉祥像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之与刘备一样。至于为什么称他们为“新五虎将”，是因为西北军中已有“老五虎将”之说，即宋哲元、鹿种麟、张之江、刘郁芬、李鸣钟是也。北伐以后“老五虎将”大都已离开部队另有任用，“新五虎将”在西北军中也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