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曾对孔祥熙大发雷霆 蒋介石为何不愿查孔祥熙贪腐
新之助 2016-01-12
孔祥熙
孔祥熙是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亦是一名银行家及富商。孔祥熙长期主理国民政府财政，主要政绩有改革中国币制，建设中国银行体系，加大国家对资本市场的控制等。
蒋介石大发雷霆：孔祥熙对日妥协便以汉奸论处
函上，不料却引发了蒋介石的雷霆之怒。10月8日，蒋介石日记云：“萧、孔见解之庸，几何不为敌方所轻!国人心理之卑陋，殊堪悲痛!”9日，蒋介石复函孔祥熙称：兄与萧函均悉。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希以此意转萧可也。
蒋介石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放心，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没有第三国的保证，决不与日本直接谈判。日本军部的“兰机关”负责人和知鹰二懂得蒋介石的心理，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饵，诱使蒋介石破例。
1938年9月，蒋介石派原天津市长萧振瀛到香港谈判，由何应钦具体指导。孔祥熙未参预此项工作，但他对谈判非常关心，唯恐其不能成功。同年10月，他耳闻谈判因第三国保证问题陷入僵局，功败垂成，于21日致电蒋介石称：“弟意最重要关键，乃在对方之条件如何。至于方式，不难觅得合意途径。现在国内外状况，兄所深悉，倘军事确有把握，自无洽商必要，否则如条件相当，直接、间接无非形式问题，条件如能密商妥贴，则运用第三国出面，不致有何困难。”
蒋介石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放心，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没有第三国的保证，决不与日本直接谈判。
这封信再次表现出孔祥熙因国内困难而急于与日本妥协的心理，但是，萧振瀛与和知谈判的主要困难在于日方一面谈判，一面进攻，毫无诚意，因此，蒋回函称：“萧事与兄所谈者内容完全相反，我方并未争执形式问题也。此事我处被动地位，在我限度之内，能否接受，实在于对方也。”蒋并告诉他：“此事于武汉之得失无关，请勿虑。”不久，蒋介石察觉日方谈判的虚伪，决心坚持抗战，下令停止谈判，召回萧振瀛。
第一次谈判失败，和知鹰二继续在东京政要之间活动。当时，日本正准备扶持从重庆逃出的汪精卫成立政权，和知觉得是个机会，决定利用此事再次迫使蒋介石派人坐到谈判桌前来。1939年8月，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次月，成立“中央党部”。17日，汪精卫致电重庆国民党中央，要他们毅然改图，努力与日本实现和平。同月，和知鹰二到香港，要其助手何以之转告重庆方面：汪精卫之事，经近卫、平沼两届内阁决定，又经阿部信行特使承认，奏明天皇，势难中止，但日本对汪之信念已经摇动，认为其人大言不实，贪索无厌。
影佐祯昭本是汪之主谋，现在亦已失望，引为歉憾。目前日方之所以仍然支持汪精卫，在于无别路可走，不能不就既定政策，听其一试。何以之称：大约11月初，汪即可组织政府。意大利已劝日本促成此事，应允即日承认，德国则劝日本与重庆谋和。综观内外情形，尚在徘徊之际，最好乘汪精卫政府成立之前，断然成立全面停战协定，而将汪之问题包括于取消伪组织之中。中国如有和平决心，日本定以诚意直接谈判。军部方面，和知可与板垣征四郎负责;政府方面，可由政界元老松井石根、山之辅等出面商谈原则。
和知要求何以之转告萧振瀛，或派专使来港商谈，或仍由萧先来，以资进行。31日，何以之致电时在重庆的萧振瀛，告以上述各点。10月4日，何以之两电萧振瀛，声称和知认定汪精卫为“东亚和平之障，极愿剪除”，催萧即速来港。10月6日，孔祥熙将何以之各电转呈蒋介石，同时致函，要求允许萧振瀛再次赴港，以私人资格与和知“慎密试谈”，同时“藉以刺探他方消息，备我参考”，函称：“弟意此次和支〔知〕奔走各方，对于去汪事颇为努力，似可令仙阁前往一行，略与周旋，使其对我信仰益趋坚定。如能达到吾人之目的，不妨加以利用。否则仙阁不去，彼必感觉失望，甚或老〔恼〕羞变怒，反又趋于助汪之一途，则前途更多障碍。”
函上，不料却引发了蒋介石的雷霆之怒。10月8日，蒋介石日记云：“萧、孔见解之庸，几何不为敌方所轻!国人心理之卑陋，殊堪悲痛!”9日，蒋介石复函孔祥熙称：
兄与萧函均悉。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希以此意转萧可也。
这封信，表面上对萧，实际上断然批驳孔祥熙的意见，语气严峻，没有给孔留一点面子。蒋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萧、孔求和之心理应痛斥。”可见，蒋的这封信明确针对孔祥熙。蒋介石此次之所以如此坚决、激昂，一是萧振瀛曾将去年在香港与和知谈判的部分情况透露给秦德纯，秦又秘密转告冯玉祥，其间讹传严重，冯据此向蒋及国防会议揭发，使蒋很愤怒。二是自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蒋即加强了对汪的批判火力，声称“汪逆卖身降敌，罪恶昭著”，“人人得起而诛之”，正处在和“汪逆”不共戴天的情绪中。
