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用哪五招讨好蒋介石 蒋介石为何事大叫戴笠误我大事
新之助 2016-01-11
戴笠
戴笠可以说是情报界少有的天才，他无师自通,一手建立军统局这样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庞大情治机关，在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局的敌后谍报侦搜以及中美情报合作对于战争的胜利有着无可抹灭的贡献。
戴笠使用哪“五招”讨好上级蒋介石
蒋介石用人的两条原则
蒋介石一生善于搞特务活动，同时，他控制手下特工的办法也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对特工授予大权，但不给高位，以防他们在政治上坐大。戴笠任军统头目十多年，始终是副局长，只给了一个少将军衔，还是拖到1945年3月才公布。尽管如此，两人又合作得相当默契。一方面戴笠要报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有心计的人，深知以自己的资历、能力和水平，绝难跳出蒋介石的手心。惟有取得蒋介石的绝对信任，才能飞黄腾达。
对于蒋介石的心理和性格的研究，戴笠可谓是精细入微，揣摩到家。蒋介石发号施令，一概用“手令”，一年下来，一般都能装满10只公文箱，从军事、政治到党务、经济，无所不包。但对特务工作历来讳莫如深，很少下达“手令”，特别是涉及暗杀、离间这些事情，更是小心谨慎，不留半点蛛丝马迹，以免授人以柄。
戴笠早摸透了蒋介石的这一套把戏，凡是涉及到政治上的敏感话题，戴笠坚持向蒋介石做口头汇报，对蒋介石的某些指令，他也只用脑记，从不笔录。回到军统局本部传达时，戴笠一般只讲“奉谕”，究竟奉谁之“谕”，不做任何解释。对于戴笠的这一套办法，蒋介石也暗暗赞赏。
戴笠素知蒋介石用人行事十分注意仪表和风度，每次去见蒋介石时，他必衣冠整洁，精神抖擞，回答问题简明扼要，从不拖泥带水。
蒋介石对部下最忌讳两点：一是结党营私，自成体系;二是贪污。这方面，戴笠都能把握到位，表面上从不参加任何派别的活动，以免招来蒋介石的猜疑。他还经常整肃军统小特务的贪污受贿行为，沽名钓誉。
蒋介石用人有两条最重要的原则：一看是不是浙江人或黄埔出身;二看是什么人保荐。在军统的人事安排上，戴笠谨遵这两条原则，重要职位大都由浙江人或黄埔生把持。凡向蒋介石推荐的人员，非浙江人或黄埔生不荐。
他素知蒋介石独断专行，常有让下属防不胜防的地方。在核定计划、回答问题时，戴笠必须准备两三套方案。在没有准备好第二套方案之前，第一套方案决不拿出来。所以，戴笠每次向蒋介石献计呈策时，很少有不被采纳的。
蒋介石性格暴烈粗野，对下属动辄训斥，甚至动手打人。但蒋介石也有一原则，不是亲信心腹不打，挨打的人必有重用。蒋介石打戴笠时，经常是痛骂之后罚跪，罚跪时再拳脚相加，毫无顾忌，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戴笠的信任之深。明白了蒋介石的良苦用心，戴笠每次挨打时，都毫无怨言，反以为荣。
对人对事，蒋介石都按亲疏远近有一本细账，对此，戴笠极尽揣摩迎合，十分准确。1941年夏天，蒋介石到西安视察防务，在西庙游玩时，蒋介石不发一言，久久不肯离去。陪同的胡宗南百思不得其解，事后向挚友戴笠讨教。戴笠说，蒋介石是想在那建一幢别墅，之所以不说出来，是想让亲信们心领神会。一年后，再次来到西安的蒋介石，被胡宗南特地安排到西庙新建的行宫“常宁宫”，蒋介石果然格外高兴，对胡宗南恩宠有加，还把儿子蒋纬国交给胡宗南栽培。
五招对付“老头子”
对于蒋介石的防范，戴笠也知道，目前时机尚不成熟，惟一的办法只能是抚平“老头子”的疑忌心理。
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在调整与蒋介石及各方关系上，戴笠使出了“五招”。第一招是表忠心，以期让蒋介石减轻对自己防范和戒备的心理。在当年10月蒋介石到兰州和西安考察期间，戴笠以随员的身份侍卫左右，布置检查蒋介石外出时的安全保卫，亲自核定每个警卫步骤，和胡宗南一起调动西安的军警宪特，加强戒备。一时间，西安市区布置得像“铁桶”一般。蒋介石对戴笠的忠心，感到非常满意。
第二招是拉靠山。戴笠清楚，在蒋介石周围的权臣亲贵中，真正能在关键时刻说得上话，敢说话的，首推宋美龄与宋子文。他看准了宋氏兄妹的作用，费尽心机地巴结。1940年夏天，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赴美争取美援，滞留美国长达两年之久。在此期间，戴笠和宋子文的电讯往返不断。1941年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为加强对美外交，蒋介石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长，但宋子文为提高身价并不急于赴任，仍滞留美国。1942年，戴笠给宋子文发电，力陈上任的利害关系，催他回国。针对宋子文在上海曾经差点被人暗杀过的经历，戴笠亲自安排了警卫工作，重视程度绝不亚于蒋介石。宋子文极为感激，久而久之，把戴笠引为心腹密友，几乎达到利害与共、推心置腹的地步。
