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竟是“特务头子”！周恩来手下的特工精英
山南慕北 2016-01-14
关于周恩来很多人知道他曾是我们的总理、外交部长，但他一手创办中共情报组织一事还是知者不多。简单来说，周恩来竟是“特务头子”，而他手下的特工更是所向披靡。周总理不愧是“文可安邦，武可定国”之人。
周恩来竟是特务头子
周恩来一手建立了中国最早的情报工作体系，他其实是中国最大的特务领袖（“特务”一词由中国发明，本意指承担特殊工作的情报和保卫人员，结果因为宣传的原因，特务似乎成了坏蛋的代名词）。他选派胡底、钱壮飞、李克农（史称“龙潭三杰”）早早打入国民党内部，在最危难的时刻挽救了（1927年之后，周恩来在上海领导中共特科的工作，特科保卫处长被捕叛变，供出了中共所有核心人员的名单和住址，龙潭三杰及时侦查通报，中共才躲过此劫），后来周恩来主持抗美援朝的和平谈判，而李克农是全权代表；他在胡宗南身边安插了高级间谍熊向辉，发展傅作义的女儿加入....中国历经磨难的成长历程中，周恩来不仅仅是大管家，还是侍卫总管，令人难以想像。
1927年11月至1931年12月的4年间，周恩来在上海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创建和领导了中央特科。他以高超的智慧、过人的精力和缜密的部署，运筹帷幄，决胜于秘密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情报和政治保卫工作的开创者，并写下一篇充满挑战、惊险与传奇色彩的壮丽篇章。
为了便于伪装，周恩来畜起了长须，代号“胡公”，成为中共隐蔽战线的最高统帅。周恩来为他亲手建立起来的地下情报组织制定出严格的保密纪律，所有参加者之间彼此都是单线联系，各自活动的内容必须守口如瓶，严格保密，不可以向包括亲属在内的任何人泄露。
当时党内接头的时候，下级找上级一般很不好找。为什么呢，因为下级大多数都不知道上级的住所，而且按规定也不允许你知道上级的住所。联络的时候往往是单线联络，特别是越级联络。我只能直接知道我上边的接头人。最高的领导人来讲，一般不会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而且按规定也不允许你越过你的单线联系人再去找他。这就防止一个人除了问题牵连到很多住址的破坏。
当时要求只能是发生竖的关系不能发生横的关系。按陈养山的回忆，他在特科是负责搞情报的，但是党组织叫他搞情报。它属于哪一个部门？领导谁领导好多年，他都不知道。后来他才知道，党中央有个特科，它实际上工作的地点是特科。据他讲他是八年之后他才知道，但是他那个时候也能见到周恩来。他也担负很重要的工作，但是他所为之工作的这个机构的名称，他都不知道。
早在中央特科成立之前，周恩来就已经注意并开展政治保卫工作。为了培养政治保卫干部，1926年9月，党中央派遣顾顺章和陈赓等去苏联学习政保工作。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迫于形势的需要，1927年5月，由周恩来主持在武汉成立特务工作处，下设特务、情报、保卫等四股，以情报工作为主。这是中共中央最早设立的政治保卫机构，当时周恩来任军事委员会书记，王一飞任秘书长，聂荣臻任参谋长。特务工作处在当时的国共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汪精卫参加郑州会议，蒋介石、冯玉祥徐州密谈等重要情报都是特务工作处事先获得的。
1927年9月以后，党中央机关由武汉迁至上海。11月9、10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书记，并负责筹建“中央特科”。此后，周恩来主持设计，对中共中央政治机构进行调整，将“特务工作处”扩建为中央特科，中央特科由此正式建立。
中央特科建立以后，周恩来立即着手健全其组织机构，至1929年特科已臻完备。特科逐渐建立起四个科，即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交通科。特科的基本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各科各司其责：总务科成立得最早，科长是洪扬生，顾顺章事件后由欧阳钦担任。该科的工作非常琐碎，但又极其重要。它的经常性工作主要有三项：设立机关，布置会议，营救被捕同志和组织安抚事宜。情报科长为陈赓，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了解敌人的动身，还筹款等。行动科约建立于1928年4月，科长初为顾顺章，后由谭余保担任，任务是严惩叛徒特务首恶。交通科又称无线电通讯科，1929年增设，科长李强、张沈川，任务是尽快研制无线电台，为红军和党的白区工作装上现代化的“飞翼”。中央特科的体制十分精干，有着高度的机动性和强大的战斗力。周恩来既是特科的总决策者，又是实际负责人。
中共“六大”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特科的各项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为了培养政保干部，1928年春，中央在上海举办秘密工作学习班，由周恩来亲自讲授如何保卫自己、打击敌人的基本方法。由于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时已了解中共秘密活动的一些方法，因此，8月19日，中央要求各级组织设立“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以保障各种革命组织的存在和发展”。1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组织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领导特科和全国隐蔽战线的工作。由于向忠发和顾顺章的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有限，因此，周恩来是中央特委的核心领导者。在他的领导下，特科展开了有声有色的工作。
周恩来手下的特工精英
周恩来统率下的特科，藏龙卧虎，精英荟萃，人才济济，高手如云。特工个个身怀绝技，机智应变，胆色超群。这支中共隐蔽战线上的精锐“特种部队”，在中共一次又一次的历史转折关头，发挥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如果不是红色特工的努力，中国革命不但遭受更大损失，甚至党的历史也可能不是如今所写的那样。有人甚至推断，有了红色卧底，第二次国共内战提前了3至5年结束。在中共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既有无数共产党人战斗在枪林弹雨中，也有无数共产党人战斗在敌人心脏里，后者就是被人们称为“铁心虎胆”的红色情报战士。他们真实而又极富传奇的特工历程，惊险曲折，动人心魄，足以令那些刻意杜撰的侦探间谍故事黯然失色。
