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稚晖骂得汪精卫吃不下饭 汪精卫身边的中共情报小组

汪精卫与蒋介石

　　1937年12月25日，吴稚晖给素称“女中豪杰”的陈璧君写了一封信，劝她说服汪精卫以民族大义为重，莫做汉奸。然而，吴稚晖刚发走这封信，汪精卫便发表“艳电”，公开投敌了。吴稚晖得知后气得大骂不止，并以中央监察委员身份起草了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案：“汪兆铭(汪兆铭，字季新，笔名精卫)此种行动，违反纪律，危害党国，实已昭然若揭，大义所在，断难姑息。即予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藉肃党纪，以正视听。”

　　之后，吴稚晖对汪精卫之流展开了一系列的“骂战”。吴稚晖的骂法非常特别——汪精卫被他称作“汪精怪”、“白羊精”，陈璧君则是“陈屁裙”，汪精卫的心腹褚民谊成了“鼠蚊蚁”，大汉奸周佛海则成了“周狒黑”……这种古怪的骂法，使人们一提起这些人的名字，就会产生厌恶之感。

　　在汪精卫一生中，最得意的一笔是辛亥革命时入京刺杀摄政王之事。刺杀未遂被捕后，汪精卫还写下了“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壮丽诗篇。这首诗的英雄气概曾激励了许多青年，汪精卫也因此成为革命青年敬慕的英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昔日的反清义士，却堕落成了可耻的汉奸卖国贼。吴稚晖顿足痛骂道：“卿本佳人，奈何做贼?!”这句“名骂”虽仅八个字，却是一针见血，一时广为流传，深深刺痛了汪精卫的心。据说，汪精卫听到后，整整有三天吃不下饭。

　　后来，人们都说“吴稚晖是汪精卫的克星”，此言不虚。

　　早年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声称要反对一切权威的吴稚晖，对政治并不是非常感兴趣，对当官也没有太大的“瘾”。

　　1925年，吴稚晖听说老朋友李石曾要去做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便写信劝告说：“官一定不必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不问国事，那是吾民之大劣点;一问国事，便同做官连起来，又是吾民之一大谬点。必要倡出一种做官是万不得已、只去吃苦的风气来才好。”

　　吴稚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吴稚晖不是没有做大官的机会，是他一次次地推辞了：蒋介石曾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他拒绝赴任;1928年10月，国民政府改组时，蒋内定他为监察院院长，他拒绝接受。

　　1943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据说有人想推举吴稚晖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吴稚晖何等聪明，他立即拜访蒋介石，探听到蒋有意继任，便谢绝了众人的拥戴：“不可以，不可以，千千万万个不可以。我有一个怪癖，每天要到野外旷地上去拉屎，你们想：那成什么体统?岂有一国元首会像我这样的?”

　　推举者见他不愿做主席，便问：“稚老，你看谁继承国家主席位置更合适呢?”吴稚晖假装愤怒地说：“真是有眼无珠，孺子不可教也。惟有蒋介石能领导中国军民抵抗倭寇，他是我们民族的大英雄。他雄才大略，还有比他更适合的人吗!”一番话直说得这些人茅塞顿开。蒋介石听说后，打心眼儿里很是高兴。故此，蒋介石兼任国民政府主席后，特别指派吴稚晖作为监誓人，以示对他的敬重。

　　中共中央在抗战期间的情报组织是中共中央保卫部与情报部，1939年10月以后改组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其组织系统是垂直领导，而不与中共地方组织发生关系。日军占领上海后不久，中共中央情报部就在上海设立情报站，负责人是潘汉年。“上海情报站”除中国籍成员外，还有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中西功等人。这些日籍中共党员原是佐尔格领导的共产国际上海情报组织的成员。后来佐尔格与尾崎秀实被派赴日本工作，这些日籍中共党员就在中共情报系统中工作。西里龙夫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同盟社记者，中西功则在日方“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调查室”任职。 1938年3月，日“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从上海迁来南京，司令官为畑俊六大将。日“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报道部将西里龙夫调到南京，担任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的首席记者。这也是中共情报系统人员首次进入南京。1938年3月28日伪“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后，组建“中华联合通讯社”（“中联社”），于1938年8月1日正式成立。经过西里龙夫的巧妙安排，中共“上海情报站”的成员陈一峰考入“中联社”，并很快就担任首席记者。

　　陈一峰，又名陈汝周，是个经验丰富的情报人员。他毕业于东吴大学，1936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由中共组织设法安排，打入日本《读卖新闻》上海支局任特约记者，同时兼任《马华日报》的通讯员，在从事新闻采访时，进行情报工作。因此，他到南京伪“维新政府”的“中联社”担任首席记者，在从事新闻采访时进行情报工作，可谓是得心应手。西里龙夫与陈一峰先后在南京任职，标志着中共“上海情报站”开始进入南京开展情报工作。南京是侵华日军的指挥中心，又是伪中央政府所在地，因此，它既是中共情报人员活动最危险的地方，但又是情报来源最丰富的地方。西里龙夫与陈一峰利用自己的首席记者身份，在南京常常搜集到许多重要情报，送往上海。

