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张作霖死后9年才下葬？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遗嘱
山南慕北 2016-01-18
张作霖张学良等人
张作霖为何死后九年才下葬？
张学良乘坐的是卫队专列，带头的日军军官一上车就警觉起来，命令士兵挨个验看。张学良躺在车厢的角落里，一副似睡非睡的样子。日军士兵走到张学良身边，用刺刀捅了捅他。随行的崔成义等人马上悄悄地掏出了手枪，紧盯着日军士兵。日本人看了看张学良胳膊上的袖标，又仔细看了看张学良，张学良眼睛半睁不睁，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日本兵离开张学良，转向下一个士兵。崔成义等人这才把手枪收起。
专列在山海关车站停留了约半个小时后，日本人才将列车放行。这之后，列车经过绥中、锦州、沟帮子等车站时，都有日军上车检查。但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车上那个脸上贴着一块膏药的伙夫就是他们要找的张学良。列车从新民站继续开行后，张学良嘱咐崔：“到老将遇难处通知一下。”到三洞桥，张学良探出窗外观望，神色惨淡，一语不发，默然良久。列车停在西边门车站，下车时为6月19日上午10时左右。张学良下车后暂留伊雅格家，当天深夜由伊亲自开车送张学良回帅府。
这段时间，张学良将军住在帅府东小院，身着白夏布大褂，臂缠黑纱。6月21日正式发丧开吊。将军在发丧期间没有露面，也没守灵。负责招待外宾的是陶尚铭、周培炳等，陪灵守孝的是张学铭、学曾、学思等，一般内务由五姨太即寿夫人主持。
发丧期间，帅府沉浸在悲哀当中，东辕门搭有黑白两色布扎的斗拱飞搪的牌坊，辕门两侧站有四名臂带黑纱荷枪的岗兵。帅府正门搭的牌坊和辕门大同小异，门楣多一方“中外同哀”的匾额，这里有八名岗兵站岗。灵棚设在一进院的仪门处，此处亦搭牌坊，但在牌坊后画又起两层四角牌楼，共有三块匾额，自上而下是“星沉”、“英风宛在”、“兆民允怀”，高耸的牌楼十分壮观，檐角下垂白色孝带。灵堂设在二进院正房中间过厅，厅内圆柱都用白布裹缠。横匾为“天柱峰颓”，两侧密挂挽帐挽联。灵座正中是大元帅戎装的遗像。像前五件景泰蓝供器，燃烛焚香，瓜果供品摆满高桌。桌前两侧，置两盆白花。
张学良夫人于风至的兄长于风翥一行五人，以亲属名义，曾从吉林怀德县前来赴丧，到帅府经侍卫通报后，夫人亲自迎至后院内宅，并一一发给印有张作霖半身像的像章和白花，作为出入帅府的凭证。守灵的张学铭由当差的扶着，已哭成泪人。因天气闷热，怕尸体腐烂，用布匹沾桐油缠裹数层，棺椁下边置放大块冰镇凉。前来吊唁的人往来如梭，各国驻奉领事，各省、市振来的官员，来人依次在灵前鞠躬致哀，帅府内设置乐队，整天哀乐不止，令人心碎。这场丧事前后共操办了一个多月。
丧事办完后，张学良派一名参谋，一名秘书和两名风水先生，到奉天附近选择坟茔基地，最后选中抚顺东60华里的高丽堂子村南，一向阳的山岗。经风水先生勘定说：地脉好、风水好、宜作大帅陵寝。张学良看过后说：“这地方不错，我看爹可以长眠于此了。”陵址选定了。最后决定让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彭相亭主持修建元帅林。1929年开始动工，至1931年夏已将近竣工，计划同年11月张学良回奉天为大元帅下葬。“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二天，工程停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进驻大帅府，把灵枢从大帅府移到小东边门珠林寺浮厝。彭相事主建“元帅林”没竣工就经事变，总觉得张彭两家两代世交.大帅不能入土为安，一对不住大帅在天之灵，二有负张学良委托。后来，彭和张作相两人出面，与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相商，改葬在锦县驿马坊。张作霖谢世后9年，终于将其灵枢在奉天举行“慰灵祭”后，由奉天开出一列专车，直达石山车站。再由日本官兵有二三十人，其他工作人员若干，还有僧、道、喇嘛等陪同下葬。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遗嘱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扣押在浙江奉化，里昂成为张家的密使，也成为赵一荻及张学良幼子的保镖，一大批张学良私人物品被里昂保留，其中包括一张张学良1937年的英文遗嘱。
遗嘱为英文打印版，共计3页，保存非常完好。遗嘱写着：本人张学良、于凤至、赵鸾翔(即赵一荻)，愿意制定、发布并声明以下法律条文作为我的最后遗嘱，用以处理本人在美国的财产，包括纽约的有价证券和现金。本人愿意按照纽约州的法律，依照此文件中指定的内容处置以上财产。
遗嘱称将按照比例分配财产，并指定纽约两名律师作为遗嘱执行人，处理张学良在纽约银行的有价证券和现款。但是笔者发现，遗嘱最终未手写签名。
“历史价值非常高，这是今年非常重要的发现。”张学良史学家、辽宁省张氏帅府博物馆研究室主任赵菊梅看到拍卖图录后，连用“非常重要”形容这些文件、照片。
赵菊梅介绍，这是目前首次发现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立下的遗嘱，在哥伦比亚大学张学良口述史中，张学良从未说过自己写遗嘱，遗嘱说明张学良被羁押后，可能做了“被处死”这样最坏的打算。因此，不管遗嘱有没有最终真正签字，都对研究张学良当时的心态变化有非常好的研究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