同年11月，何以之在香港与孔令侃会谈，何称：倘中方确有接受和平可能，则和知愿赴重庆面洽。次年1月，何以之向孔祥熙的亲信盛升颐转达板垣征四郎的议和条件，并称：只要中方派大员前来，板垣可以亲自出马，甚至飞往内地亦可。对于这些情报，孔祥熙就不敢再报呈蒋介石了。
1940年6月28日，蒋介石在日记“预定”栏中写道：萧振瀛“应监禁”。
蒋介石为何不愿查孔祥熙：担心危及自己统治
1945年春，国库局的几个知情年轻人开始向重庆国民政府秘密检举中央银行美金公债舞弊案。
一笔天文数字般的国家巨款巧妙地成为国库局少数“同人”的囊中财富，对于这样一个损公肥私的签呈，身为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居然批了一个“可”字。案发后，社会“反孔”情绪日趋强烈，蒋介石不得不考虑“换马”。但孔是蒋的姻亲，有霭龄、美龄“护孔”，“换马”谈何容易。此事竟使得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苦痛极矣”。
蒋介石开始密查
要查公债舞弊案，蒋介石碰到的第一个困难是，孔祥熙不在国内。1944年6月，孔祥熙被派赴美，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会议。他患有膀胱结石病，会后即留在美国治病。1945年4月10日，蒋介石致电在纽约的孔祥熙，指出在停售美金公债后，仍有1100万余债券在继续交易，应予追缴。4月11日，孔祥熙复电称：“此事当时经过实情为何，弟不详悉，已将钧电转主管局局长迅克遵办，并严令责成负责，追缴齐全。俟弟病稍愈，即当回国亲自处理。”
中央银行长期掌控在孔祥熙手中，其势力盘根错节，蒋介石已经感到，美金公债舞弊案和中央银行的问题比较棘手。
5月22日，蒋介石因中央银行业务局的黄金舞弊案发现重大嫌疑，电召孔祥熙速回。
同年5月5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日，选举国民党新一届中央委员。长期以来，孔祥熙的贪渎名声早已流传在外，口碑甚坏，但是，孔是蒋的姻亲，宋霭龄、宋美龄都“护孔”，蒋在财政上也要依赖孔，因此，外间虽反孔，而蒋介石却常加维护。选举中，孔祥熙和粮食部部长徐堪的票数都很低。后来选举常委时，孔祥熙竟至落选。6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孔祥熙的考语：“(庸之)不能为党国与革命前途着想，而徒为本身毁誉与名位是图。”至此，孔祥熙不仅在政治上失势，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也很不堪了。
“一意狡赖，可耻之至!”
7月8日，孔祥熙回到重庆。7月11日，陈布雷告诉蒋介石，已有人在参政会提出美金公债舞弊案，蒋于是立即召见孔祥熙，将此案调查经过、事实、人证、物证一一告诉他，“嘱其好自为之”。
蒋这时的态度还是要保护孔祥熙，不料孔却“不肯全部承认”。13日下午，蒋介石再次召见孔祥熙。这一次，蒋就不只是空口白说，而是向孔展示证据了：“直将其人证、物证与各种实据交彼自阅。”但孔仍坚决否认舞弊，甚至赌咒发誓。蒋不得不拉下脸来，“严正申戒”，孔这才“默认”。蒋介石见孔祥熙不再强辩，态度又转为温和，“嘱其设法自全”，将主动权交给孔，要他自己寻找解脱办法。当日蒋介石日记云：“余以如此精诚待彼，为其负责补救，而彼仍一意狡赖，可耻之至!”
14日上午，蒋再次与孔祥熙谈话，据蒋介石日记记载：“彼承认余之证据，并愿追缴其无收据之美金公债，全归国库也。”15日，蒋介石反省上周各事，在日记中写道：“傅斯年等突提中国银行美金公债舞弊案，而庸之又不愿开诚见告，令人忧愤不置。内外人心陷溺，人欲横流，道德沦亡，是非倒置，一至于此!”
孔祥熙一面在蒋介石面前承认有问题，但同时紧急布置国库局采取应付措施，组织18个人连夜造账，对付审查。
止步停损 深悔撤孔太晚
21日，孔令仪携孔祥熙复函见蒋介石，对陈赓雅等人检举的1150余万元美金公债的下落作了交待，但仍不肯承认这一过程中有任何舞弊不端行为。
孔令仪是孔祥熙长女，自幼深得蒋介石的喜爱。孔祥熙让令仪递送报告，自有其考虑，但是，对令仪的喜爱和对舞弊案的查究是两回事。当日蒋介石日记云：“庸之图赖如前，此人无可理喻矣!”
7月24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准予孔祥熙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一职。同日，又手谕孔祥熙：“姑念抗战以来努力金融，苦心维持，不无微劳足录。兹既将其经办不合手续之款如数缴还国库，特予从宽议处。准将国库局局长吕咸、业务局局长郭锦坤免职，以示惩戒为要。”
蒋介石这样写，是一种大事化小的办法，旨在为以后的进一步调查定下基调。事实上，他并不想彻底查清。8月16日日记云：“晚检讨中央银行美债案，处置全案，即令速了，以免夜长梦多，授人口实。惟庸之不法失德，令人不能想象也。”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提高行政效率，蒋介石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反贪腐现象，但是彻底查下去，反下去，就会“夜长梦多，授人口实”，产生影响，危害自己的统治。
所以他要下令“速了”。17日，他约请司法部部长谢冠生、俞鸿钧及陈其采会商办法。8月26日，陈、俞二人向蒋书面报告，将此案的性质轻描淡写地定性为：“未按通常手续办理，容有未合”，“亦有未妥”。蒋接到报告后，未有新指示，一场轰动一时的舞弊案件就此画上休止符。
一个腐败的政权是不能真正反腐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