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立煌简介 辽沈战役卫立煌为何要去东北当陈诚的替死鬼
新之助 2016-01-11
卫立煌
他曾是孙中山的警卫，后又成为蒋介石“剿共”的干将;他既为蒋介石立下赫赫战功，又敢于和他唱对台戏;他在抗战中虽创下辉煌战绩，胜利后却被解除了兵权;在辽沈战役中他暗做“内应”，配合了解放军的战略进攻，事后却成了中共公布的战犯;蒋介石下野后，他逃到香港隐居，1955年初却突然返回大陆……这就是国民党爱国将领卫立煌曲折而传奇的一生。
卫立煌简介
内战中，卫立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一切可能按兵不动，并利用其地位造成影响，既使东北高级将领们无所适从，也使蒋介石的战略计划泡汤，在战争关键时期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
卫立煌简介：卫立煌(1897～1960)，国军名将，中华民国高级将领，爱国人士。字俊如，又字辉珊，安徽省合肥县东乡卫杨村(今肥东县)人。国军陆军二级上将军衔。取得了中原大战中击败石友三解除南京之围、鄂豫皖“围剿”、镇压“闽变”分路暨主功、击败冈村宁次收复郑州、缅北滇西反攻战役(含强渡怒江战役)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忻口会战亦破坏了日军的作战计划。建国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届人大代表，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等职。1960年1月1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4岁，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中的“虎将”。日军华北最高司令香月清司称其为“支那虎将 ”。史迪威在回忆录中称其为国民党军队中最能干的将领，美国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称其为“常胜将军”，这种殊荣，在国民党军人中实属罕见。
卫立煌与“立煌县”
1897年，卫立煌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卫杨村。青年时期投身行伍，在孙中山的广州大本营担任警卫，因机灵能干，由一名普通士兵而逐步提升为中级军官。北伐战争时期，他历任国民革命军团长、旅长、副师长等职务。1925年，孙中山逝世。蒋介石利用各种政治手段打击政敌，笼络人才。蒋极力宣扬自己“永丰”舰上保驾孙中山的功绩，把自己标榜为总理未竟事业的接班人。那时思想单纯的卫立煌，受到蒋介石的迷惑，遂投靠其麾下，追随蒋东征北伐，成为他手下一员能打硬仗的骁将。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他也跟着走上反共的道路。
1930年卫立煌奉蒋介石之命在蚌埠组建第四十五师，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后，卫部因参与沪杭线警戒扩编为第十四军。卫立煌后来成为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重要力量，在对红军的围剿和对福建事变的镇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1932年7月，蒋介石发动了对红军的“围剿”，卫立煌被派为中路军第六纵队指挥官，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由于中共当时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统治，又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导，第四方面军指挥机关先是盲目轻敌，在敌人大举进攻后，又惊慌失措，指挥主力仓皇西撤。于是卫立煌率军趁虚而入，8月间占领了鄂豫皖边区的军政中心—金家寨。为了嘉奖卫立煌的功劳，鼓励其他“剿共”部队的士气，蒋介石除奖给卫立煌以巨额金钱以外，还由国民党政府颁布明令，在大别山中地跨鄂豫皖三省之间“三不管”的险要城镇金家寨建立一个新的县治，用卫立煌的名字命名为“立煌县”。蒋以手下将领的名字命名为县名的只有两例，一个是所谓“经扶县”，即刘峙(字经扶)的字，另一个就是卫立煌。蒋介石此举，既鼓舞了士气，也明确地将卫立煌推到了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卫立煌部队占领金家寨后，到处搜捕苏区干部、赤卫队员和红军家属，镇压农会积极分子，保护封建地主，搞反攻倒算，一时造成苏区的白色恐怖。
