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为什么请鲁迅设计北大校徽 蔡元培扫黄扫到陈独秀
山南慕北 2016-01-12
蔡元培与陈独秀
蔡元培为什么请鲁迅设计北大校徽
北京大学是国内最早设计校徽的大学，这与其悠久的历史和掌舵者的文化抱负不无关系。创立于1898年的北京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大学，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并催生了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现代学制——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1912年5月15日，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位以“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为圭臬的浙籍人士，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推动了北大的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使北大成为传播新文化的重要阵地。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北大虽然“上承太学正统，下立大学祖庭”，是中国古代最高学府在现代的延续，但是并没有校徽这一新生事物，亦即没有专属自己的旌旗标识，学生与教工出入极不方便。蔡元培上任后的第二年，即1917年，即出面请鲁迅设计北大校徽。
1917年的鲁迅和陈独秀、胡适等人相比完全是两种状态，他每天到教育部上班，下班后便躲在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抄写古碑，这一年鲁迅日记中大量记载了购旧拓本、买汉画像、搜集古镜等事。半隐居的鲁迅常常感到孤独和愁闷，他说自己:“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但这并不等于鲁迅处于沉沦之中，他的心中燃着向往民主科学的火焰。接受蔡元培委托后，鲁迅便着手设计北大校徽，并于8月7日“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造型是中国传统的瓦当形象，简洁的轮廓给人现代的感觉。“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是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像，下部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有如一人背负二人，构成了“三人成众”的意象，给人以“北大人肩负着开启民智的重任”的想象。徽章用中国印章的格式构图，笔锋圆润，笔画安排均匀合理，排列整齐统一，线条流畅规整，整个造型结构紧凑、明快有力、蕴涵丰富、简洁大气，透出浓厚的书卷气和文人风格。同时，“北大”二字还有“脊梁”的象征意义。鲁迅用“北大”两个字做成了一具形象的脊梁骨，借此希望北京大学毕业生成为国家民主与进步的脊梁。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被刘半农戏称作“哭脸校徽”，但鲁迅将校徽图样寄交蔡元培后即被北大采用，一直延续到1949年，后又因历史原因长期弃用，上世纪80年代又重新使用。2007年6月，北京大学发布《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管理手册》，正式推出修改后的北大校徽标识，这一标识正是在鲁迅设计的校徽图案基础上丰富和发展而来。
从鲁迅日记可知，鲁迅设计北大校徽前后，曾与蔡元培有几封重要的通信，惜乎今已散佚，无法探知鲁迅设计北大校徽的初衷和设计过程中的细节。但当年蔡元培为什么要请鲁迅而不是其他美术专业人士设计校徽，完全可以从蔡元培和鲁迅交往的过程中得到钩证。
蔡元培和鲁迅是绍兴同乡，前者比后者大13岁。从某种意义上讲，身为朝廷翰林院学士的蔡元培是后学鲁迅的师长和伯乐，身为教育总长或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则是鲁迅的上级。1912年，蔡元培被孙中山力荐为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后，便开始延揽人才。蔡元培对推荐鲁迅的许寿裳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鲁迅从绍兴进教育部后，二人由此结识、订交。鲁迅在致蔡元培的信中，总是恭敬地起于“鹤庼先生左右”，收于“专此敬请道安”，署以“晚周树人谨上”，不敢有一丝一毫马虎。鲁迅被聘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科学、美术馆、博物院、图书馆、音乐会、演艺会等事宜。虽然鲁迅在那里上班的最初感受是“枯坐终日，极无聊赖”，但是，在蔡元培的提携下，鲁迅开始了他14年的公务员生涯，这在他的一生中非常重要，倘若“没有沉沦官场的自我省察，没有憔悴京华的人生洞悉，更重要的是，如若没有绝望心情下的魏晋感受，没有勃兴于北京的新文化思潮的托举，没有亦官亦教的双栖经历，就不会有狂人的一声凄厉，又何来《彷徨》的复杂心态，在心灵的废园里将难见疯长的《野草》，更不要提《中国小说史略》。尤其不堪设想的是，文学热情一旦退潮，透支的沙滩上会留下些什么，就怕是什么也不能生长，什么也不可建造。”(吴海勇《时为公务员的鲁迅》)鲁迅借此触摸到了生活的质地。
可以说，没有蔡元培的提携，鲁迅的人生也许就得改写。郭沫若说:“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吧!这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贡献相当大，而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此言很有见地。无论在行政隶属关系上，还是在人情世故上，后学鲁迅都有责任有义务为蔡元培所托效力。