　　1939年4月，上海情报站派遣张明达（又名方知达），到南京担任交通，专门负责为西里龙夫与陈一峰传递情报。张明达曾参加过1932年第十九路军在上海宝山的对日作战，后来领导过农村游击队。他奉命来南京做情报联络工作，先在南京夫子庙朱雀桥北堍开了一家小百货商店作为职业掩护，经营香烟与化妆品等。小店斜对面是伪政府的实业部，西边不远处是日军宪兵队，东边是一家妓院。陈一峰常到这家小店买香烟，买卖之间，便传递了情报和指示。后来为怕时间长了会出问题，陈一峰通过朋友将张明达介绍到伪政府体育协会当小职员。这样，张明达在南京伪政府中有了合法身份，但每天得按时上班，行动不自由，一旦有紧急情报，无法及时送出。不久，陈一峰让张明达看到报纸上有“中联社”招考联络员的启示，就去报名应试，结果当然被顺利录取。张明达当上了“中联社”的联络员，其工作就是和另外两名联络员轮流乘火车，将“中联社”的新闻稿送往南京到上海沿线各城市，为这些城市的“中联社”支社、各报馆、各地方伪政府提供新闻消息。张明达乘机夹带传递西里龙夫与陈一峰获得的情报，既省下路费，还有工资，更重要的是大大减少了风险。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南京的政治地位更显重要。中共“上海情报站” 先后派遣李德生（又名纪纲）、张鸣先（李德生的妻子）、汪锦元、张明达、吕一峰、阮毓琪等人到南京开展情报工作，与原已潜伏在这里的西里龙夫、陈一峰一道，组成“南京情报组”，李德生任组长。全组有8个成员。李德生是山东沂水人，曾学过中医，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时，就以开设“国医李德生诊所”为掩护。到南京后，他在小火瓦巷长治里1号租了一所房屋，挂牌行医，上书“世传中医李德生”七个大字，以此作为职业掩护。李德生利用山东同乡的关系，得到“山东旅京同乡会”与伪首都警察厅厅长苏成德、伪教育部部长李圣五、伪参谋本部总务厅长张济元、伪首都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祝晴川等山东同乡的捧场与帮助，行医业务十分红火，不仅解决了活动经费，而且结交了社会各方面人士，获得了许多情报来源。西里龙夫与陈一峰获取的情报，多先送至李德生这里。李德生的妻子张鸣仙则负责密写情报。如果是特别长的情报，就密写在“中联社”的新闻稿或伪杂志的里页；如果是文字不多的情报，或是特别重要的绝密情报，则由张明达（方知达）默记在脑子里，上火车后假装瞌睡，不断“复习”，到上海后再写下来，送交情报站。

