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烟阁功臣高士廉简介 高士廉修订氏族志
新之助 2016-01-14
高士廉
高士廉才望素高，操秉无玷，保君臣终始之义，为子孙袭继之谋。德范宏深，风猷远著，道高廊庙，望重勋贤。
高士廉简介
高士廉(575年-647年)，名俭，字士廉，以字行，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高士廉年轻时很有器量，对文史典籍也有所涉猎，与司隶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崔祖浚是忘年之交，因此得到公卿的赞许。但他认为自己是北齐宗室，不宜广交名流，于是隐居在终南山，闭门谢客。隋炀帝大业年间，高士廉出任治礼郎。公元609年(大业五年)，高士廉因妹夫长孙晟病逝，便将妹妹高氏接回家中，并厚待外甥长孙无忌、甥女长孙氏。后来，高士廉发现李渊次子李世民才华出众，便将甥女长孙氏嫁给他，这就是后来的文德皇后。
公元613年(大业九年)，兵部尚书斛斯政逃奔高句丽。高士廉因与斛斯政有交往，受到牵连，被贬为朱鸢县主簿。高士廉事母至孝，因岭南地区瘴疠严重，不能带母亲同行，便将妻子鲜于氏留下，代自己奉养母亲。他又想到妹妹没有着落，就卖掉大住宅，买了小住宅安顿妹妹，并把剩下的钱分给母亲和妹妹，自己轻装上路。
当时，天下大乱，朝廷诏令难以到达岭南，交趾太守丘和便委任高士廉为司法书佐。618年(武德元年)，钦州俚帅宁长真率军进攻交趾。丘和打算开城投降，高士廉劝道：“宁长真兵马虽多，但孤军深入，肯定坚持不了多久。再说城中兵力足以抵御敌军，为什么要投降他呢?”丘和于是任命他为行军司马，让他迎击宁长真。宁长真大败，只身逃脱，军队全部投降。
后来，高士廉随丘和依附萧铣。公元621年(武德四年)，丘和、高士廉前往江陵朝见萧铣，途中听闻萧铣被唐军主帅李孝恭击败，便转而投降李孝恭。公元622年(武德五年)，高士廉与丘和奉表归唐，被任命为雍州治中。当时，李世民正担任雍州牧，因高士廉是自己妻子的舅舅，而且素有声望，对他非常器重。公元626年(武德九年)，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矛盾加剧，高士廉与长孙无忌、侯君集等人日夜劝谏李世民，欲诛杀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来，高士廉释放在押囚犯，发给他们武器，并与他们赶到芳林门，配合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李世民被立为太子后，任命高士廉为太子右庶子。
公元627年(贞观元年)，高士廉升任侍中，封义兴郡公。后来，黄门侍郎王珪将密奏托付给高士廉，让他呈递给唐太宗。高士廉却将密奏扣下，因此获罪，被贬为安州都督，后调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当时，蜀地民俗轻薄，百姓都害怕鬼怪而厌恶病人，对病情危重的父母，大多不亲自伺候，用棍棒挑着食物，远远地递给他吃。高士廉到任后，因势诱导，使得风俗得以改观。高士廉还在秦时李冰疏浚的汶江之外，又挖掘一条新渠，让蜀地百姓大获其利。此外，他又用空闲时间组织诗文辞赋之会，还让儒生研讨儒家经典，勉励青年学生，以致蜀中蓬勃办学。
公元631年(贞观五年)，高士廉回朝，任吏部尚书，进封许国公。高士廉善于鉴别人才，又熟悉门阀之事，凡是他任用的官员，无不称职。公元635年(贞观九年)，唐高祖驾崩。高士廉以代司空之职，负责皇陵事宜，不久加封特进、上柱国。当时，山东士族性好矜夸，虽已没落，仍依仗祖辈地位，嫁女之时多要聘礼。太宗认为此事有伤教化，遂命高士廉与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人刊正姓氏，编撰《氏族志》一百卷。《氏族志》编修完成后，高士廉被加封为同中书门下三品。638年(贞观十二年)，高士廉以佐命之功，封申国公，世袭申州刺史。不久，高士廉升任尚书右仆射，后代理太子少师，主管选用官吏之事。642年(贞观十六年)，高士廉加授开府仪同三司。643年(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将高士廉的画像挂在凌烟阁上。不久，高士廉上表请求致仕。唐太宗免去高士廉尚书右仆射之职，让他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代行中书门下职务。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东征高句丽，让皇太子李治监国，留守定州。高士廉被任命为太子太傅，主持朝政。公元646年(贞观二十年)，高士廉患病，在唐太宗登门探望时，谈起自己的一生经历，哭着与太宗诀别。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正月，高士廉病逝，终年七十二岁。追赠司徒、并州都督，谥号文献，陪葬昭陵。公元649年(贞观二十三年)，唐高宗继位，追赠高士廉为太尉，并将他的灵位放在唐太宗的宗庙中。
高士廉修订《氏族志》
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对宰相房玄龄谈到近代士族卖婚弊病时，提出了“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的建议，接着就下令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负责修订，以便“刊正姓氏”，撰为《氏族志》一书，打破了以往纯以郡姓作为门第等差的传统，具有进步因素，也是符合当时新旧士族阶级变化状况的。
唐初士族，主要有四个地域集团，并各有所尚：山东士族尚婚娅，江左士族尚人物，关中士族尚冠冕，代北士族尚贵戚。关陇集团入隋后开始解体。李唐起自关中，唐初关陇集团消失。江左和代北士族，至唐朝已经没落；以崔、卢、郑、李、王为首的山东士族，虽经农民战争打击，但根深蒂固，到唐朝时，仍有一定势力。唐太宗的大臣房玄龄、魏徵都争相与山东士族联姻，山东士族依然保留着他们的社会地位。士族势力的强大，对皇权不利，唐太宗尤其不能容忍山东士族凌驾于皇族之上。为此，他命高士廉等刊正姓氏，修撰《氏族志》。
贞观十二年（638年），《氏族志》修成，仍列山东士族崔民干为第一等。唐太宗看后，很是不满，他指出：山东士族“世代衰微，全无冠盖”，而靠以婚姻得财，“不解人间何为重之？”他命高士廉等重新刊定，并指示“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新修订的《氏族志》“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基本贯彻了唐太宗的指示，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崔民干被降为第三等。
唐太宗修《氏族志》，表面上是继承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谱学传统，实际并不如此。在魏晋南北朝时，谱籍是选官的根据，划分门第是看历代做官的情况而定，列为门阀的，都是累世冠冕之家。而《氏族志》打破了以往纯以郡姓作为门第等差的传统，至于划分门第等级的标准，更不考虑过去做官的情况，只看在唐朝的官爵高下。这些变化首次触动了以往的门第等级，具有进步因素，也符合当时新旧士族阶级的变化状况。但必须指出，唐太宗的“尚官”原则，只是代替魏晋以来“尚姓”的修谱标准，不等于否定了门阀观念，而是更多侧重扶持统治集团，调和门阀间鸿沟以期保持大体平衡。唐太宗的“尚官”原则在当时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由于他想搞新门阀与世封制，结果必然趋向保守。据此，既不能把他的新门阀观与旧门阀观混为一谈，也不能把两者截然对立起来。
通过修《氏族志》，使一部分做官的庶族地主取得了士族身份，没落门阀士族受到进一步打击，只有关陇士族大致保持了旧日地位。唐太宗达到了扶植庶族地主、压抑门阀士族，加强皇权、巩固统治的目的，并为30年后颁布《姓氏录》，彻底否定传统的门阀制度打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