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一家被杀经过 国民党为何不给杨虎城平反？
山南慕北 2016-01-15
杨虎城雕像
杨虎城一家被杀经过
杨虎城和张学良于1936年12月发动了“西安事变”，对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实行兵谏，痛陈他们的抗日救亡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判10年徒刑。杨虎城虽暂时逃过处罚，但被逼交出兵权，带着夫人幼子及随员“出洋考察”。
谁料，他一回到国内，就被蒋介石无理拘押了起来。在这10多年的囚徒日子里，杨虎城夫妇及幼子和狱中出生的女儿，大部分时间被监禁在贵州大山深处的息烽。
蒋介石一直固执地认为，“西安事变”的发动，主要责任是杨虎城和共产党，至于张学良，则是“少不更事，误入歧途，受了别人蒙骗和蛊惑”。换言之，在蒋介石心中，杨虎城是“元凶”，他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只是碍于内外舆论，始终不敢下手而已。
“西安事变”后，十七路军已被打乱建制，重新整编，因此，杨虎城的处境特别艰难。3个年纪稍长的儿女虽被共产党妥善安置，但身边的幼子拯中和幼女拯坤一直不能出狱。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息烽集中营被裁撤解散，全部搬去了重庆。过去那些凶神恶煞的特务也主动陪着笑脸，一口一个“老先生”，“恭喜您马上就要毕业了”。可是，当一家人满怀希望来到重庆，却被直接送到歌乐山国民党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单独囚禁。
杨虎城失望之余，终日长吁短叹。夫人谢葆贞更是怒不可遏，常常公开叫骂蒋介石全无心肝，一帮狗特务不是人。一年后，谢葆贞在愤恨中寂然逝去。
1949年1月，蒋介石内外交困，被迫隐退，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
一心谋求“划江而治”的李宗仁，为了显示和谈诚意，上台伊始便宣布释放在押政治犯。他签署命令，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然而，当记者翘首期盼杨虎城出狱这个重大新闻时，却始终不见动静。他们立即赶往重庆市特别政府询问消息。市长杨森装作一问三不知，被问得恼火时，杨森居然答曰：“真是天大的冤枉，我这个市长又不管放人。再说，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
实际上，杨森知晓杨虎城关在何处。杨森早年投身滇军，依靠卖身求荣，逐渐由一名四川军阀投靠蒋介石，获得信任。这个首鼠两端之辈当然不会买李宗仁的账。“那谁管放人?”记者穷追不舍。“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情急之下，杨森脱口而出。
这个第二处实质上就是军统西南站，站长便是杀人魔头徐远举。记者再一次追问到他，徐远举装腔作势道，需要毛人凤出具手续，人在什么地方只有他清楚。
可毛人凤此时正躲在上海族侄毛森的公馆里。李宗仁找不着毛人凤，便命他的保密局长徐志道去“放人”。徐志道根本不知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他答复说，即使知道了，没有蒋介石、毛人凤点头，人仍然放不出来。
毛人凤为应付舆论，忙去溪口请示蒋介石。蒋介石恨恨地说：“马上把杨虎城给我转移到贵州去。”
就在杨虎城望穿秋水，期望获得新生之际，看守组长龚国彦却突然通知他转移去贵阳。
就这样，杨虎城父子三人与秘书宋绮云一家三口在分离十余年后，又团聚了。他们在周养浩和新任看守组长张鹄的监管下，被军统秘密转往贵阳黔灵山下的麒麟洞。
1949年8月的一天，蒋介石从广州飞往重庆。激情作态后，蒋介石撇下8万人的欢迎队伍，夜宿林园，叫来了陪侍的毛人凤。
“杨虎城在什么地方?”蒋介石手捧一杯白水，明知故问。
毛人凤忙答道：“卑职按委座意见，已妥善转移至贵阳。”
“这个……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关了多少乱党分子?”蒋介石又问。
“报告总裁，”毛人凤趋步上前，回答道，“约为450余人。”
毛人凤请示如何处置?蒋介石猛地一挥手，“全部杀掉，一个也别留。”
“那杨虎城呢?什么时候把他送去台湾，张副座(学良)都送了过去。”
蒋介石霍地起身，愤然作色：“这个人早该杀掉了，留下他做什么?”
