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猷戚继光谁更厉害 俞大猷戚继光的相似、不同之处
山南慕北 2016-01-18
俞大猷戚继光
俞大猷、戚继光异同之处
一、历史功绩
(一)抗倭成就
明代中期功绩卓著的抗倭将领，以戚继光、俞大猷为最，不过单就戚余比较，则戚继光显然名声更大，亦更为当时后世看重。尤其到了当世，戚继光已成民族英雄，历史书籍但凡论抗倭必大书特书戚继光。俞大猷则沦为装点性质的陪衬角色，成了夺目红花一旁的绿叶，并未给俞大猷一个公正的定位。
实际上，俞大猷与戚继光齐名，并誉 “俞龙戚虎”，“俞家军”声望也不在“戚家军”之下。按常理说，俞大猷的历史地位不应低于戚继光，二人至少应该得到相等的待遇。而且严格来说，俞大猷的抗倭功绩应高于戚继光。
就战线而言，俞大猷率师剿倭，足迹遍及浙、直、赣、闽、粤，这在当时的抗倭将领中是独一无二的。从年限看，俞大猷抗击倭寇侵扰的时间比戚继光长。从明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诸道争贡，大掠宁波沿海诸郡邑”开始，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东南倭患基本平息，这段时间，俞大猷20岁到63岁。可以说俞大猷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倭患最严重的时期度过的。戚继光比俞大猷迟生25年，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走上抗倭前线时已是战争中后期了。而俞大猷自1547年大明朝任命朱纨整顿海防，进剿倭寇，打响第一炮时，就调任福建备倭都指挥使，始终处在抗倭第一线。每一个抗倭阵地都有他的身影，每一场重要的战役都有他的参与。
何况，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以前，俞的职位比戚高(俞受贬官夺荫时除外)，戚继光任参将时，俞大猷已在抗倭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荣任都督了。嘉靖四十一年，平海卫大捷，戚加官进爵，接替俞为福建总兵官，荫一子千户，而为此役计定后战的俞仅受赏银二十两耳。自此，戚风头颇有盖过俞之势，然至倭患基本解除的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不过短短四年时间，而且这最后的胜利是同为总兵的戚继光将陆兵，俞大猷将水兵，夹击潮州倭与海盗首领吴平于南澳取得的。只是，戚继光追歼吴平残部，吴平逃亡安南，投海死，戚进右都督。俞却因种种原因落了个革职闲住的处分。
但不管怎么说，论经历的战斗次数，歼敌数量的多少，这样的硬指标，俞大猷还是超过戚继光很多，抗倭功绩无人能及。
(二)塞上御虏
其实，戚继光名更出前辈俞大猷之上，不在抗倭而在于他隆庆、万历年间督师蓟北的功勋。特别是张居正掌权时代，极其信用戚继光，使得他奇才得展。在蓟北任上，他广修长城，发明了诸多先进的攻守武器，极大提升了明军的战斗力，降服了时时进犯的蒙古长秃和狐狸两大寇，因功被明廷加为“太子少保”的荣衔。
自嘉靖中期蒙古俺答汗犯京师，蓟北乃边防重镇，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总督王忬和杨选皆因失律战败被诛。独戚继光在镇十六年，加固边墙，筑建墩台，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积钱谷，制订车步骑配合作战战术，屡败入侵之敌，所以“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
《明史》载：当其时，“南北名将马芳、俞大猷前卒，独继光与辽东李成梁在。”然蓟门守甚固，敌无由入，尽转而之辽，故成梁擅战功。