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高举“反蒋抗日”的旗帜，和红军签订了停战协定。蒋介石十分恐慌，忙派卫立煌、张治中、蒋鼎文担任三路总指挥，分兵向福州进军。卫立煌行动迅速，很快抵达福建北部，对十九路军形成夹击之势。刚刚成立不到百日的“人民革命政府”由于内部不团结，许多事情还没有商定，就宣告夭折了。卫立煌为了截断十九路军经泉州退人广东的道路，又迅速行军，隐蔽地绕到闽江以南进行阻击。卫立煌在这一内战中又替蒋介石出了大力，受蒋厚赏，他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目无领袖”
卫立煌虽因战功卓著而名列“五虎将”之一，但他一非蒋氏同乡，二非黄埔军校学生，蒋氏对他心存间隙，二人并非亲密无间。卫立煌对蒋用人唯亲，凡事以个人私利当先多有不满，而蒋对卫这匹动不动就发脾气，难以驯服的悍马也是一肚子气，二人时不时发生摩擦。早在北伐时二人就产生过矛盾。1925年蒋介石借廖仲恺一案逼走卫的上级许崇智，许的粤军被改编为国民军第一军，卫立煌由旅长降为团长，心生不满，他对许崇智怀有感情，一有机会总想见许，但蒋阻止他俩往来。卫曾对手下亲信说：“如果有兵力在手，非把不讲信义的蒋介石搞垮不可。”
1933年10月，蒋介石发动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任命卫立煌为第一纵队指挥官，虽处于最前线，但位居“小委员长”陈诚之下，他甚为恼火，一气之下，回了南京。别人问他原因，他言道：仗打赢了，全是别人的功劳;输了，全是自己的责任。卫也不想把事情闹大，称病住院。探视者络绎不绝，蒋虽有意追究卫的责任，后来也只有不了了之。镇压“福建事变”，卫立煌居功至伟，但事后蒋却把福建省主席一职给了陈仪，省主席一职被视为受蒋重用的标志，顾祝同与卫立煌资历相当，早在1930年顾就当上了江苏省主席，而卫却始终与此无缘，对于蒋始终不信任自己，不予重用，卫心中很沮丧。
1941年底，卫去重庆开会，除夕夜蒋介石设家宴款客，请柬送到卫的住处，卫已签名准备赴宴，但倔性子一发作，临时改变主意不去了，只打了个电话告知蒋的秘书，说他要去宋庆龄处赴宴。晚宴原定14人，因卫缺席而变成13人，蒋认为13数不吉利，临时拉了秘书凑数。事后，蒋介石在很多场合谈起此事，说卫立煌狂妄自大，目无领袖，不给他面子。卫知道后也不去道歉。
延安之行
卫立煌有爱国心，对日作战更是坚决。正是在艰苦的抗战中，卫立煌重新认识了共产党、八路军。而其中1938年4月延安之行，成了他思想转变的关键。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二战区前敌总指挥，令其率军开赴山西。蒋这样做目的有三：其一，在全国抗战大形势下，派善打硬仗的卫立煌到华北前线抗日，以捞取“领导”全国抗日的名声和地位;其二，卫立煌是反共出了名的，调他进山西，可以监视、钳制、甚至消灭驻山西的八路军，并可与西北胡宗南部队遥相呼应，包围封锁以至进攻陕甘宁边区。蒋认为，以卫立煌的反共历史，他不会同共产党妥协、合作，同时中共也不会信任卫立煌，因而不会有国民党军被中共统战之虑;其三，蒋还想在阎老西的地盘插上一只脚，以图逐步占有山西。这是蒋的主观意图，至于卫本人的思想状况如何，他并不摸底。
平型关大捷，八路军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卫立煌对这支装备落后的军队刮目相看。忻口战役，八路军一二九师火烧阳明堡飞机场，有力地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八路军的山地游击战，机动灵活，有效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更使卫佩服不已。战役前后，卫立煌在太原、临汾几次会见周恩来，相互开诚布公地交换了各自的观点。他受周恩来影响很深，这是他思想转变的一个契机。周恩来去武汉后，朱德总司令负责和卫接触联系，朱德这位辛亥革命的老将、赫赫有名的总司令，以忠厚长者的风度和亲切、诚恳、谦虚、热情的态度与卫长谈，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是引导他乐于和八路军接近，并使其改变对共产党看法的第二个人。作为来延安的“高级”客人，卫受到热情接待。卫对八路军以“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方式，对部队进行宣传鼓动和政治思想教育的做法十分赞赏，决定学习八路军的经验，在自己的部队里成立这种政治工作的组织，以提高官兵的士气与战斗力。