毛人凤心领神会。8月27日，毛人凤来到了军统位于市中心一座名为“漱庐”的公馆里，亲自召来了保密局西南站站长徐远举和生产处长周养浩。三人密商了起来。
毛人凤单刀直入：“总裁昨天指示我们，立即制裁杨虎城。这个人早该杀了，留至今日只能徒增麻烦。至于怎么制裁，用什么手段，这不同于其他，一定要做得干净利索。”
徐远举不解地问道：“杀掉杨虎城，这应该没多大问题，关键就是杨虎城的两个孩子和秘书一家子该如何处置?弄得不好，纸包不住火，他们会泄露出去。”
“徐处长完全多虑了。”毛人凤咧嘴一笑，满不在乎地挥挥手，“斩草除根，总裁明示，一个也不留，留下来，难道让他们来报仇不成?”
经过一番周密的策划，毛人凤决定将杨虎城等人秘密弄回重庆刺杀。
当日下午，周养浩回到磁器口家中，稍作停留，便来到了白公馆。他令白公馆做过行动工作的看守长陆景清、杨家山等前来密谈。杨家山旋即召来渣滓洞看守长杨进兴、安文芳、杨钦典三人，然后掩上门告辞而去。一个阴险、恶毒的暗杀计划很快成型了。
周养浩不敢耽误片刻，立即报告了毛人凤。次日一大早，毛人凤命周养浩将这三人带到军统位于造石场办事处的礼堂，他要亲自召见。
周养浩遂领着杨进兴三人赶往指定地点，毛人凤虚假作态地同杨进兴三人握手寒暄后，便故作庄重地说：“今天找你们来，是要完成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制裁几个重要人物，要绝对保守秘密，不得泄露。行动时，用匕首，决不能用枪，以免发出声音，暴露目标。”
他环视一眼杨进兴三人，又加重了语气：“事成之后，论功行赏。失败收场，家法从事。”
1949年9月1日，贵州麒麟洞。下午午睡起床后，杨虎城照例坐在门前的一圆桌旁，看起当天的报纸。突然，一阵碎步急促地传了过来，来人满脸堆笑说：“给老先生道喜了。”
杨虎城定睛一看，正是监管他的特务组长张鹄。他下意识地放下报纸，一脸冷峻。
张鹄见他没什么反应，就跨前一步，抱拳贺道：“老先生要重获自由了。周养浩处长已带着委员长的明示来了，准备接老先生出去。恭喜!恭喜!”
杨虎城听罢，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良久，他才平静地问道：“周处长到了贵阳?”
“那自然，那自然。”张鹄一面答复，一面引着杨虎城的视线指向了林中不远处的石阶。
只见一行人簇拥着一个身材纤细单薄的30出头的年轻人正拾级而上。那人鼻梁上架着一副他熟悉的金丝眼镜，崭新的黄呢军便服的领口上，嵌着一颗闪闪发亮的梅花金星。
来人正是周养浩。杨虎城对军统特务素来深恶痛绝，唯独对这位来自江浙水乡、毕业于上海大学法律系的军统少将怀有好感。可是，杨虎城哪里知道，周养浩整人杀人更有一套，令人防不胜防。
“杨将军，”周养浩坐下后，一脸真诚，他取出烟兀自燃上，然后深吸一口，“释放你的消息千真万确，这是委员长的明示。先接你去重庆，在那里他要接见你，走走过场，再去台湾。当然，西安你们是回不去了。不过，退而求其次，台湾也不错。党国上下重要机构、达官显贵都去了那里……你获得了自由，这才是最令人高兴的事。我提前给您道喜了。”
“可也不一定非得去台湾呀?”杨虎城露出了疑问。
“这很清楚呀!”周养浩把双手一摊，“如果现在在重庆让你恢复了自由，怎样安置你?委座会让你去共产党那边?所以，只有送到了台湾，这个事才好办。说句将军不要多心的话，在台湾让你恢复了自由，你最多只能做个寓公，悠然林泉，不问世事，委座才放心。”
就这样，9月5日，杨虎城满怀希望地带着子女、部属与周养浩离开了贵阳。
次日中午，押解杨虎城的车队到达重庆远郊松坝后，一行人简单用过午餐，周养浩一看天色尚早，夜暮渡江的计划无法实施，他又假惺惺地劝杨虎城在松坝小客站内歇息，如提早进入市区，会引起诸多不便。杨虎城见他说得有理，便同意了。
周养浩把他们安顿下后，立即钻进轿车，风驰电掣地朝重庆市区狂奔，甩下杨虎城一行的后两辆车。下午7时，周养浩来到了距重庆市区8公里的海棠溪。
在这里，他遇到了等候多时的负责具体实施暗杀的行动组长杨进兴。周养浩钻下车，一脸疲惫。杨进兴走上前递给他一张毛人凤写就的便条，上面简单写道：
养浩兄，某人交由杨进兴同志率领回渝，兄可先行过江回家休息。
周养浩不动声色地收好便条，朝杨进兴打过招呼，反身上车，先行过江回家轻松去了。