及戚继光死后，曾任兵部侍郎的汪道昆为戚继光撰写了墓志铭，其中写道：“蜡日，鸡三号，将星殒矣。”“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美藉华人黄仁宇甚至在其《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军备的张驰，立即影响一国国运的盛衰。……将星西殒之际，我们这个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时机。30年后，本朝的官兵和努尔哈赤的部队交锋，缺乏戚南塘将军苦心孤诣拟订的战术和强调的组织纪律，结果是众不敌寡。兹后八旗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其取本朝而代之，也只是迟早的问题了。……”
二、军事思想
(一)治军
《明史》对俞、戚的治军做了比较，评论道：“继光为将号令严，赏罚信，士无敢不用命。大猷老将务持重。”俞大猷的上司谭纶在平海卫后给俞大猷的信中则说：“节制精明，公不如纶;信赏必罚，公不如戚;精悍驰骋，公不如刘。”《明史》本传和谭纶的这二段评论是很中肯的，活脱地勾画出这二位抗倭名将的真实形象。而后人对俞大猷的误解一定程度来源于对谭纶此话断章取义的理解，实际上谭纶的话还有重要的后半句：“然此皆小知，而公则堪大受。盖诚似霍子孟，任如诸葛亮，大似郭子仪，忠似文文山，毅似于肃愍。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将俞大猷与霍光、文天祥、于谦等相提并论。
但《明史》中确切记载着戚继光治军的一则轶事。“自嘉靖以来，边墙虽修，墩台未建。继光巡行塞上，议建敌台。略言：‘……令戍卒画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然边卒木强，律以军法将不堪，请募浙人为一军，用倡勇敢。’督抚上其议，许之。浙兵三千至，陈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边军大骇，自是始知军令。五年秋，台功成。精坚雄壮，二千里声势联接。”
铁的纪律，训练出了铁的军队。这正是戚继光“飙发电举，屡摧大寇”的资本。早年在浙江与倭寇展开大战，九战九捷，直至将浙江一带的倭寇完全平定。在蓟门屡败入侵之敌，军威大振，蓟门宴然。卓越的战绩，顿时令朝野上下对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刮目相看。
(二)练兵
嘉靖初，倭患猖獗时，有一次，一支六十七人的倭寇队伍从杭州附近登陆，先后蹂躏淳安、歙县、绩溪、泾县、南陵、芜湖、当涂、南京、溧水、溧阳、武进、无锡等十余城，流窜数千里，杀死杀伤中国军民五千余人，其中包括一个御史、一个县丞、两个指挥、两个把总，几乎到了所向披靡的地步，诚为咄咄怪事。因此戚俞练兵都重练胆。
俞大猷首倡“练胆”，他认为：“练兵必先练胆”，“练胆必先教技”。“教兵之法，练胆为先;练胆之法，习艺为先。艺精则胆壮，胆壮则兵强。”锻炼勇气、意志与学习各种拳法、棍棒、刀、枪等“功夫”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戚继光也提出：“练胆气乃练之本也。”他说：“气发于外，根之于心。……练心则气自壮。……善将者，宜如何而练心气哉?是不外身率之道而已矣。倡忠义之理，每身先之，以诚感诚。”二者略有不同，一个是从练技艺入手，另一个则从练心入手，解决胆气的问题。戚继光阐述更为深刻。
(三)军备思想
按照俞大猷的计划，要求兵精械利，把原来两个士兵的军饷供应一个士兵，以部队的质量来代替数量。但是，戚继光却更看到问题的要害。戚继光认为，帝国的军队是一支全能的军队，也是一支长久性的军队。它经常性的任务是面对内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就是镇压内地农民和边区的少数民族。地区间的人口过剩、灾害频仍、农民流离失所、官吏苛刻暴虐，都可以迫使暴动随时发生。以中国幅员之大，所谓“造反”、“作乱”的地点极难预测。这个任务就不是一支高效率的机动部队得以完成的。在多数情况下，官军会被造反者死死吸住，造反者熟悉当地的地理民风，官军往往会因之陷入被动而使质量优势无从发挥。因此，数量的多寡就成为决定胜负的因素。