后来，他向八路军要了一名战地记者赵荣声(地下党员)来做他的秘书，赵在他身边，起到了帮助卫政治上进步的作用。卫立煌参观延安抗大及其他地方，他看到抗大以至整个延安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平等、互助、团结的同志式的关系……看到所有生气勃勃、奋发向上的事物的时候，都感到非常新鲜、敬佩。他受到气氛感染，发表演讲，表示：“今后要继续和八路军亲密合作，向八路军学习，和八路军一道坚持华北抗战，绝不退过黄河。反对投降妥协，反对仓皇失措、退却逃跑，收复一切失地!”如果说卫立煌在来延安之前，经过周恩来、朱德的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思想已经有了接近共产党、八路军的萌芽，那么延安之行后，他的思想就更前进了一大步。
延安之行后，卫立煌有了许多“不同寻常”的表现：在西安，他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名义，批发给十八集团军(1937年9月11日后八路军的新番号)上百万发子弹和手榴弹等军用物资，给予共产党以有力支援;他学习研究延安出版的书籍，研读毛泽东《论持久战》，增强了抗战必胜信念;他大胆吸取延安抗大的学生到他的部队中来;消极应付和拒绝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内战命令。
“相机行事”
抗战期间，卫立煌率部转战山西、滇西等地，立下赫赫战功。史迪威在回忆录中称卫立煌是国民党军队中最能干的将领，美国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也称他为“常胜将军”，这种殊荣，在国民党军人中实属罕见。但蒋介石对卫在抗战中的表现却不甚满意，对他在山西作战时与八路军的密切关系已有所察觉，所以抗战胜利后，借口让他考察欧美，解除了他的兵权。
1947年底，国民党军在东北屡遭惨败，蒋介石打电话给正在法国的卫立煌，令其回国担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卫不知该怎么办才好，通过苏联驻法大使馆打电报同中共中央商量，中央给了比较灵活的复电，让他“相机行事”。他还通过留法左派学生领袖汪德昭向中共中央发电说：“为了尽快结束中国内战，我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求与中共合作;因个人环境关系，希望绝对保守秘密。”蒋介石本希望借助卫立煌的军事才能和威望挽救东北败局，但他根本没有料到，卫立煌已经不是原来的卫立煌了。在抗战中他就曾保证以后再也不打共产党，甚至曾秘密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考虑到抗战大局和国共两党的关系，当时中央委婉地转告卫，到哪里都能为人民做事，不一定非要加入共产党。
卫立煌到东北后，集中兵力，固守要点。不管各地如何告急，不管蒋介石如何一再电令其派兵解围，他总是驻守原地，拒不出战，同时收揽人心，整修工事。他的貌 似积极备战，颇能掩入耳目。他常对周围人说：“共军擅长围城打援，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中其圈套，只有积蓄力量，固守沈阳，以待时局变化。”他的这种“静 待时机”的僵持状况一直持续到辽沈战役开始。
战役打响后，蒋介石让卫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卫却借口“沈阳只能固守以自保”而不执行蒋的命令。同时强令手下要稳扎稳打，不要做无益的牺牲，对于廖耀湘装甲兵团的燃料弹药供应，不准超过一星期，造成行动迟缓的廖耀湘兵团全部被歼。战后国民党在总结辽沈战役失败原因时，认为“东北之失陷，基于锦州之失守，由于 沈阳援兵久而不至。沈援之不能速达，在于卫立煌之不能即时奉行命令”。卫立煌“贻误戎机达13日之久”，“古今中外，除非作乱，否则，断未见有此种不受节制之将领”。
内战中，卫立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一切可能按兵不动，并利用其地位造成影响，既使东北高级将领们无所适从，也使蒋介石的战略计划泡汤，在战争关键时期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
“战犯”回归