蔡元培托鲁迅设计校徽，是对其美术功底与美学主张的信任与首肯。鲁迅一生虽然没有专事美术，但自幼喜爱美术，有着很好的美术训练，比如用“明公纸”描摹绣像小说等。鲁迅是现代美术的旗手，他领导的左翼木刻运动即使放到同期西方大景观中也毫不落伍，很多精神和品质在今天都不过时。鲁迅非常重视美术教育，1913年，他在任职教育部佥事期间，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显示出了对美学源流的深入了解，集中阐述了对美术教育的观点，认为“美术之用”在于“表见文化”、“辅翼道德”和“救援经济”，指出：“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多方面阐明播布美术的重要性，主张将美术“传诸人间，使与国人耳目接，以发美术之真谛，起国人之美感，更以冀美术家之出世也”。鲁迅的这些主张与蔡元培的主张不期而遇，与蔡氏可谓心有戚戚焉。蔡元培毕生注重美育，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曾派王家驹筹办北京夏期讲演会，以“从事学问，阐发理术，宏深造诣”，蔡氏对鲁迅的美学见解极为首肯，便指派其讲授《美术略论》，鲁迅十分乐意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蔡元培被迫辞职后，新任总长竟把“美育”删除，代之以道德教育，鲁迅对此感到极为愤恨:“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黄裳先生认为鲁迅在美术园地的辛勤耕耘与他在《自由谈》上所写的战斗杂文，“几乎是双峰并峙的同样的战斗工作”，此言极确。正是由于鲁迅不俗的美术功底以及蔡元培与鲁迅在美育方面的心思相通，使蔡氏毫不犹豫地把设计校徽的重任托付给了鲁迅。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正是“五四”前夜先进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对人的价值、尊严、个性与创造精神进行肯定与张扬的表现。这一对后世影响至深的思想潮流体现在鲁迅的平面设计上，便以大气、简洁的形式诠释着北大的过去、现在与将来，成就了现代标识史上的经典作品。“北大者，为囊括大典，包罗万众之最高学府”，“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蔡元培)其时还处于蛰伏期的鲁迅是抱着对北大的期望，抱着对改造旧社会的热切期望设计北京大学校徽的，并以此反映了“五四”前夜的时代风潮。
1925年，北大建校27年的时候，鲁迅写了一篇短文《我观北大》，发在1925年12月的《北大学生会周刊》创刊号上，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北大的态度:“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并且坚信“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鲁迅关于北大的这段文字，几乎可以看成是对北大校徽的文字注解。
蔡元培扫黄扫到陈独秀
学校上下风纪败坏，尤其是“课余生活”令人瞠目：晚饭后，有钱的教师带头，大批师生坐洋车直奔北京最大红灯区——八大胡同。妓院皆称“两院一堂”是照顾生意的最佳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的旧称“京师大学堂”。
晚饭后，有钱的教师带头，大批师生坐洋车直奔北京最大红灯区——八大胡同。妓院皆称“两院一堂”是照顾生意的最佳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的旧称“京师大学堂”
1917年，留法多年的蔡元培在北洋政府再三邀请下，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行前，朋友们都力劝他千万不要就职，以免影响一世名誉。今天看来，担任全国最高学府的校长是件光荣差事，为何当时被视为跳火坑一般?原来，1917年之前的北大，学生多是官二代、富二代，以混学历当公务员为目的;教师有的不学无术一心当官，有的本身就是政府官僚。学校上下风纪败坏，尤其是“课余生活”令人瞠目：晚饭后，有钱的教师带头，大批师生坐洋车直奔北京最大红灯区——八大胡同。妓院皆称“两院一堂”是照顾生意的最佳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的旧称“京师大学堂”。
成立社团引导“健康娱乐”
蔡元培到任之后，立即做了两件事整顿校风，仅一年之后就使北大焕然一新。第一，吸收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作人、辜鸿铭等大批优秀学者，充实教师队伍;第二，提倡社团。在蔡元培号召下，师生成立了各种学会和兴趣会，如新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蔡校长尽力给予资金和场地支持，这样做既是出于对美育、体育的重视，也是为了引导师生进行健康活动，免得他们“没有高尚的娱乐与自动的组织，遂不得不于学校以外，竞为不正当的消遣”。
1918年1月19日，蔡元培亲自发起了一个特别的社团：进德会。要加入此协会，必须符合三项基本条件：不嫖、不赌、不娶妾。蔡元培以身作则，得到普遍响应。到5月28日正式举办成立大会时，全校两千名师生，有七十多名教员、九十多名职员、三百多名学生报名入会。包括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教授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章士钊等;还有学生中的风云人物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邓中夏等。协会通过选举产生了评议员和纠察员。每个入会者都要写志愿书承诺遵守戒律。如果破戒，则通信劝告。如仍犯，经会员十人签名报告，评议员调查属实，开评议会宣告除名。
也有些教授对进德会不以为然，比如辫子教授辜鸿铭就拒绝入会。“一个茶壶可以配好几个茶杯”，他秉承这套著名的纳妾理论，并身体力行，其日本小妾就是他从青楼赎出来的侍女。辜鸿铭认为自古名士皆风流，作为名士岂能承诺不嫖娼、不纳妾?