此外，俞大猷计划中所创建的精锐部队，他们领取优厚的军饷，又不能和社会上的其他部门对流。这样一个浮游在社会上的军事团体，非但不能解决上述社会问题，相反还会引起新的社会问题。因此戚继光的军备思想更符合实际，切实可行。
从二人的军事思想来看，俞大猷的政治素质和战略头脑更胜一筹，谭纶所以说大猷“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将俞大猷与霍光、文天祥、于谦等相提并论原因即在此，而戚继光以练兵著闻于世，更重实效。
问题在于，人们在评论军事将领时，首先看重的往往是英勇善战，冲锋陷阵，而比较忽视战前的运筹帷幄，后勤补给，战后的安抚教化。“先计后战，不贪近功”的俞大猷和戚继光相比就有点吃亏了。这种情况，有点像后人评论汉初“三杰”，首先钦佩的是韩信，其次才是张良、萧何。
三、著述
俞大猷继承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优良传统，为发展我国古代军事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著有《兵法发微》、《剑经》、《洗海近事》、《镇闽议稿》、《广西选锋兵操法》等，编辑其师赵本学《韬铃内外篇》等为《续武经总要》。俞大猷的著作，连同其它诗文杂著，其记室李杜汇编为《正气堂集》十六卷。所著《正气堂集》是集军事、哲学、文化、武术训练、兵器发明于一体的传世之作，其《剑经》堪称中华武术第一部经典，《兵法发微》阐述圣人治兵奇正之术，是中国军事史上的科学遗产。
俞大猷的成就不可谓不高，然其著述的影响力远远不及戚继光。
四、武功
俞大猷五岁读书，十五岁中文秀才，29岁因父亲死，家境困难，投笔从戎，继承祖职百户。他用心学习骑射之术，从李良钦学荆楚长剑，赵本学又把家传太祖拳授予他。嘉靖十三年(1534年)十月，参加武科的乡试以箭射及《安国全军之道》得第五名，中进士。他的剑术、射术、拳术可谓天下无敌。他敢于单骑简从深入敌境，靠的就是他过人的武艺。
俞大猷在中国武术发展史中，丰富了遗留在福建的少林拳，现称南拳，突显与少林拳之差异。他传下荆楚长剑、杨家枪混合而成之俞家棍法。
尤其富有传奇色彩的是棍法回传嵩山少林之事。嘉靖四十年，他造访少林寺，发现少林棍术“已失古人真诀”，“择其僧之年少有勇者二人，一名宗擎，一名普从”，随俞大猷南征学习棍术。二僧随大猷南行，“出入营阵之间”三年艺成，二僧请归，“以所授之教转授寺众，以永其传”。少林武术成为中华武术的代表，俞大猷功不可没。至今嵩山少林仍有太祖拳、俞家棍。1994年郑州嵩山少林武术代表团专程访问俞大猷故乡泉州河市，并于俞大猷公园内立碑。
戚继光的父亲戚景通，历官都指挥，署大宁都司，入为神机坐营，为人正直、治军严明，精通武略。戚继光自幼从父亲习武，有着一身非常扎实的功夫，棍、刀、枪、叉、钯、剑、戟、弓、矢、盾牌之技艺，无所不精。
戚继光更重视拳法。他并不满足于继承家传，而是吸取各家精华，融合了各派招法，曾为改进一拳法，特地走一百多里的山路到深山中拜一高僧为师。后来，戚继光创造了一套完整实用的 “戚家拳”。据史载，他练拳时“身法便，手法利，脚法轻，腿法腾”，达到了“势势相承、微妙莫测”的高超境界。
戚继光对枪法和棍法也颇有研究。他的枪法是祖传的，被公认为是第一流的枪手。但戚继光并未满足，仍力求在枪法上有新的突破。他求教名家唐顺之，还向俞大猷学习棍法。
戚继光精通中国武术，且不排斥域外搏击术。在与倭寇的屡屡交手中，他发现倭寇使用的倭刀，颇具实战价值。一次，他偶然获得了一本《日本古刀谱》，“从而演之”，乃著成《辛酉刀法》一谱。
另外，为破日本的长刀，戚继光将民间一种晒衣用的“竹杈”，用作兵器，专破日本长刀。后来戚家军广泛采用此法，大破倭刀，取得重大胜利。
戚继光的武学研究，丰富了武术的内容，使战争年代的格斗搏击之术和平时的健身强体之术融为一体，并得到发展。
五、操行
人们一般都认为戚继光的品德是高尚的。然《明史》中说戚与俞 “均为名将，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戚继光的“操行”哪些地方不如俞大猷呢?
