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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帮陈独秀造假 辜鸿铭为何说只有他和蔡元培是好人?

山南慕北 2016-01-12
辜鸿铭与蔡元培

辜鸿铭与蔡元培
  梁漱溟曾说,蔡元培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股新潮流,冲破了旧有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这是十分正确的。辜鸿铭先生更绝,他说:全中国只有蔡元培和我是好人。
  蔡元培为什么帮陈独秀造假?
  资料显示: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而当时陈独秀虽然五次东渡日本,每次在日本的逗留时间都不长,没有接受过日本全日制普通大学的学历教育,更没有在所谓“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先后入东京的亦乐书院、成武学校(军校)、正则英语学校、早稻田大学、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但即使是第四次居日的近两年时间,也主要与张继、章士钊、苏曼殊等中国朋友切磋砥砺,真正在每所日本学校系统学习的时间,均未超过一年,而日本当时并无“日本大学”。另外,陈独秀也没有担任过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职。安徽公学的前身是安徽旅湘公学。1904年冬,迁回芜湖改名为安徽公学。陈独秀是迁校的积极倡议者和推动者,热心推动安徽旅湘公学迁回芜湖,改办为安徽公学,但陈独秀并没有在校内任职。这一时期,他一方面热衷编辑《安徽俗话报》,另一方面躲在蔡元培租来的房子里,天天跟随杨笃生等人试验炸药,研究暗杀。陈独秀与蔡元培因此相识并结下友谊。陈独秀也没有担任过安徽高等学校的校长。安徽高等学校由陈独秀主持创办,但陈独秀只担任过教务长,没有担任过校长。
  那么蔡元培先生为何要为陈独秀造假呢?
  其一,陈独秀先生是个人才,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 (后改名《新青年》),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当时影响力极大。
  其二,陈独秀资历丰富,一直走在时代的前沿。早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冬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
  其三,北京大学的需要。当时的北京大学更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顽固守旧,不容许有新思想进来。学生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一年要花几千银元,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逛妓院,对读书毫无兴趣,对当官之路却千方百计地去钻营。因此更需要像陈独秀这样的新鲜血液去补充。
  其四,陈独秀自身的实事求是。陈先生也没有为自己弄假文凭,假学历,陈独秀也强调过自己没有“学位头衔”,“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这种实实在在的态度,赢得元培先生的敬重。
  不过,蔡元培先生为陈独秀奔走,甚至造假,绝对不是时下某些校长教授之流为了谋取私利,或者争什么头衔,争什么地位,或者利用更大的权力,搞些吸引女学生的勾当。两位先生献身北大已成为北大教育发展史上的佳话,历史已经证明,陈独秀先生不但是“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还具有革新的思想,勇于“整顿”的革命的精神。陈独秀当时“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这里面没有丝毫的私人好恶,完全是为了北京大学的自身需要。可笑现在某些学校在引用教师职工方面,多方面设卡,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必然关死了优秀人才的进来的门径,结果只能是武大郎开店,比自己高个的给秒杀。
  辜鸿铭:中国只有蔡元培和我两个好人
  辜鸿铭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讲过:“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蔡元培对他有知遇之恩,所以还算好人,这就是辜鸿铭的识人逻辑。
  西方人评价辜鸿铭为近代中国两位最有洋气、最有脾气也最有骨气的人。
  每个人都是多侧面的,顺应自己的个性选择某种活法,在纷繁的世界上随心所欲地保持一个独立的姿态,仰俯自如,褒贬由人,这大约是人们内心深处最固执的向往。民国时期的名教授辜鸿铭,就是这样按自己心性而活的,并以坚持梳辫子和欣赏三寸金莲、主张妻妾成群和帝王制度、能把《论语》翻译成英文再把《圣经》翻译成汉语之类的奇行而至今闻名全国。
  辜鸿铭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讲过:“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蔡元培对他有知遇之恩,所以还算好人,这就是辜鸿铭的识人逻辑。到了1919年6 月初,受“五四”学潮的影响,蔡元培校长的去留引起了当局和校方的争议。北大教授们在红楼开会,主题是挽留蔡元培校长,大家都表示赞成,只是具体怎么交涉,还需要讨论。大家都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辜鸿铭也积极主张挽留校长,但他的理由和别人不一样,他说:“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这么一说就显得滑稽了,甚至有些荒唐,不过,这个时候大家懒得跟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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