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又有“段合肥”、“北洋之虎”、“北洋三杰”之一的称呼,他是皖系军阀代表人物,也是孙中山“护法运动”的主要讨伐对象。此外,段祺瑞生平三造共和、收复外蒙也是不可磨灭的功绩。
段祺瑞为什么参加一战
一战爆发于袁世凯当政时期。战事开始之初,因为中国远在亚洲,对国际间的情况也不十分明了,需要时间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和观察,所以袁世凯决定暂时先采取中立方针,避开这场战火,为此还颁布了中立二十四条规,规定各交战国不得在中国境内有交战行为,不得把中国海陆各处作为攻击敌军的根据地。
可是就在中国宣布中立的第二天,日本便突然打破中立条规,派舰队声势浩大地驶入了德国租借地胶州湾海岸之外。此后,又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山东,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尽数掠去。
在此情况下,袁世凯曾有过响应协约国要求对德宣战,借以使山东免遭日本侵占,同时摆脱其外交讹诈的动议,但由于遭到日本政府的直接反对,以及英美不敢开罪日本等因素的影响,而不得不暂时搁置。
“中而不能立”,让中国政府的处境既尴尬又被动,实际利益也无法得到保障——德国抗议中国不能严守中立,致使其在山东的权利丧失;没跟德国翻脸,给德国的庚子赔款就得一分钱不少地照付;协约国没有得到中国对德宣战的响应,很不高兴;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直至提出“二十一条”。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他从执政开始就对一战非常关注,并且认为“中国当先准备”,为此,还特地在国务院辟西花厅,约集外交部及对国际形势有相当了解的专家学者,共同对一战进行研究。
段祺瑞早年留学德国,对德国强大的军事体系留有很深印象。这使他最初还认为德国在一战中没有落败的道理,但随着战争的持续以及外交格局的变化,他逐渐认识到德国并没有想像中那么坚不可摧。
段祺瑞开始和协约国方面进行秘密接触,1916年10月,他会见在华的英国人,谈到了中国参战一事,当年年底,更将投入协约国阵营,参加对德作战的意图相当明显地表示出来。
最终使段祺瑞下定决心采取行动的则是美国的参战。作为国际新贵,美国在一战初期也没有加入协约国,它采取的是一面保持中立,一面调停议和的外交政策,不过段祺瑞那时就预感“欧战(即一战)倘持久,美国终将加入”。
果不其然,1917年初,德国宣布实行“无限制的潜艇封锁政策”,美国对外投资受到严重威胁。同时,德国关于建立德、墨(墨西哥)、日三国反美同盟的密电被英国破译,随后又转告美国。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终于发生了戏剧性转变,遂于2月3日宣布与德国断交,并劝告其它中立国与之采取一致态度。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除照会中国外交部外,还连日拜访黎元洪、段祺瑞,陈述中国参战的好处。为了增强中国参战的积极性,他甚至自行向中国做出了提供援助的保证。
芮恩施的许诺当然会段祺瑞感到动心,不过此时中国国内朝野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参战持强烈反对态度,有人就认为,德国潜水艇的破坏力极大,如对德绝交或宣战,中国就是德国的敌国,沿海地区必会首先蒙受损害。
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何去何从,段祺瑞不能不结合自己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重新对参战的利益得失进行综合评判。
如果说一战开始时,大家都还押不准到底谁输谁赢。进入1917年,当一战的对立双方都打得精疲力竭的时候,美国参战就表明大战已近尾声,鹿死谁手变得非常清楚了。段祺瑞认为,要使山东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中国就必须有机会参与战后的和会,从而与日本争夺失去的权益。