首先是戚继光给张居正送礼之事。戚继光的朋友、文学家王世贞后来写了篇《张公居正传》，说戚继光“时时购千金姬”送给张居正，以至张首辅纵欲过度而得病。王世贞甚至说张居正“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这么说来，连张居正得的痔疮也成了他好色纵欲的结果了。说戚继光经常不惜千金买美女，送海狗肾让张居正享用，史乏佐证。王世贞与张居正有矛盾，当然有在张死后，无中生有地贬损张居正以泄私愤，与张、戚划清界线的可能。
姑且不提千金姬、海狗肾，翻翻张居正自己的书牍，也白纸黑字写着戚继光送礼的记录：一次，戚继光派弟弟到北京给张居正送礼，张象征性地收下了一点，其余又让带了回去。可见礼品之贵重。1578年，张居正回乡葬父，戚继光派了一整队鸟铳手作为仪仗是世人共睹的;临行前，张居正特意安排梁梦龙担任戚继光的直接上司——蓟辽总督，还写信安慰戚继光说，梁梦龙是其门生，师生关系最好，由梁梦龙担任蓟辽总督，决不会对戚继光不利。而且，“居正尤事与商榷，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首辅张先生家的大门永远对戚继光敞开，夜再深，也没有一个护卫敢阻拦传送书函的边关骑士。这足以说明，戚继光与首辅张先生的关系非比寻常。于是就有人推测，这是戚继光经常给张居正送礼的结果。
戚继光家教极严，其父戚景通为官严正清廉，从不奉承权贵，甚至有次因拒绝遵循官场陋规送点小礼而丢了官。可以想象，以孝闻名的戚继光在采购礼品时心情的痛苦。
但戚继光与张居正的关系未必那么势利。明末清初史家谈迁在《国榷》中曾说：“非戚将军附江陵也，江陵自重将军耳。”张居正在书信中也说：“戚帅才略，在今诸将中，诚为希有。”是张居正欣赏戚继光的军事才能而器重之，而并非戚继光刻意去依附张居正。张居正为何独独如此厚待于他呢?原因也很简单，张居正也同样“但愿海波平”。谁也不能否认张居正对于天下大治的殷切愿望。戚继光给张居正送礼，是出于对知己或者说是对张居正知遇之恩的一种报答，无可厚非。
张居正有言：“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不足以弭天下之患。”张居正、戚继光都是能大破常格的磊落奇伟之士，所以他们成就了一番事业。但无论是戚附张，还是张重戚，在世人眼里，戚继光此举终是有亏!
其次，在于征倭取富贵。要给长官送礼，钱从哪里来?据说，戚继光从蓟州离任时连帐本都不见了。是否真有其事，不得而知。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位时时恭恭敬敬用火漆封好了一份份礼盒的大帅，回乡后居然穷得连给自己买药治病的钱都没有!