钱壮飞，国民党特工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中共特工前期“龙潭三杰”之一，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初考入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主办的上海无线电训练班，因成绩优异而得到徐恩曾的信任。徐恩曾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后，留钱壮飞在身边担任私人秘书。1929年12月，徐恩曾任国民党中组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主任，任命钱壮飞为机要秘书。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武汉行营和特务机关连续向蒋介石、徐恩曾发出顾顺章叛变的电报，均被钱壮飞截获。钱壮飞立即派人赶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警。周恩来、陈云等采取紧急措施，迅速转移全部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共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驻上海机关，使党组织避免了一场特大灾难，为保卫中共中央作出了重大贡献。1931年，钱壮飞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二局副局长。1935年3月，在红军长征南渡乌江时失踪。有一说是遭敌机袭击牺牲，有一说是被国民党特工秘密缉捕。建国后，周恩来曾经多次谈到，如果没有钱壮飞、胡底和李克农等“龙潭三杰”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存在了。
胡底，国民党天津特务机关负责人。中共特工前“龙潭三杰”之一，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和钱壮飞、徐光华合办光华影片公司，借此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7年冬天，胡底和钱壮飞一起离开北京转移到上海。1928年经钱壮飞介绍，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1929年打入南京的特务机构，得到徐恩曾的器重，第二年被派往天津筹建长城通讯社并出任社长，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北方的分支机构。从南京、天津方面获得的重要情报，钱壮飞和胡底就立即报告给在上海的李克农，由李克农通过陈赓及时转报中共中央。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的那天晚上，李克农用暗语给胡底发了一个密电。胡底接到电报后，马上乘坐外国轮船脱身离开天津。1931年8月胡底从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先后担任政治保卫局预审科科长和中革军委侦察科科长。
李克农，国民党上海特务机关特务股股长。中共特工前“龙潭三杰”之一，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化名李泽田考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徐恩曾经深入考察，对李克农产生信任。不久，李克农升任特务股股长。1931年4月25日深夜，李克农接到钱壮飞派人从南京送来的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投敌的密信后，急忙与党中央联系，可这天不是与陈赓接头的日子。在夜幕下，李克农行色匆匆，找了一处又一处，最后终于找到了陈赓。接着，两人又一起找到了周恩来，迅即对有关人员进行了转移。不久，李克农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先后任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红军工作部部长等职。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央社会部部长等职。毛泽东说：“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大特务。”
熊向晖、陈忠经、申健是中共特工后“龙潭三杰”。周恩来采用“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精心安排熊向晖、申健、陈忠经等三人，构成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最重要的间谍网之一。1937年12月，熊向晖“打进”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的部队。1939年3月在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毕业后，担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1943年，熊向晖获得蒋介石调遣胡宗南所部进攻陕北地区的战略部署情报，立即报告了延安。中共中央及时向外界揭露了这个阴谋，使之破产。1946年，胡宗南率领20多万军队进攻中共军队太岳兵团，遭到了惨败。1947年初，胡宗南率领30多万人大举进攻延安，仅占领了一座空城，连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影子都逮不着，反而接连吃了败仗。熊向晖及时准确送达中共中央的胡宗南调兵遣将的密电码和军事情报起了重要作用。周恩来称赞道：“真是好样的！在关键时刻保卫了党中央。”毛泽东夸奖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1947年7月，胡宗南派遣熊向晖、陈忠经、申健赴美国留学后，知道了熊向晖等人的真实身份，气得暴跳如雷。