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世宗柴荣出身之谜 柴荣是怎么死的
新之助 2016-01-15
后周世宗柴荣在位时间仅五年零六个月，但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加强中央集权，增强军事实力，试图统一中国。他整顿内政，疏通汴水，赈济淮南，均定田租，取得了很大成就。他之所以能这样做，究其实与其出身商人并长期行商有关。
后周世宗柴荣出身之谜
郭威的圣穆皇后是柴荣的姑姑，因此郭威实际上是收养了自己的内侄为子。柴荣的生身父亲是柴守礼，长期以来一直定居于洛阳。仗着自己与皇家的关系，柴守礼十分恣横，还曾经在市里杀人，洛阳人特别怕他。一些人认为柴守礼固然因为自己是国舅兼皇父的特殊身份和政治地位才敢这样做，但同时也是他地方豪强横行乡里旧态的复发。
唐代后期的豪绅大致可分成三种，一种是具有优越政治地位的贵族或官僚，一种是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豪强，另一种是拥有大量货币财富或大量动产的富商。柴荣家里的情况属上面的第三种，这是个牟取货币财富为主要目的的富商家庭。因为郭威之妻柴氏嫁给郭威后，曾用大量的金、帛资助郭威，她拥有雄厚的资财，这正是富商拥有财产的特点。柴氏早年要跟郭威结婚，家里父母反对，柴氏自作主张，坚持要嫁给郭威，其父母最后只能同意。在处理家里的财物上，柴氏出嫁时把一半财产给父母，另一半留给自己，掌握着财产的分配权。在当时贵族、官僚、士人家庭和一般农家的女子，女孩子往往在财富和婚姻问题上任人摆布，而柴氏敢作敢为，有见识，掌握家庭财权，拥有特殊地位，看上去这样的家庭很像是商人家庭。柴氏只有一个哥哥，而柴守礼似乎只有一个儿子柴荣，柴守礼会将自己惟一的儿子过继给柴氏，这说明柴氏在家里很有地位。家庭成员内部关系的这种样子，决不会是贵族、官员的家庭，而很有可能是一个富有财产的商人家庭。邢州自古以来多富商，柴氏祖上一直生活在邢州龙冈，至五代时柴家在邢州已生活了好几代，看上去完全是一个世代经商的家庭。
柴荣早年长期经商。《旧五代史》说他“悉心经度，赀用获济”，其实就是讲他经商赚了很多钱，满足了郭威需用的资金财物。从《五代史补》等书看，柴荣不仅仅是一般性地从事过经商，而且还是一个精通此道的大商。他曾经与邺中大商颉趺氏一起到江陵贩卖茶叶。半路上两人碰到了一个王处士，遂让他看相。王处士说柴荣有当皇帝的相，柴荣认为王处士无非在吹牛。他与颉趺氏喝酒时说:“王处士认为我能当皇帝，如果真的当了，你想要什么官?”颉趺氏说:“我已经做了三十年的商贾，常常来往京洛，一直见到税收官坐而获利，每天输纳进去的税收，可以和商贾数月所赚的利润相匹敌，我内心十分羡慕这个官职。如果你能做皇帝，我想要做个京洛税官。”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柴荣估计在二十岁上下，而邺中大商颉趺氏起码有五十左右了。两人年龄差别很大，而文中两人的地位好像十分平等，所以柴荣在这里不可能是颉趺氏的从属，而是两个同路到产茶区收购茶叶的商人。颉趺氏是个年高多财的大商，柴荣能与他一起经商，其经营的规模当与其相仿。
一些专家推断，柴荣约在十五六岁时就开始经商，协助或参加了姑母的经商活动，至其26岁那年出任军职，柴荣的经商生涯持续了约十年左右。柴荣的经商其实是柴氏家族世代业商的延续。
正由于柴荣出身于商人，活动区域很广，接触社会各个方面比较广泛，对政治、军事、经济形势变化十分敏感。他的行商经历对他认识社会，体察民间疾苦，了解吏治腐败以及增长实际才干，都起到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
周世宗是怎么死的？事必躬亲最终英年早逝
周世宗柴荣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养子，因此也叫郭荣，二人都是贫下中农出身，所以深知民间疾苦，一旦掌权，知道怎样做事才能让老百姓拥护。特别是柴荣，成为皇帝后，获得的评价很不错。司马光在拿他和五代时期另一个能力较强的帝王后唐庄宗相比时，说：“世宗以信令御群臣，以正义责诸国……其宏规大度，岂得与庄宗同日语哉!《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世宗近之矣。”(《资治通鉴》第二百九十四卷)说他接近《尚书》所说的那个标准了，可见评价之高。
然而，能干如斯的周世宗，却在当了六年皇帝之后，壮志未酬，英年早逝。按照周世宗自己的人生规划，他还有许多大事要做，毕竟国家尚未统一。如果不是死得太早的话，以他的能力，在当时之世，统一的大任很有可能落到他头上。可是，历史毕竟无法假设，后人只看到，周世宗的部下赵匡胤捡了个现成便宜，在周世宗的政绩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另一个主要朝代宋朝。而仅当了数年皇帝的周世宗，却因后周的历史过于短暂，在历史的星河里黯淡了。
周世宗的死因，《资治通鉴》没有作过考证，但是，有一件事情，也许与他英年早逝有关，这也是周世宗一生最大的缺憾。
周世宗刚上台时，亲自率军和北汉打了一仗。当时，众朝臣纷纷反对他这样做，但周世宗没听从，结果大获全胜。从此，周世宗大小政事全由自己亲自决定，文武百官只有接受命令的分儿。身居皇帝高位，却想包揽天下事务，长期这样操劳过度，不累出病来才怪呢。周世宗的英年早逝，会和这毫无关系吗?
就算“包打天下”的做法没有“打”坏周世宗的身体，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这种做法延续下去，将给后周的管理埋下严重的隐患，国家迟早会垮在这上。
一个人包打天下，自身的潜能倒是能发挥到极致，但另一方面，却挫伤了多数人的积极性，消除了来自多方面的力量。这样做到底值不值?这应该是个很简单的算术题，可惜周世宗太“忙”了，没有时间去算一算。
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包打天下，将会使管理制度永远没办法“立”起来。治理国家(或一个具体的单位)，首先需要的是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以制度管人管事。而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某个人身上，是十分不可靠的，碰到周世宗这样能干的人，尚可支撑下去，碰上周世宗继位的儿子——七岁的周恭帝柴宗训，政权不就三下五除二被赵匡胤夺去了?后世的明朝也有类似的做法：朱元璋废除了丞相的职位，以皇帝兼任这份重要工作(皇权相权通吃)，在朱元璋、朱棣父子手上还吃得下(毕竟这二人能力不同常人)，后来的皇帝就根本吃不消了，到头来连皇权都未必抓得牢。清朝也没有以前那种“宰相”，皇帝的工作量比任何一个朝代都大，结果自己累得苦又怎么样?还不是吃力不讨好，国家就是富强不起来，而且大步走着下坡路。这些和周世宗一脉相承的做法足以证明，即使周世宗统一了全国，再当三五十载皇帝，后周也不可能长治久安。
周世宗的未竟事业在今天看来已无所谓惋惜不惋惜，但他身上的这个缺憾，对群众、对干部都有启示，那就是：工作要认真做，身体也要好好爱护;自己的潜力要充分挖掘，别人的积极性也要大力激发，众人拾柴火焰高，多几个人出力，事情总是更好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