　　中共上海情报站及其所辖的南京情报组，从1938年年初，到1942年7月，在南京活动了约4年半时间。他们设法获取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日伪上层核心机密，送往延安，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早在1938年至1939年期间，南京情报组尚未成立，在南京秘密情报战线上活动的只有西里龙夫与陈一峰等人。他们就利用自己日、伪通讯社记者的身份，经常参加日伪当局上层的各种活动，获得各种重要情报。如日方当局扶植“维新政府”的情况、日方当局与“维新政府”间签订的各种密约、日军的调动与部署情况等。1939年10月1日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成立时，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成立会上宣布：“目前军事方针是南攻北剿，巩固华中；政治方针是诱蒋扶汪，坚决反共。”[1] 西里龙夫以日同盟社驻南京首席记者的身份，参加了日军当局这个上层会议。他很快将这一重要情报传给上海情报站，再转延安。 1940年3月底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上海情报站加强在南京的情报工作，正式成立南京情报组。南京情报组成员发展到8人，情报活动更加活跃而富有成效；特别是成员汪锦元以驻日华侨与留日学生的身份，利用周隆庠的关系，成为汪精卫的日文秘书，每天到颐和路汪公馆上班，参加汪伪最高层的各种会议，处理汪伪各种最机密的文件，因而获得的日伪情报更多且更有价值。例如在1940年7月5日至1940年8月30日，汪伪当局与日本“特派大使”阿部信行在南京长达2个月的秘密谈判，最终签订《日华基本关系条约》与各种《附属议定书》、《附属秘密协约》、《附属秘密协定》以及《日满华共同宣言》等，是当时日、汪当局最核心的机密文件，其中规定日军在中国广大地区长期驻军以及日本在中国的种种侵略特权，承认“满洲国”与“华北特殊化”等内容，露骨地反映了日本的侵华野心与汪伪政府的卖国本质。汪锦元利用其是汪精卫贴身随员与机要秘书的身份，及时地将这些文件交南京情报组，经上海情报站送往延安。中共方面迅速对此予以公开揭露，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与世界舆论的谴责，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对此极为称赞。再例如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尽管西线吃紧，但苏联政府极为担心日本会趁火打劫，配合德军，向苏联远东地区进攻，尤其要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在1941年8月、9月举行了虚张声势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即所谓“关特演”，给苏联远东造成很大的压力，因而不敢抽调在远东地区的兵力到西线去抵抗德军疯狂的进攻，十分被动。延安中共中央两次来电询问：“日本南进、北进的动向如何？”上海情报站及南京情报组积极开展情报搜集与分析活动。1941年9月间，西里龙夫、汪锦元等人侦知到日军已暂停对苏作战准备，预测日本在近期不会进攻苏联，立即将这一情报经上海情报站报告延安，转告苏联政府。在这同时，苏联政府也获得了佐尔格从东京提供的内容相同的情报，因而下决心迅速调整战略部署，从远东地区抽调20个精锐师的兵力到西线，集中全力迎击德军，保卫莫斯科。 1941年4月，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指使中西功负责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调查室”中，成立一个特别调查班，专门负责搜集中国重庆政府军队、上海英、法两租界上层活动的情报资料，命名为“中国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中西功乘机将上海情报站的多名成员，如郑文道、倪志璞等介绍进去，担任了班长等要职，秘密控制了这个重要的日军特务机构。上海情报站利用这个日军特务机构，能开出合法的日占区通行证，经过浙赣线去西南，经过津浦线去西安，为建立秘密的交通线提供了方便。 1941年10月，共产国际与苏联总参谋部派驻日本的佐尔格间谍小组被东京警察厅破获，担任日本近卫文麿首相的秘书兼顾问的尾崎秀实在10月15日被捕，三天后，以德国记者身份作掩护的佐尔格被“特高课”的便衣警探带进了警视厅。尾崎秀实在10月15日被捕前曾以“白川次郎”的化名，给中西功发来一份紧急密电，只有三个字：“速西去”，其意是要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迅速逃离上海、南京，前往中国西部的抗日政府控制区。但中西功、西里龙夫因当时正处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情报工作显得更加紧迫而重要，故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继续坚守在原来的岗位上，加紧工作。就在此时，延安两次来电询问上海情报站：“日本北进、南进的动向如何？”上海情报站的负责人潘汉年从香港来到上海，设法尽快搞到日本发动对美战争的准确日期与进攻方向。因佐尔格小组已被破获，故潘汉年只得将这一极其困难的任务交给中西功、西里龙夫与南京情报组。

　　1942年7月29日，日本东京警察当局与上海日军宪兵队配合，在上海“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调查室”逮捕了郑文道和倪志璞。日本警视厅派来的特工急于逼取口供，就在他们被捕地对郑文道进行刑讯，郑文道以“满铁”工作人员身份回答问题，对中西功及中共情报组织情况坚不吐实。日方特工只得将他们两人押上大型吉普车，直驰虹口日军宪兵司令部。当车行至江西中路、汉口路附近时，郑文道突然纵身跳出车厢，因车速太快，脚未着地，头部撞伤，血流如注，腿部也受了重伤。日方特工怕郑文道出血过多死亡而得不到口供，即命急驰日军宪兵司令部，将郑文道抬往四楼医务室抢救。几天后，郑文道伤势稍有好转，日方特工即将他押往审讯室审讯，由一起被捕的倪之璞搀扶（倪之身份未暴露）。在进厕所解手时，郑文道低声对倪说：“我不行了，你好好地生活下去，坚持下去，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我身上……”。在审讯室，日方特工初则利诱，继则酷刑严讯，但郑文道不为所动，一口咬定与中西功无其他关系，也不知道中共地下党任何情况。日方特工无计可施，只得将郑文道押回病房改日再审。当郑文道被押回病房上楼时，趁押解的日军疏忽之际，他突然奋起，纵身从四楼窗口跳下，当即壮烈牺牲。也在1942年7月29日，日本东京警察当局与南京日军宪兵队配合，在南京逮捕了李德生、汪锦元、陈一峰等三人，先将他们关押在南京中山北路上的日军宪兵司令部，因此案是受日本东京检事厅的委托，故未加审讯；第二天，就将他们押往上海虹口日军宪兵司令部；两个月后押往东京审讯。最后，日方当局将佐尔格、尾崎秀实判处死刑，于1944年11月7日将他们秘密处死；将中西功、西里尤夫判处死刑，但未及执行；将李德生、汪锦元、陈一峰判处无期徒刑。应汪精卫伪政府的要求，日本当局于1943年7月将李德生、汪锦元、陈一峰三人押回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李德生、汪锦元、陈一峰三人被捕后，南京情报组暂时停止了活动，张明达等撤离南京，吕一峰、阮毓琪等隐蔽起来。 1942年12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情报部派白沙到南京恢复情报组织，与吕一峰，阮毓琪等人接上关系，重新开展情报活动，他们的工作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