即便不考虑山东问题,中国继续保持中立也不明智,因为“将来协约国取得胜利,中国将成局外之人”,而中国参加,“那将迥然成另一局面。到时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和会上有我一席之地,必将提高中国之国际声誉”。
民初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被世界列强所看不起的国家。尽管客观地讲,以彼时中国的实力,一旦宣战,根本不可能耗费大量金钱,或者派大批军队到国外去作战,当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列强对中国的看法,可是国际地位及权利总有望得到提高,也有分享战胜国所应享有利益的希望。
到1917年前后,中国政府的财政困难已达极点,段祺瑞及其内阁也一度到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地步。通过与包括英美在内的协约国方面的接触,段祺瑞得到启示,即只要中国参战,不仅可获得协约国集团财政上的“援助”,还能缓付庚子赔款和提高关税。
正是有了这些深思熟虑,在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游说之前,段祺瑞就已决定参战,并让张国淦写出提纲,以备在国务院范围内进行讨论。当芮恩施拜访段祺瑞时,他发现这位中国总理已经在考虑与德国断交的可能性。
需要提出的是,美国的参战劝告针对于所有中立国,没有强邀中国之意,提供援助的许诺也不是其政府的本意。尔后,在其它重要中立国均未响应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又反过来劝告中国无需单独与美国保持一致,并暗示芮恩施在此问题上推动过力。
对段祺瑞而言,响应美国的参战劝告是加入协约国阵营的一个机会,岂可放过,至于“单独”与否,本来也不是他考虑的重点。1917年2月9日,中国向德国政府发出照会,对德国的潜艇正式提出抗议。这一行动非常果断迅速,事前连协约国公使也未听到风声。同日,在给芮恩施的回文中,段祺瑞也明确表示了打算参战之意。
段祺瑞炸故宫
1917年张勋复辟后,别的变化也不是太大,最可道的是服装业。清廷朝服原本是停摆了多年的垃圾股,一夜之间涨个不停。凡在大清任过三品以上官员,原先回家立志当隐士的遗臣们,一窝蜂地往北京跑,要入宫恭请圣安。北京火车站几乎成了大清旧臣专列。跑到北京才晓得,皇上发了上谕,穿西装、中山装是不能领旧职的,恢复旧制,得恢复旧装。
民国建立已是多年,大清朝服早已停产,哪里去找黄袍马褂?于是供游人照相的朝服、戏园子里的戏服等成了“宝贝”。据说复辟那几天,北京城里都是扎起辫子的人在走。张勋派调查组去街头点人头,调查组最后写了个调查报告,得出结论是:复辟帝制是“民心所向”。
张勋搞复辟,当然不只是换身衣服,扎条辫子。他复辟后,国内一片哗然。段祺瑞在复辟次日即组织了6万人马,宣布保卫民国。
其时,段祺瑞帐下已有空军部队,原叫南苑航空学校,段祺瑞讨张,将这航校改为临时空军司令部。陆军攻张勋,张勋蛮是硬挺,于是南苑空军便派一架飞机携带三枚炸弹去炸皇宫。第一枚炸弹投下,炸伤了一名太监(一说炸死)和几只小狗;第二枚炸毁了一只大缸;第三枚不巧投到故宫的消防水缸里没爆炸。当时守卫故宫的辫子军吓得抱头鼠 “钻”——屈膝弯腰躲在皇城根脚下。
溥仪没挨着炸弹,已是惊吓成疾,赶忙请人去告饶:“请飞机不要进城,皇帝我是不愿做的了。”
其实,投下去的这几枚炸弹威力不大,投弹技术也是很低的。杜裕源老先生是当年的投弹员,他回忆道,当时飞机只有80马力,以超低空飞行,距地距离300米,飞机上无投弹仪器,无瞄准机,炸弹兜在裤袋里,两手握着炸弹,看到地面目标,以牙齿咬掉引线,然后扔出去,这如何能扔准?力气大的,朝天掷石子,若是打中了飞机,那也很可能机毁人亡。
炸过故宫后,
段祺瑞又继续派一架飞机,带两枚炸弹去炸
张勋住宅。第一枚丢在鱼池里,炸得水花四溅,吓了张勋一大跳;第二枚扔到了屋檐上,砖瓦炸了一个大洞,张勋这下吓懵了,赶紧打电话去荷兰使馆,请求洋人派车接他去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 “政治避难”——溥仪给他封的“忠勇亲王”的封号,只戴了12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