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骂张学良丢老父的脸 吴佩孚与蒋介石有何关系？
山南慕北 2016-01-11
吴佩孚
吴佩孚骂张学良丢老父亲的脸
自1928年7月主持东北军政以来，张学良就着手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以官商合办方式投资铁路、工厂、贸易公司，限制、取缔日本人和朝鲜人的非法活动，并取得相当成绩。这当然是对事变的一种从根本上的准备，是比较长远的战略目标，属大谋。隐忍自重，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堪称“忍”之最的内定牺牲关玉衡，也属这种“小忍”。只是咄咄逼人的日本，会因你的“小忍”就放弃它的国策吗?而且，这种“大谋”会不会刺激日本，使其更加迫不及待?
那么，少帅准备好了应对之策吗?
准备好了——不抵抗。
缘何不抵抗?——判断错误。
59年后，这位九一八事变的悲剧主角，在台北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说：
当时我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我以为他们绝不会这么做。我以为日本是要以这种军事行动来挑拨我们，因此我命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决这个问题。当日我判断：日本这样做，对它没有任何好处。如果我知道日本真的要发动战争，我会与他们拼命的。
注意，他说的是“当日”。
当日判断错误，以为日军还像以往那样，是寻衅闹事的局部事件，而不是要发动战争，你打我就跑，让你打不着。有道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等你觉得拍打得没意思了，不就住手了，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吗?
那么，接下来已经不需要判断了，辽吉两省大中城市及铁路沿线已经遍插膏药旗了呢?
9月6日，正是日本人把“中村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步步紧逼之际，张学良在给荣臻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的电报中，说：
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需万方忍让，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而在此前的7月8日，在北平副司令部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的电报中，则称：
如果一旦开战，东北必定要失败。
为什么“必定要失败”呢?因为日本、日军太强大了。
在后来的口述历史中，张学良说：“日本军队厉害，真厉害”，“那人家训练好，装备好”。“日本厉害，日本人的忠是世界第一啊，武士道嘛。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那样，就算剩一个人也打，这是数量上不能比的。日俄战争的时候，日本工兵去破坏俄军的铁丝网，他们身上带着炸药，每个兵躺到铁丝网那，这样把铁丝网炸开了，他们真有军人的精神。”
还未开战，先自气馁。
在东北各级官员中，恐日病已经深入人心。
事变后，吴佩孚到北平，在车站见到前来迎接的张学良，怒斥道：“为何不打?”张学良说：“实力不足，打不过。”吴佩孚说：“现在我来了，实力就足了!军人最大的实力，便是一个死字!”
没这个“死”字，不敢对日本人说“不”，就对自己人、对部下说“不”。
不抵抗，敌人冲到眼前了，也不能都“挺着死”，就跑。官员跑，军队跑，往辽西跑，在锦州再成立个辽宁省政府。眼瞅着日本人又奔锦州杀来了，再往关内跑。
不光跑，还要讲理。
张学良看准的这个讲理的地方，是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联盟，简称“国联”。
事件发生时，张学良即电话指示荣臻：
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
蒋介石也钟情“国联”。他在9月22日的南京市党员大会上说：
此时世界舆论已共认日本无理，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除了期待“国联”惩罚日本、伸张正义，张学良还有“全国抗战论”。
接到荣臻“十万火急”电报后，张学良召集于学忠等高级将领开会时说：
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他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
这话与判断错误，似乎又对不上茬口了。
有人说张学良曾长期贴身带着个小皮包，里面放着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的电报。有人说不是电报是手谕，由其夫人于凤至保管，收藏在美国的保险箱里。西安事变捉放蒋介石，张学良之所以只被软禁，而未杀头，是因为张学良掐捏着蒋介石的命门，害怕电报(手谕)公诸于世，就让人觉得江湖政治淹没了民族大义。