深夜过了江约莫一个小时后，汽车停在了歌乐山脚下。负责接送的那几名特务恭敬地打开车门，搀扶着杨虎城，指着山上那影影绰绰的小洋楼道：“请主任暂在戴公祠住两天，一面等委员长接见，一面等飞机去台湾。”
戴公祠原是抗战之初，戴笠为讨好蒋介石而修建的一座防空别墅。两名特务左右挽住杨虎城，另一人猫腰在前引路。其儿子，刚刚20出头便已花白了头发的杨拯中佝偻着腰，捧着母亲谢葆贞的骨灰盒，沿着陡峭的石阶，跟在父亲身后，气喘吁吁地攀援而上。
杨拯中抱着母亲的骨灰盒被拥进了楼梯旁的屋子。此时，早已埋伏在那里的杨进兴、熊祥、王少山、林永昌等4名刽子手，正握着刀分成两组，隐伏在楼上楼下的房间内。
王少山和林永昌趁杨拯中欲进门之际突然窜出，手持两把利刃，迅即朝杨拯中腰间刺去。“爸!”随着一声惨叫，杨拯中颓然倒下，鲜血一下喷溅在了母亲的骨灰盒上。
杨虎城听到儿子的惨叫，忙转头探看。杨进兴和熊祥一前一后，将两把利刃插进了他胸膛。杨虎城“哎哟”大叫一声，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两组刽子手不由分说，扑上前又狠狠地补上了几刀，然后狞笑着，擦擦手上的血迹，便下山复命去了。
再说随后押送来的第三辆车到了后，秘书宋绮云和夫人徐林侠、他们的儿子————小萝卜头宋振中、杨虎城将军的小女儿杨拯坤被引到警卫室，喘息未定，几个刽子手握着血淋淋的屠刀，闯进房内。宋绮云一下子明白了，他急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话未完，刽子手就扑了上去，一刀捅进了他胸间。宋夫人徐林侠则苦苦哀求特务们放过两个幼小的孩子，特务们哪管这些，一刀刺向了徐林侠。夫妻双双倒在血泊之中。
两个孩子被惊得目瞪口呆，哆嗦成一团。但转瞬间，两个孩子就丧身在屠刀之下。
刽子手行凶后，刀上的血迹尚未凝固，就下山喝酒吃肉去了。不仅如此，他们还瓜分杨虎城随身携带的钱物。为刽子手做饭的伙夫也得到了杨将军女儿的一块银牌。这块银牌正面刻着“长命富贵”4个字，背面刻着“杨先生女公子双月纪念，张止戈”14字。这是将军女儿满双月时，息烽特务团长送作纪念的，不幸今天又落入魔掌。
杨虎城及其幼子杨拯中、幼女杨拯贵，其秘书宋绮云和夫人徐林侠以及他们的幼子“小萝卜头”宋振中等一共8人在重庆戴公祠被杨进兴、熊祥、王少山、林永昌等4名军统特务人员用匕首捅死，并用硝镪水毁灭尸体。
国民党为何不给杨虎城平反？
近年来，杨虎城的孙子杨翰不断致信台湾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要求为其祖父“平反”。且不论为杨虎城“平反”牵涉两岸历史和政治宿怨，单就史实而言，就还有不少障碍。
杨翰认定：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为的是国家民族，后来是被蒋介石下令杀害的。
根据杨翰自己的介绍，他曾几次致信连战和马英九要求为杨虎城“平反”。其理由有三：1、“当年杨虎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完全脱离了党派之争，为的是国家、民族。”;2、“杨虎城及子女、部下是被国民党的总裁秘密下令杀害的。”;3、杨虎城回国是“蒋介石设计了一个诱捕计划：第一步是宋子文发电，引诱祖父‘自动返国’;第二步是祖父‘自动返国’后，宋子文亲自到香港去接祖父，赴南昌后即由戴笠组织拘押。”
杨翰对国民党的具体要求是：“贵党应以文字形式对杨的爱国思想做出评价;对被非法长期监禁，遭到残杀并殃及子女的行为做出交代与道歉。”(见杨翰2006年1月19日给马英九的信)
针对杨翰的要求，连战和马英九都没有做出正面回应，但据台湾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2006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对秘密杀害杨虎城表示道歉：“站在人权和法治的立场，没有经过法庭审理，就私底下把他杀害，实际上是一个冤屈。国民党也应该正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不需要回避的。冤屈错了，就道歉。”