1949年11月，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原国民党高级官员在中南海勤政殿看见熊向晖走进来，亲切地问：“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哈哈大笑说：“他可不是起义，他是归队。今天，我请大家来，一是和你们聚聚，谈谈心，二是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熊向晖是1936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是我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众人大为惊讶。国民党前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感叹说：“怪不得胡宗南老打败仗。”
段伯宇是蒋介石侍从室任兼总统府军务局少将高参。抗战初期在国民党32军任职，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调到重庆后，周恩来秘密约见谈话，指示他长期在国民党军队潜伏，并建立指定他与中共地下党建立单线联系。段伯宇在国民党陆军大学第七期特别班毕业后，进入蒋介石侍从室工作，后任总统府军务局少将高参，一直在国民党高层从事刺探情报工作，并策反了万建蕃、贾亦斌、刘农畯、宋光烈、宋健人、王海峤、嘉瑞等一批国民党军队将领，在战事进入关键时刻率部起义。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打算把他的最精锐的核心部队——现代化伞兵三团，调到台湾担任自己的警卫部队。上海地下党得到这个情报后，指令段伯宇具体负责伞兵团的起义工作。经过段伯宇的周密策划，伞兵三团于1949年4月15日利用从海上撤退福建的机会，转舵北上，在海上起义，安全抵达连云港。
谢和赓是白崇禧身边的中校机要秘书。1933年在北平读大学时经宣侠父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奉命打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先后任冯玉祥和吉鸿昌的秘书。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周恩来派他以特工代号“八一”，回到广西老家，利用与白崇禧岳父“世交”的关系打入桂系军阀上层。抗战爆发后，白崇禧到南京就任副总参谋长，任命谢和赓为中校机要秘书，致使桂系军政机密情报尽收延安中共领导机关的秘密阅览档案。在武汉时，谢和赓为白崇禧起草的《全民性全国军事总动员纲要》。白崇禧大加赞赏，并将文中的某些意见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一时成为抗日名言。另外，白崇禧著名的《军队政治工作与群众政治工作之关系》讲演稿，就是谢和赓在周恩来亲自推敲文句以及李克农的协助下完成的“杰作”。1942年，国民党政府派谢和赓去美国国际事务研究所留学，中共指令其继续从事情报和统一战线工作。1954年底，被美国移民局逮捕，后被驱逐出境回国。
赵荣声是卫立煌的少校秘书。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春去延安，在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任通讯组组长。1938年春节，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来给朱德总司令拜年。赵荣声前去采访，写了《西线上的一个盛会》在《群众周刊》上发表，引起卫立煌的赏识。他向秘书刘毓珩询问作者情况，说：“为什么能干的青年都跑到八路军那里去了？你能不能把他找来，到我们司令部当秘书？”原来刘毓珩与赵荣声同乡，也是中共特工。于是，刘毓珩表面给赵荣声写信动员，暗中通过中共组织调派，卫立煌随即任他为少校秘书。1938年2月，周恩来指令赵荣声除刺探情报外主要进行统战活动。赵荣声果然不辱使命，成功地策反了卫立煌。当卫立煌突然提出参加共产党的问题时，赵荣声请示中共高层，得到的答复是：卫立煌留在国民党将比马上加入中共的贡献更大。抗日名将卫立煌在国共内战时期，以实际行动明中暗里地表现了他的亲共反蒋情结。
阎又文是傅作义的随身机要秘书。1938年秘密加入中共。1939年在延安训练结业后，周恩来派他到西北军阀马鸿逵部，不久，阎又文寻机转投傅作义。由于阎又文才华出众，文笔锋锐，机智过人，加上同乡关系，很快取得傅作义的信任，任傅作义的机要秘书，后升任少将新闻处长，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按照上级指示，阎又文长期不与组织发生联系。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阎又文这个高级卧底一直没有被启用。直到国共二次内战爆发，周恩来才派“绝密单线”重新与阎又文接上关系。1947年底，傅作义升任华北“剿总”总司令，手握60万重兵坐镇北平。当中共兵临北平城下时，蒋介石的特使轮番飞到北平，拿着蒋的“手谕”命其南撤。傅作义顾虑重重，摇摆在战、和之间，情绪极不稳定。这时，阎又文的策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向傅作义提出了多种设想：你不率部南撤，蒋肯定生疑；丢了华北去南方，蒋也不会饶过你。如果与中共决战，结果是生灵涂炭，古都毁于一旦，你也就成了千古罪人。所以只有“和平解决”一条出路。为稳住老蒋在华北的40万嫡系部队，可公开表示坚决打下去。暗中继续与共产党谈判，和平解放北平。傅作义权衡再三，终于作出了“放下武器”的选择。