对此，蔡元培表示“兼容并包”。他成立进德会，旨在倡导风气，不强迫入会，协会也没有行政权力。
难免有会员破坏戒律。最典型的莫过于身为进德会评议员的陈独秀和夏元瑮。一个是蔡元培三顾茅庐请来的文科学长;一个是严复校长1913年聘任的理科学长。两人皆性情豪放，不拘小节。
1919年3月间，围攻达到顶峰。陈独秀逛八大胡同被人知晓，以讹传讹，一些八卦小报甚至编造出陈独秀与学生为同一妓女争风吃醋，抓伤妓女下体以泄私愤。
桐城派古文家、翻译家林纾多次在报纸上发表公开信，批判北大毁斥伦常、诋诽孔孟。1919年3月21日，蔡元培也发表一封公开信回应林纾，并借此机会为教授嫖娼之事作了辩解：“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事小说体裁讲文学，以挟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笔欤?”
蔡元培 “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 这封带着讽刺和火药味的反击信件，表明他确实动了气。在他看来，教授有真学问、把课上好是最重要的，偶尔有些“韵事”可以包容。
学校上下风纪败坏，尤其是“课余生活”令人瞠目：晚饭后，有钱的教师带头，大批师生坐洋车直奔北京最大红灯区——八大胡同。妓院皆称“两院一堂”是照顾生意的最佳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的旧称“京师大学堂”。
陈独秀因嫖娼变相被辞
蔡校长包容得了陈独秀，老派学者却不能善罢甘休。曾任晚清翰林院编修的国会议员张元奇，向国会提出弹劾教育部长傅增湘和北大校长蔡元培，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纵容陈独秀嫖娼。一时舆论大哗。两年前力荐陈独秀到北大任职的北大教授沈尹默和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面子上挂不住，率先倒戈，认为陈独秀不配为人师表，破坏北大声誉，要求蔡元培撤销其文科学长之职。
蔡元培爱才心切，当年为了力挺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甚至帮他伪造学历，自然极不愿意开除他。但汤尔和力言陈独秀“私德太坏，且蔡先生还是进德会会长”，怎能姑息他?压力之下，1919年3月26日晚，蔡元培召集几位教授到汤尔和家中开会，至午夜12点才散。 会议做出的决定在4月10日的全校教授会议上公布：北大废除学长制，改而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推马寅初为首任教务长。文科学长陈独秀，就这样被变相辞退了。在蔡元培的一再坚持下，陈独秀仍保留教授职位，但给他放假一年，实质上将他从教学一线隔离。不久之后，“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于1919年6月因散发传单被捕，出狱后南下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陈独秀嫖娼公案至今还为人津津乐道，甚至与中国革命走向挂钩。最早表达这种观点的是胡适。1935年，汤尔和将早年日记借给胡适看。胡适看到记录1919年3月26日晚上会议这一篇，不禁触动伤心往事。1935年12月28日，胡适写信毫不客气地谴责汤尔和不辨是非。“嫖妓是独秀和浮筠(夏元瑮的字)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胡适认为，这些传言表面针对陈独秀的个人道德，其实是离间计。“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1936年1月2日，胡适再次致信汤尔和，将心中郁闷一吐为快：“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晚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 (编者著：陶孟和)的影响，故不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定论。”
胡适与知己好友陈独秀在政治理念上分道扬镳，惋惜之痛溢于言表。但陈独秀自“五四”之后就越来越靠近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否离开北大，当时变“左倾”都是历史必然。嫖娼事件恰从侧面说明陈独秀特立独行的性格，他认准的方向，不会因几个自由主义的朋友而改变。
1937年，汤尔和投汪精卫麾下，在日伪政权任职。1940年病逝，周作人在悼词中誉他为“非常的硕德者”。当时陈独秀正隐居荒山对共产主义进行反思，声明“不拥国、不阿共”，陪伴身边的是比他小29岁的第三任夫人。私德与公德之辩，的确是探讨不尽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