但在谈到“平反”问题时，邵铭煌则表示：“笼统用‘平反’这个词，牵涉到对西安事变的评价。国共两党在对西安事变的评价上是存在分歧的。杨瀚的意思，是要连西安事变一起‘平反’。我个人认为，西安事变是历史事实，没有‘平反’的问题。”同时，他认为首先要弄清楚两个问题的真相：1、“既然西安事变后杨虎城答应并且事实上也出国了，为什么又回来?这个疑问，杨瀚和杨天石都没办法回答。……目前的证据也还没有提供真相。”2、“1949年杨虎城在重庆被杀害时，大陆局势已经非常紧张了，到底谁下令或同意做这个处理?很多人都说是蒋介石，但这个也没有证据。杀害是事实，但这种政治上的事件，我们都知道，很多未必是最高当局下的令。”邵铭煌说：“这两个问题的真相不弄清楚，让国民党做个表示，时间还不到。”
从上文可以看到，双方在三个问题上意见几乎完全相反，这就成为让国民党为杨虎城“平反”无法跨越的障碍。
障碍一：两岸学术界对杨虎城与“西安事变”之间的关系仍存在分歧
关于“西安事变”，杨翰认为“‘西安兵谏’结束了长达10年的国共内战，促成了两党的二次合作，为全国的团结抗战奠定了基础。”(见杨翰2005年5月给连战的信)从结果来看的确如此，这也是张、杨二人一直以来被大陆官方褒奖的原因。但两岸学术界对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仍存有分歧。如根据大陆学者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一书的研究，要说“当年杨虎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完全脱离了党派之争，为的是国家、民族”，则的确有些牵强。从西安事变前杨氏的种种举动来看，真正让杨虎城下决心发动西安事变的，是蒋介石对他的逼迫和削弱，与抗日救国关系不大。
障碍二：杨虎城回国到底是否受蒋介石诱骗还没搞清楚
针对杨虎城出游欧美又回国一事，杨翰认为是“蒋介石设计了一个诱捕计划：第一步是宋子文发电，引诱祖父‘自动返国’;第二步是祖父‘自动返国’后，宋子文亲自到香港去接祖父，赴南昌后即由戴笠组织拘押。”这一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呢?查阅其所著《杨虎城大传》和其他文章，其依据无非以下4点：1、促成杨虎城回国的直接原因是1937年10月2日宋子文经日内瓦发给杨虎城的一份电报：“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盼复。”据王根僧回忆，杨虎城本人也表示是因为“宋复电表示同意才决定回国”的。2、杨虎城到香港后曾与宋子文长谈;杨从香港去长沙的机票也是宋子文给的;蒋介石给杨虎城“派戴笠迎接，到南昌相见”的电报也是宋子文转交的;同时杨虎城还曾在1937年11月30日向其部下、朋友宣布说：他得到宋子文的保证，要先去南昌见蒋委员长，接受任命，然后回西安。3、戴笠在软禁杨虎城的整个过程中，“每日都向蒋介石发电汇报请示，这些电文都存在台湾‘国史馆’中。”
那么，这些能否作为认定蒋介石派宋子文“诱骗”杨虎城回国的依据呢?显然不能!首先，宋子文给杨虎城发的是询问电报，到底是“试探”还是杨虎城所理解的“同意”回国，缺乏判定的证据。而且这封电报中的“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究竟是宋子文自己的判断，还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从电文中也看不出来。还有，杨在无法判断宋子文电文真正用意的情况下，竟然没有再做详细询问，也未向国内其他人咨询，更未直接请示蒋介石，就“贸然”决定回国，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其次，杨虎城到达香港后，无论是其行程安排还是所谓收到蒋介石的电报，都是宋子文转达或转交，都无法证实是蒋介石的意思。再者，虽然戴笠在软禁杨虎城的整个过程中“每日都向蒋介石发电汇报请示”，但究竟是蒋介石有意“诱骗”杨虎城回国并将其软禁，还是在得知杨虎城执意要“自行返国”的消息之后才决定将其软禁的，也不得而知。据沈醉的说法是：“当杨启程返国消息传来，蒋立刻电召军统首脑戴笠去南昌，当面指示办法。”也就是说，杨决定回国在前，蒋密令戴笠采取措施在后，显然无法证实事先“策划”一事。