辽沈战役结束后，卫立煌逃回南京，被蒋介石下令扣押，软禁起来。通过内战，卫对蒋彻底失去了信心。卫本来在蒋嫡系中并不得意，征战多年，却没有自己的地盘，自己军队又被肢解得七零八落，到头来仍是光杆司令一个。同时，他也意识到心狠手辣的蒋恐在不久对他不利，准备逃往外国避难。1949年初，蒋介石被李宗仁、白崇禧逼下台以后，卫立煌趁机逃出南京，隐居香港，但国民党特务并没放过他。194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国民党头等战犯名单，卫立煌名列其中，他长叹一声，说：“我有救了!”蒋介石曾两次派人游说卫去台湾或者去国外，均遭到拒绝。卫郑重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将来一定回到新中国，等等再说吧。”卫立煌并没有因为自己名列战犯而对中共的统战政策失去信任，这是由于自抗战以来多次与共产党人接触，深知其统战政策的真诚与伟大。故而，仍于新中国成立的喜庆日子里，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从香港向北京发出热情洋溢的贺电：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犹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卫立煌
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
从电文的措辞，可以看出卫立煌的诚挚心情。
1955年3月，卫立煌在中共的热情欢迎、周密安排下，终于回到大陆，并发布《告台湾袍泽朋友书》，用锋利的言辞，有力地揭露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卖国求荣、鱼肉百姓、排斥异己的种种罪恶，热切号召爱国的国民党将领起义回来，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标志着卫立煌的思想转变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从1938年4月访问延安，到1955年3月毅然回归祖国，中间相隔17年时间。这17年间，卫立煌经过反复的实践与认识，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1960年1月17日零时40分，卫立煌在北京病逝，终年64岁。逝世前担任的职务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民革中央委员。回到大陆后的5年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统一大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辽沈战役卫立煌为何要去东北当陈诚的替死鬼
虽然卫立煌与蒋介石有解不开的芥蒂，且在政治上他也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但是出身贫苦的他必须为社会地位的提升而努力，因此他的人生似乎已经无法与蒋介石剥离，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共同进退、荣辱相连的依附关系。一九四五年初，国民政府任命卫立煌为陆军副总司令，而总司令是北伐时就与他有间隙的何应钦。他十分不满，先是称病，不久就开始了长达一年的出国旅行考察。一九四七年十月，卫立煌回国后，立即被蒋介石召见。蒋介石希望他接替陈诚，与共产党军队作战，挽救东北的危险局面。
卫立煌说：“修辞已在东北，驾轻就熟，现在换人恐怕不好。”蒋介石说：“他要是胜任，我就不借重你了。”蒋介石选择卫立煌去东北的动因是：在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卫立煌能拼善打，以资历和声望论他能担当这个职务;而论人事关系，东北的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都曾是远征军中的将领，而卫立煌统领远征军的经历令他在美国军界有较高的声誉，他的上任肯定会得到美国的支持。卫立煌犹豫不决。此时，共产党军队在东北已有七十万正规军，地方武装将近百万，而国民党军作战部队不足二十万，更为严重的是长春至沈阳、沈阳至锦州的铁路都已中断，这就意味据守在几个大城市里的国民党军都已成为孤军。蒋介石单独宴请了卫立煌，特别向他说明：如果不能挽救危局，卫本人没有责任;政府绝无放弃东北之意，三四月间将有三至四个军增调锦州;目前先派二十驾大型运输机专为长春、沈阳、锦州运送给养。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卫立煌飞抵沈阳。卫立煌的战略是：固守沈阳，以待事变。他说：“沈阳非长期固守不可!美国人是坚决反共反苏的，沈阳系东北重镇，有战略价值，决不会坐视不理。现在东北问题，苏、美等国利之所在，势在必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只要我们保存实力，占据地盘，事情即有可为。”
