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故居 曹锟老宅 曹锟宪法简介
山南慕北 2016-01-11
曹锟纪念币
曹锟故居
第一处
在河北五马路、黄纬路，叫“曹家花园”，这所住宅原系买办孙中英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所建。1922年转卖给曹锟后又大兴土木，增建廊庑、亭池、岛榭，建成一座豪华的园林别墅。占地面积200余市亩，楼、平房4000多平方米。
第二处
在英租界19号路(今和平区河北路211号)，1922年建，有前后两道院。前院建中西结合二层带地下室主楼一座，砖木结构，高台阶；后院建三座二层小洋楼，并列建一座花墙将前后院分开。三所小楼中右侧是少爷楼；左侧为小姐楼；中间是宾客楼。靠两侧院墙建两座条形带地下室小楼，是男女佣人住房。中有一个地下室建有水牢(男牢)、旱牢(女牢)，整所住宅共有楼房78间，平房27间，建筑面积2370平方米。曹锟旧居名“光园”。1916年，曹锟任直隶督军，把原直隶按察使司狱署改建为宾馆。曹锟慕名将戚继光之名，1917年，将宾馆更名为“光园”，作为官邸。该园最早是明朝大宁都司右卫署和断事司署故址。清代，此处为直隶巡道司狱署。光园占地面积21亩，主建筑有大小21间房，原西北角和东北角都是四合院落，普通平房。建国后曾为省财政厅驻所，东北角院落成民居。光园的主要建筑造型别致雅观，融合了东西方的建筑风格，建筑结构严谨，用料基本为方砖混凝土。主建筑正门建于高台之上，门上部有拱形石雕花，下部两侧以石柱支撑。建筑的东、西两端是具有西方特点的尖顶圆柱式房间，窗子为长木格百叶窗，典雅而规整。该建筑外部房檐采用中国屋顶的椽子样式，并上加一排石沿，似雕花，又像女儿墙。西侧房前廊有数根石柱，柱上细下粗，融进了西方特色，有立体感。这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花园，既有中国传统古建筑的小巧别致，又有西洋别墅式建筑的风格。这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花园，既有中国传统古建筑的小巧别致，又有西洋别墅式建筑的风格。 1917—1921年，曹锟先后邀请梅兰芳、尚小云等梨园名伶来保演出，并住在此园。1920年、1922年，曹锟作为直系军阀首领在光园策划过直皖战争和直奉战争。1923年10月10日，曹锟就任北京政府总统，直系军阀大本营移至北京。以后，战争连年不断。1927—1933年间，张学良、阎锡山、蒋介石等先后来保，并在此下榻。解放后，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和省教育厅迁驻于此。1958年以后，省会迁津，此处移交保定专署，“文革”期间，保定地区外贸局迁驻于此。 现“光园”前部的建筑及花园、假山已被拆除。1984年6月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第三处
在英租界43号路(今和平区洛阳道45号)。1923年建，为西式二层砖瓦楼房，带地下室，共有楼、平房42间，建筑面积1153平方米。主楼前檐有四棵钢筋混凝土立柱，塑有花纹。外墙镶黄色瓷砖，内部装饰考究，全所楼房富丽堂皇。曹锟旧居人称曹公馆，是曹锟下野后，给四房太太刘凤伟新建的一幢西式洋楼。为二层砖瓦楼房，带地下室，共有楼、平房 42间，建筑面积 1153平方米。主楼前檐有四棵钢筋混凝土立柱，塑有花纹。外墙镶黄色瓷砖，内部装饰考究，雕刻有花卉、动物等图案，整座楼房富丽堂皇，至今保存完好。该故居现为天津市文化局幼儿园使用。
第四处
在意租界二马路(今河北区民主道27～29号)，1919～1920年修建，前后共两幢二层带地下室砖木结构西式小洋楼，占地面积5.66市亩，共有楼、平房月间，建筑面积2468平方米。
曹锟宪法
1922年4月，直奉战争结束后，黎元洪复位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复职后，下令撤销1917年6月解散国会令，恢复国会。国会恢复后，重新设立宪法会议，继续1917年中断的制宪工作。由于选举总统需国会组织总统选举会，而出席宪法会议的人数仍未足总统选举会所需要的法定人数 586人,，总统候选人曹锟公然发给各议员5000元贿选费，并修改国会组织法。随后总统选举会终于成会，选举曹锟为大总统。10月4日，宪法会议完成地方制度二读会；10月6日完成国权部分二读会。因两院议员受贿，为掩盖行径，急于完成宪法。10月8日，宪法全案完成三读会。宪法于10月10日颁布。当时舆论称其为“贿选宪法”。
该宪法基本为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的扩充完善版本，但与1917年二读时宪法草案相比，规定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俱经宪法明白列举，地方事权的范围，初非中央的普通法律或命令所能增减；所以该宪法是一部联邦制宪法。宪法共十三章，分别为国体，主权，国土，国民，国权，国会，大总统，国务院，法院，法律，会计，地方制度，宪法之修正解释及其效力。
值得注意的是，该宪法与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相比，内阁制已经改为总统制，但总统仍然需要国会选举产生。国会选举总统一直是民国初年各项约法的共同特点。这种由立法机关选举总统的做法与西方各国不同。直到1946年新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由民意机关国民大会选举产生。需要说明的是，该宪法曾被称为“联省自治宪法”，但并非民运人士所宣扬的联邦制宪法，只是为了迎合当时中国军阀割据的现象作出的妥协之举，加强了地方权力，细化了国家权力与各省权力之分，但仍在各方面规定国家权力高于各省权力，国家立法高于各省自治法规，离真正的联邦制相去甚远，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永远为统一民主国，表明该宪法仍视中华民国为单一制国家。
仅就宪法学本身而言，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是一部较为优秀的宪法。该宪法本身已经具备了司法独立，多党制约，新闻自由等种种特征，两院制国会已在美国国家体制中证明其优越性。近年来有民运人士对该宪法给出较高的评价，认为其有较高的法学价值并不失世界潮流。
由于该宪法为贿选国会制定，本身即难以服众。在广州的中国国民党从不承认这部宪法。中共也不承认该宪法，毛泽东曾经在1940年评价说：“宪法，中国已有过了，曹锟不是颁布过宪法吗？但是民主自由在何处呢？”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毛泽东不多的几次公开表示追求民主自由宪政的讲话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