障碍三：说“蒋介石下令杀害杨虎城”缺乏证据
有关蒋介石直接下令或同意杀害杨虎城的说法，总结起来大概有三个版本：
版本一是杨翰本人的说法：“祖父的被害，无疑是蒋介石下令的。因为祖父被关押期间，蒋介石非常关心他的关押。在军统局的时候，戴笠给蒋介石都有单独的电报报告关押祖父的情况，电报我都找得到。1947年，祖父得胆结石做手术，在住院期间，保密局给蒋介石打了三份电报，连体温、手术情况及手术后的恢复情况都给蒋介石有专报，足以说明蒋介石对祖父的关注。这与蒋介石是否下令杀害祖父有直接关系，对这么一个人，他最后的处理，保密局不可能不给蒋介石通报。就连祖父发烧多少度、体温多少都要报告给蒋介石，这个会不报吗?”因此，他认定“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亲自从广州飞抵重庆召开会议，决定了要在重庆把祖父和其秘书宋绮云两家六人秘密杀掉。当时是毛人凤到重庆传达蒋介石命令，要处决祖父。”
版本二是罗学蓬在其所著《红岩密档——B类(敌特、叛徒类)档案解密》的“杨虎城被杀真相揭秘”一章中讲到：“1949年8月，蒋介石偕毛人凤等由台湾飞抵重庆，一到重庆，就指示毛人凤将关押在集中营的政治犯择重要者杀掉一批。当毛人凤请示是否将杨虎城押送台湾时，他咬牙切齿，恨恨地说道：‘这种祸国孽臣，还留下干什么，早就该杀掉了!’毛人凤饬令西南特区清理积案，并对徐远举和二处行动科长雷天元说：‘总裁指示要将杨虎城杀掉，……不久张学良也准备干掉。你们要将过去所逮捕的共党分子择其重要者先杀掉一批。’”后来此说法还被演绎成了“1949年8月，蒋介石从台湾飞临重庆，指挥战事。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请示道：‘杨虎城如何处理?’蒋介石回答说：‘杀掉，早就该杀掉了。’‘那两个孩子(指9岁的宋振中、6岁的杨拯贵)怎么办?’蒋介石把桌子一拍说：‘留下干什么?’他还反复叮嘱，要把杨虎城解回重庆秘密杀害。”这也是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
第三个版本出自沈醉的《杨虎城被囚禁和被杀害的经过》一文，文中提到杨虎城是“在蒋介石亲自策划下被惨杀”。
首先，杨虎城是被国民党特务杀害这一点是肯定的，台湾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也承认：“被杀的问题，绝对在人权、法治上是不适当的。这个是不用去回避的。没有经过法庭审理，就私底下把他杀害，实际上是一个冤屈。国民党也应该正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不需要回避的。冤屈错了，就道歉。”可见，两岸对此事是没有异议的，因此杨翰向马英九提出的让国民党对杨虎城“遭到残杀并殃及子女的行为做出交代与道歉”的要求应该得到满足。
而对于杨翰“贵党应以文字形式对杨的爱国思想做出评价;对被非法长期监禁杨做出交代与道歉”的要求，因为存在上述三个障碍，还牵涉两岸对“西安事变”的评价问题，显然要麻烦的多。特别是对国民党而言还牵涉“政治性层面的事情”，就更加复杂了。诚如原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鹏仁所说：“对西安事变的评价，这些年也没有什么变化。国民党会给杨虎城平反么?我个人认为，不大可能。我想国民党本身可能暂时不会谈这个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民党就应该对此事置之不理，对于邵铭煌所提出的两个难题，显然国民党更有责任去搞调查清楚，以早日给杨虎城的家人一个合理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