卫立煌认为，固守沈阳还是有把握的，因为他有足够的守备力量和坚固的防御工事。况且，他知道林彪攻击四平的失败已证明共产党军队还不具备攻坚大城市的能力。固守沈阳的策略被卫立煌坚持到了极致：无论林彪打到什么地方，无论各地守军如何告急，甚至蒋介石一再电令催促他出击，他都一概不为所动。上任短短的二十多天，辽阳、鞍山和营口相继丢失，三个师的兵力损失殆尽，卫立煌眼看着沈阳由此成为一座孤岛。
鞍山失守的那天，蒋介石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将驻守沈阳的国民党军主力撤至锦州一线，与原在锦州、山海关等地的部队连结为一体。
这个决定让决心“固守沈阳”的卫立煌大吃一惊。他上任之后，是把沈阳当成战略基地来经营的，各方面都下了很大的本钱，他没想到蒋介石这么快就改变了当初全力保住东北的承诺。卫立煌无比愤怒，但又无法抗拒命令。他认为如果蒋介石坚持这样做，当然只有服从，但是把部队撤至锦州谈何容易?途中不但要跨越几道河流，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林彪主力的全力阻击，就目前东北国民党军的士气而言，很可能没走到锦州就会全军覆没。——“这样不行，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惯用的方法，总是‘围城打援’，我们已经上当多次了。如果我们的主力由沈阳远出锦州，正好循着共军辽北、辽西根据地的边沿，他们早已埋伏好了。何况我们要经过三条大河——辽河、大凌河和绕阳河，我们的大部队又带着重武器和很多辎重，有被节节截断、分别保卫、各个击破的危险。”卫立煌建议郑洞国去一趟南京，向蒋介石当面陈述利害，说服蒋介石收回决定，允许东北剿总固守沈阳，坚持到扭转战局的那天。
二十三日，郑洞国飞抵南京。蒋介石正在庐山休养。郑洞国又飞抵江西九江，换汽车到庐山脚下，然后乘轿子上山。在景色秀丽的“美庐”别墅，他终于见到了神情疲惫的蒋介石。郑洞国将卫立煌的请求陈述之后，蒋介石立即拒绝了：“这样不行，大兵团靠空运维持补给，是自取灭亡，只有赶快打出来才是上策，况且锦州方面又可以策应你们。你回去再同卫总司令商议一下，还是想办法向锦州打出来罢。”郑洞国赶紧强调说：“解放军已占领锦州至沈阳间要隘沟帮子，巨流河、大凌河等河流已解冻泛浆，大兵团的辎重行李很多，很难通过。加上沈阳的部队缺员很多，战力尚待恢复，非经一段时间整补，否则很难战胜解放军。”蒋介石不耐烦地挥挥手，用很不高兴的腔调责备说：“北伐前，樊钟秀带几千人，由广东穿过几省一直打到河南，难道你们这些黄埔学生连樊钟秀都不如吗?”
蒋介石忽略了一个事实：卫立煌不是黄埔生。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命令卫立煌将东北国民党军主力撤至锦州。蒋介石于一九四八年三月间做出这一决定，从战略上讲，应该承认他的这一决定是富于远见的：此时，国民党军在东北只占据着个别大城市，相互的联系以及补给的道路几近完全中断，国民党军在东北扭转战局的可能已经微乎其微。在这种局势下，唯一正确的策略，就是立即退守锦州、山海关一线，加强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形状狭窄的“走廊地带”，这样既可以与华北的部队保持相互配合，彻底切断共产党军队关内与关外的联系，还可以把林彪的部队彻底关在长城以外，以确保华北的安全。诚然，兵出沈阳南下是危险的，但无论如何也要比半年之后林彪占领锦州的时候再出来要安全得多。
军事危机将至，将领各有所思，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讲这是致命伤。如果卫立煌迅速执行了蒋介石的决定，中国解放战争的进程——具体地说，就是后来决定国民党政权命运的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是否能够如历史已经呈现的状态发生，从而使战争在一九四九年基本结束，将很难预料。当然，历史无法预料。卫立煌没有执行蒋介石的指令，执意将国民党军置于林彪的枪口下，并最终导致其全军覆灭于东北地区。
郑洞国回到沈阳，向卫立煌报告了蒋介石的态度，卫立煌立即召集高级军事将领会议。大家都觉得没有把握打通锦州，何况也不能丢下长春和四平等地的十几万部队不管，于是一致同意卫立煌的主张。蒋介石见东北的军事将领都不想撤，被迫同意卫立煌“暂保现状”，但还是强调待条件许可，“由沈阳、锦州同时发动攻势，打通沈锦路，将主力移至锦州”。但是，林彪没容卫立煌喘息，东北野战军接着就向四平下手了。
一九四六年五月的四平保卫战和一九四七年六月的四平攻坚战，给林彪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惨烈印记。现在，他虽然准备再次对战略要地四平发起攻击，但不能否认依旧心存顾虑。林彪制定了两套作战方案：能打下来更好，打不下来就改打援。东北野战军对四平的再次攻击，改变了国民党军两个高级将领的人生命运，这两个人是郑洞国和曾泽生。