最后，还有谋反案。张居正的死，无论是对当时的政局，还是对戚继光本人，都是一桩极为重要的事件。《明史》载：“居正殁半岁，给事中张鼎思言继光不宜于北，当国者遽改之广东。继光悒悒不得志，强一赴，逾年即谢病。给事中张希皋等复劾之，竟罢归。居三年，御史傅光宅疏荐，反夺俸。继光亦遂卒。”
俞大猷为人正直，“以古贤豪自期”，既不迎合权贵，也不讨好上司，且坚持原则，不如戚继光圆滑变通，遭到嫉恨和排挤在所难免，功劳被抹杀还是小事，有权势者因其不肯逢迎，不愿投入自己的怀抱，更欲除之而后快。为此俞大猷曾经多次被问罪，只不过战事紧急，实在需要如他这样的将才，才免于牢狱之苦，甚至杀头的横祸，一次次重新出山为那些战败将领收拾残局，“戴罪立功”。
俞大猷本人对自己所受的不公待遇又如何对待呢?虽未必只是“白云影里笑一声”，也曾在《重建诸葛亭记》中对诸葛亮的同情中表露奇节忠君抱负不得实现的郁郁之情;在龙海木棉庵碑刻 “宋郑虎臣诛贾似道于此”十大字，为武举人郑虎臣处死误国权奸贾似道这一大快人心事，立碑以纪，并在碑前立木棉亭，一定程度表现了他个人情感。但他确实没有因个人遭遇而放弃报国之志，《明史》认为“以内外诸臣攘敓，而掩遏其功者众也”，又赞其“忠诚许国，老而弥笃”。俞大猷在广东时，“广人攘其功，大猷不与较”。俞大猷用兵，往往谋动而后定，不以急功近利，炫耀战绩，炒作功劳为目的，这点是戚继光等所不及的。在广西时，俞大猷“亲率数人遍诣贼峒，晓以祸福，且教之击剑，贼骇服”。平海南时，俞大猷“单骑入峒，与黎定要约，海南遂安”。在广东，俞大猷破敌之后，曾“散余党二万，不戮一人”。以当时论，“严打”才是朝廷的要求，战功以斩馘计，往往一人造反，四邻受累。武将更以炫耀夸大战绩炒作自己，甚至有滥杀良民冒领战功的。俞大猷这样的作为并不被欣赏，倒有可能成为罪证，非有不计名利得失，不顾自身荣辱的大胸怀者不能为也。他说：“宁人负我，勿我负人。我有大过失于人，终身以为歉，人有过失于我，事过即忘之。”他也是这么做的，陈伍山以“小校安得上书”故，将他杖击、夺去官职。这是他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次打击。他笑着说：“此岂吾自见之地耶!”后来在松江见到陈伍山，仍以师礼相待，说：“使当时不有陈伍山，吾且株守金门矣。”胡宗宪阴纵倭寇到福建祸害，却委过于俞大猷，致使俞大猷被夺世荫，逮捕诏狱，几乎问成死罪。这是俞大猷平生所受的最大打击，他说：“结发修身，白首无违，一发不中，百发尽失哉。”他上疏时却没有说胡一句坏话，只是请求皇上辨明下情，允许将功赎过。连胡宗宪自己都不好意思，深感后悔，写信给严世蕃，请求准俞大猷北边立功。俞大猷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完人。
再看戚继光。隆庆二年(1568年)三月，朝廷调谭纶任蓟辽保定总督兼理粮饷。谭纶上任后立即上疏，要求调戚继光至北方负责练兵事宜。他给谭纶写信说，朝中有人指责戚继光“求望太过，志意太侈”，给他十万士兵恐怕是不可能的。最终，戚继光只被允许训练三万士兵。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朝廷财政困难，一下子拿出十万大军的粮饷，不是一个小数字，委实难以承受;另一方面，无论是皇帝，还是大臣们，他们对戚继光是否对朝廷忠心耿耿还有所怀疑。有些人认为，如果让戚继光在北京郊外手握十万精兵，对朝廷的威胁恐怕也不亚于鞑靼的大军入侵。
本来，戚继光总理蓟昌保定练兵事务，职权仅在谭纶之下。仅过一年，朝廷突然将蓟镇总兵郭琥调走，任命戚继光为蓟镇总兵。这样，戚继光与昌平、保定的总兵成了平级关系，已无法节制他们了。
为此，戚继光曾有一段时间愤愤不平，他在《练兵条议疏》中说：“臣又窃惟边事本有可为之势，但其机不在边鄙，而在朝廷;不在文武疆吏，而在议论掣肘。”原因是“蓟镇切近京都，法令久驰，弊痼既深，更张未易，流言混淆，朝议纷拿，故应区处振饬者，畏众议而逡巡龃龉，或施行方半，人言偶乘，首尾顾忌，实难展布，易起嫌疑。”
故《明史》论：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明史》还指出：戚继光塞上功高“亦赖当国大臣徐阶、高拱、张居正先后倚任之。居正尤事与商榷，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诸督抚大臣如谭纶、刘应节、梁梦龙辈咸与善，动无掣肘，故继光益发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