认为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了黑锅，最重要的依据，是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给张学良的“铣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还有9月12日，蒋介石在石家庄会见张学良，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这次和你见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公开发声：“自从失掉东北四省，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无不骂我张学良，我何尝不敢打日本强盗呢?上级不许我打，这种隐痛是一时不能对人说的。”
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的上级，自然只能是总司令蒋介石了。进入1990年代，终于有了谜底。
1991年5月28日，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东方新闻》主编李勇等走访张学良，问及蒋介石是否下手谕令其不抵抗，张学良立即回答：
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对《张学良口述历史》作者唐德刚，张学良更是连说5个“不是”：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不是，不是的!这个绝对不是的，不是事实。
原来如此。应为一言九鼎，无须再皓首穷经地“考古”了。
吴佩孚与蒋介石的关系
当年美国人认为，这个北洋军阀直系实际头目，是“中国最强者”，是最有可能武力统一中国的人。诚然，吴佩孚的辉煌时刻，有“洛阳打个喷嚏，北京都要下雨”一说。这个意思是指，驻军洛阳的吴佩孚，是时任总统曹锟的“中流砥柱”，北洋直系军阀头目名为曹锟，实为吴大帅。吴佩孚最辉煌时候，南击皖系段祺瑞，北赶奉系张作霖，拥兵百万，屯扎洛阳，的确信誓旦旦，立志以武力统一全国。
然而，谁料想，1926年，当这位“中国最强者”与广州“学生兵”一交手，竟一败涂地，一蹶不振。堂堂吴大帅，载在学生兵的头儿——“蒋校长”手中。别人都怕吴大帅，唯独蒋介石不怕吴佩孚。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举行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北伐誓师典礼。蒋发表北伐誓词，主动向吴佩孚宣战：
“国民痛苦，水深火热;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晨星。吊民伐罪，迁厥凶酋;复我平等，还我自由。嗟我将士，为民前锋;有进无退，为国效忠;实行主义，牺牲个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精明善战的吴佩孚仅仅抵抗了两个月，就一溃千里。北伐军攻克武昌，吴佩孚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开始了辗转流亡的落寞之路。败于蒋介石之手的吴佩孚，并没有气急败坏，他出人意料地认输服输。战败后，吴佩孚曾赞蒋曰：“其用兵之妙和坚定撑持，我自愧不是对手。”由此看出，吴佩孚是真的钦佩蒋介石的军事才华，自愧不如。但是，对于直系败于国民军的原因，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不知道，蒋介石高于他之处，不仅仅在“用兵之妙”，而还在取得了“道义的制高点”。彼时，民心相背已昭然，百姓夹道欢迎打败吴佩孚的北伐军，显然，吴佩孚已经成为时代的绊脚石。
这个被美国时代认为“中国最强者”，“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一中国”的人，为什么没能统一中国?被一股学生兵(黄埔北伐军)打败?被国民抛弃?因为他虽然一时军事力量强大，但却不代表最进步的政治力量。比起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这位空谈“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对争取民主权利的同胞大开杀戒，制造二七惨案的军阀，早已显得腐朽没落。
吴佩孚曾以支持五四学生运动，赢得“爱国将军”美名，“不出洋，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这是吴佩孚的“四不”宣言。他不仅说到了，而且还确实但是，除了这些爱国宣言，他没有系统的政治信念与进步的现代思想。存于大脑的主流价值观，还是封建军阀僚的“杀伐权谋”。 他的“爱国主义”与义和团的“爱国主义”在精神本质上并无二致。所以号召力有限。出国就是不爱国吗?结交洋人就一定要卖国吗?不住租界就是爱国者?梁启超还曾逃到过日本大使馆避难，但他后来对中国的贡献以及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一点也不比那些不出国的人差。败于蒋介石之手的吴佩孚，虽然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拒绝和日伪合作，晚节保持得不错，得到世人称道，但是，这并不能一举抹掉他的灰暗。如果在他最有权力的时候，顺应世界潮流，推动中国政治进步，达到富国强民之目标，那么北伐军能不能打败他，日本人敢不敢来侵略中国，还是未知数。
所以，不能因为军阀的民族气节就认为他是英雄，关键是他代表了国家的进步势力还是落后势力。不难设想，即使没有出现蒋介石北伐军，吴佩孚以武力统一了中国，也注定不长久。因为他除了枪炮，拿不出指引国民前进的精神内容。虽然蒋介石也带着军阀的身影，但毕竟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大旗，这可是当时中国象征着最进步、最“正统”的精神旗帜，所以，徒有“四不”宣言的吴佩孚，打不过蒋介石，亦在历史洪流的规律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