卫立煌与蒋介石的争执令郑洞国倍感前途渺茫，因为在撤与守这一战略决策上拖延时日，“势必要将东北的几十万军队葬送掉”。郑洞国萌生了从东北战场脱身的愿望。他以治病为借口，向卫立煌请假，得到了准许。但是，林彪部主力向四平的集结使卫立煌改变了决定，他担心四平失守会导致长春和永吉吉林相继失守，于是取消了准许郑洞国离开东北的决定，苦留他与剿总参谋长赵家骧一起去长春维持局面，同时命令永吉吉林守军第六十军撤至长春。郑洞国自觉身为军人，在这种时刻“不容讨价还价”，遂决定先飞赴永吉吉林部署撤退事宜。临行，他面见卫立煌，恳切建议“在放弃永吉吉林的同时也放弃长春”，因为“长春距离主力太远，被解放军吃掉的可能性很大。”
三月八日清晨，郑洞国、赵家骧秘密飞抵永吉吉林，向曾泽生军长传达了撤至长春的命令，并要求第六十军当天晚上开始行动。曾泽生有点不知所措，希望时间稍微宽限。赵家骧说：“曾军长，永吉距长春二百余里地，周围都有共军出没，万一走漏风声，第六十军就出不去了。兵贵神速，还是出其不意，马上就行动好些。”曾泽生只好服从命令，为了避免引起混乱，他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是由于第六十军官兵散居在民房里，撤退的消息还是很快传遍了全市。军队还没有完全撤出，吉林市区已是一片混乱，国民党政府官员、军官家属、地主商人拖家带口，汽车或马车把出城的道路完全壅塞。军特务营奉命维持秩序，以保证部队通过，但是路上积雪很厚，行进依旧缓慢。曾泽生没有按照上级的指令炸毁小丰满水电站，城外响起的巨大爆炸声只是在销毁不能带走的弹药。冰天雪地，在长达上百公里的路上，撤退简直成了一场灾难。先头部队过了河就炸毁桥梁，根本没人顾及后面的部队。跟随逃亡的地方官员和家属哭天喊地。财政厅长携带着大量钞票，由于桥梁被炸汽车无法通过，钞票被路上的官兵一抢而光。第六十军的突然出逃使林彪大为吃惊，他立即命令东满独立师火速追击。追击的部队兵力有限，曾泽生亲自组织掩护战斗，结果只有落在后面的运输团遭到共产党军队的打击。 第六十军侥幸撤进长春的时候，重武器和大量辎重都已损失殆尽，被长春守军新七军接应进城后，官兵们这才大大地松了口气。包括曾泽生军长在内，没有人知道，第六十军自进入长春起便开始了他们噩梦般的日子。
四平坚固的城防还在，但国民党守军气数已尽。年初的时候，陈诚把第七十一军军部和八十七、九十一师调走了，四平城里只剩下八十八师和一些保安队，总共才有一万八千多人。八十八师师长彭锷对自己拥有的精良武器和坚固工事很有信心，但官兵们的议论还是时不时地传到他的耳朵里：“四平是口没有盖上盖子的棺材，共军早晚要来打。”彭师长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长春和沈阳的增援上。卫立煌根本没有增援四平的打算。
东北野战军一九四八年三月间发动的四平之战没有任何悬念。三月十二日清晨，猛烈的炮火把四平城防打成一片火海，竟然连二十四小时都没用就结束了战斗，一万八千守军被打死打伤四千余人，其余的全部缴械投降。有确凿的史料显示，到东北上任之初，卫立煌接到过一封绝密电报：前次在巴黎发出的电报，已达到目的地，对方有回信，谓可以利用目前情况相机行事。
抗战胜利后，卫立煌偕夫人出国旅行考察，在英国见到了夫人的表妹弟汪德昭。汪德昭是法国科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法国原子能委员会顾问。他一九三三年到法国勤工俭学，是法国著名物理学家保罗?郎之万的学生，也是居里夫人的女儿约里奥?居里的学生。受法国共产党员郎之万的影响，汪德昭成为中国留法学生中的左派领袖。令汪德昭感到意外的是，卫立煌对蒋介石的不满竟然不加掩饰，他们之间很快就无话不谈了。
卫立煌上任东北后，邀请汪德昭回国到他身边工作。身为研究自然科学的科学家，舍弃优厚的物质条件，跑到遍地战火的东北，去做自己并不了解的军事工作，汪德昭究竟为了什么?汪德昭的职务是：东北剿总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可惜的是，汪德昭多年旅居外国，和中国的共产党素无来往。返国之后，找不到解放军这一方面的线索，倒不如以前在巴黎找外国共产党方便。”但是，卫立煌和汪德昭都清楚曾经有过的“回音”：“可以利用目前情况相机行事”。
此段史料出自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的回忆，毕业于燕京大学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团员赵荣声是共产党派往卫立煌司令部的，那时他的名字叫任天马。历史真是让人摸不透。唯一明朗的是，自卫立煌上任之后，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军事局势急转直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