李时雨，汪伪政府上海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打入东北军，后又潜入西安“剿总”第四处，任中尉办事员。1936年以天津高等法院检察官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1939年冒充国民党北方代表参加了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40年3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被任命为立法委员。李时雨取得了陈公博的“信任”和“重用”，兼任过伪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和军法处长、伪清乡委员会办公厅第四处处长、伪上海警察局司法处处长。利用职务之便，搜集了许多敌伪方面的重要战略情报，同时密送国共两党的谍报机关。日本投降后，李时雨又打入军统内部，任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第二组少将组长，在特务头子戴笠的眼皮底下接触到大量军事和政治的机密，其中有不少国民党国防部对军队调动的命令、蒋介石对某军事长官的指令、部队番号、兵员人数、指挥官姓名，以及军统特务在各大城市如何侦破我党地下机关，监视、追踪某进步人士等等。这些反映国民党军情、政令的机密，通过电波传到延安。使中共中央及时而又详实地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特工的动向。嗅觉灵敏的戴笠发现了李时雨的一些疑点，列为重点怀疑对象。因证据不足，戴笠没有把他逮捕。戴笠飞机失事后，李时雨因军统内部争权夺利而遭逮捕。李时雨大骂特务迫害党国特工人员。由于没有事实，军统不可能对李时雨定“共谍”罪，只有以“汉奸”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7年零6个月。1949年2月被取保释放后，在上海以汇中企业公司副总经理的名义从事地下工作。
沈安娜,，蒋介石身边的机要速记员。1932年入读上海南洋商业高中，结识了中共特工华明之，后结为夫妻。1938年沈安娜找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周恩来认识她是华明之的妻子，并知道沈安娜曾在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当过速记员。于是，吩咐董必武给她安排任务。董必武对她说：“原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现在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你可以找他要求进中央党部工作，为党收集情报。这很重要！”周恩来叮嘱沈安娜：“在国民党核心工作，一定要注意隐蔽，既要大胆，又要谨慎。”朱家骅见到沈安娜，很高兴，说中央党部正缺速记员。武汉会战失利，沈安娜和华明之前往重庆。国民党中央党部安排沈安娜在中央党部机要处当机要速记员。反应敏捷、技巧娴熟的速记员沈安娜，凭着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字，成了人见人爱的宠儿。从此，沈安娜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的高层会议上担任速记员。获得源源不断的绝密重要情报，由丈夫华明之送出，直抵周恩来的手中。1939年秋，中共南方局决定接收沈安娜入党。解放战争时期，沈安娜担任蒋介石的身边担任速记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国防最高军事会议。战斗一打响，经常直接指挥到前线行兵布阵的蒋介石，他的所有指令，被沈安娜悉数涉猎。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一直默默无闻的沈小姐，竟是中共情报员。周恩来对于沈安娜传来的重要情报，给予了“迅速、准确”四个字的嘉奖。
潘汉年，出入魔穴的特工传奇英雄。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邀请潘汉年担任《革命军日报》主编兼政治部宣传科长。南昌起义后，回上海任“上海文化工作党团”干事会书记，成为中共最早从事文化统战的领导人。1931年担任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人，长期出没于敌人的心脏地带。1933年调任苏区中宣部副部长。党中央派他与十九路军秘密谈判，签订“反日反蒋初步协定”。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潘汉年随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1月，党中央为恢复和共产国际联系，派他出使莫斯科。回国后，党中央命他回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继续从事统战工作。“西安事变”后，潘汉年奉党中央之命，多次往返宁沪，为国共高层次会谈穿针引线。“八?一三”抗战后，潘汉年改任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1937年撤往香港，建立香港情报网。1938年9月，到延安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期间同香港富商的千董慧结为终身伴侣。不久，夫妇奉命回香港从事情报工作。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转移到淮南抗日根据地，担任华中局社会部长、联络部长，主要负责上海、南京一带敌占城市的对敌隐蔽斗争。1943年饶漱石派他到上海刺探情报。侦查得知“七十六号”魔窟头子李士群已经对汪伪政权失去信心，正在寻找后路。经党中央同意，伺机策反。李士群表示愿意将功赎罪，详细介绍了敌伪部署情况，并将他引见了汪精卫。潘汉年于1944年底回延安参加中共“七大”。1945年8月赴东北苏军占领区接管工作。1946年初再度回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5月任上海副市长、市委第三书记、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委统战部长。1955年4月3日在北京饭店被公安部长罗瑞卿秘密逮捕，从此失踪。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特工这一特殊群体中，不少人成为了人民共和国的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和少将，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副总理和部长。“一纸能抵百万兵”，红色卧底功绩彪炳千秋。然而，历史总是冷静而沧桑的。出生入死，或血雨腥风，或枪林弹雨，革命胜利后，还有胆寒惊心的遭遇。潘汉年说过：“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扫描了部分红色特工的人生结局，这恐怕也不只是潘汉年的现身感叹。可谓：人生缺憾，造化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