“西安事变”以后，戴笠留给宋美龄的印象也不坏，他抓住机会大献殷勤，运用各方面关系，增强了宋美龄对自己的好感。
第三招是找后盾。随着反共活动的升级，在将介石心目中，胡宗南的分量在不断加重。戴笠与胡宗南本是至交，现在又想挟胡以自重，更是不遗余力地巩固关系，抱成一团。每逢重大政治问题，便相互征求意见，工作上相互支持，生活上打成一片。
第四招是谋军权。戴笠清楚，特务工作的权力大名声恶，将来很容易被蒋介石当替罪羊铲除掉。只有尽早向军界发展，才能增加政治上的保险系数。在美国海军情报官梅乐斯两次来华期间，戴笠不惜花费大量精力交好，最终得到美方的青睐，梅乐斯甚至在蒋介石面前，推荐戴笠出任海军司令。
第五招是搞架空。唐纵受蒋介石安置兼军统的帮办，戴笠不好拒绝，但他采取后发制人，抬高唐纵的冤家对头毛人凤的地位，用来抵制唐纵。被架空的唐纵，虽是帮办，也是帮而不能办。
蒋介石接到唐纵的密报后，深感戴笠不好对付，已经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决定立刻采取断然措施。
蒋介石提出，在军统之上成立一个五人小组，由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等人组成，直接对蒋介石负责。这五人中，宣铁吾是戴笠的冤家对头，钱大钧先后两次出任侍从室一处主任，和蒋介石的关系很深。吸收胡宗南进入五人小组，是蒋介石的险恶一招，表面上看，胡宗南和戴笠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尽管其中有着感情成分，但还是相互利用。以胡宗南的为人，在蒋介石和戴笠之间的关系处理上，胡宗南绝对不会舍本逐末。胡宗南更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尤其感激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同时，蒋介石还可以利用他和戴笠无话不说、无机密不谈的便利条件，随时得到关于戴笠的密报。
在五人小组中，真正起核心作用的是胡宗南，这是戴笠绝对没有料到的，也显示出蒋介石的奸滑之处。
不管戴笠如何腾挪变幻，始终还是没有跳出蒋介石的手心。
蒋介石晚年看完一材料后为何大叫戴笠误大事
1941 年10月，林彪从前苏联养伤回国，中共中央立即通知国民党方面，希望在林彪途经西安转道延安时能给予关照。蒋介石闻听是林彪，立即重视起来。因为他已经打好了拉拢林彪的如意算盘。他专门让居蒋介石“十三太保”之首、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人称“西北王”的胡宗南飞了一趟重庆，并亲自交待了注意事项，让其和戴笠配合，负责林彪的安全。但是戴笠的行动却是秘密的。蒋介石指示胡宗南说：“接待林彪以热情体贴为妥，务必使其感到亲切随和，宾至如归。”胡宗南不敢怠慢，也不管自己是林彪的学长兼上级，轻车简从地来到了林彪下榻地即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所在地七贤庄。
胡宗南也算得上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开土封疆，率甲十万，权倾一方，但他对林彪却是实实在在的敬佩，因为有了蒋介石的交待，加上他也是个军人，所以他对林彪的尊敬、钦佩并不是装出来的，这种情绪也感染了林彪，平时少言寡语的他也变得健谈起来。“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两人的话题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竟忘了几年前还是敌对双方。
胡、林二人谈话之后，戴笠又粉墨登场。戴、林的这次会晤，胡宗南安排得极为秘密，专门找来了不属军队系统的西安警察局的人来做安保工作，当时七贤庄封锁得密不透风。夕阳西下的时候，胡宗南亲自驾车来到七贤庄，之后戴笠等人从车里跳了出来，林彪走出来迎接，林与那人似有默契，也不打招呼，那人一个闪身钻进了八路军办事处。他便是戴笠！胡宗南四下观望了一番，便驾车返回了府邸。由于这次行动事关重大，胡宗南在凌晨时见戴笠还不答复，便拿起电话拨通林彪留下的号码。电话那边林彪的声音让胡宗南很是激动，戴笠的声音显得更是兴奋，他让胡宗南不必牵挂，说他和林彪还有许多话要谈，大约天亮前赶回。
戴笠回来后像是吃了兴奋剂，洗了把脸便关起门来整理他与林彪的谈话。中午时分，胡宗南前来看望，见戴笠还在奋笔疾书，并且有意无意地挡着他的视线。他虽心中不快，但出于自尊也不好打听。回到重庆后，蒋介石询问戴笠西安之行的收获，他说已经把委座交代的许诺给了林彪，之后草草敷衍了蒋介石一番。戴笠这个人好大喜功，在饭做好之前不愿意揭开盖子，想出乎众人意料地放一颗卫星，而蒋介石也一直被蒙在鼓里，以为林彪不为所动，就不再过问此事，以致于林彪认为蒋介石对自己不重视。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的1971年秋，林彪已经命归大漠。蒋经国向蒋介石报告说发现了一份关于林彪的档案，是戴笠在西安与林彪那次秘密谈话的书面资料，但已经在绝密档案中尘封了几十年，蒋介石当即吩咐把那份文件找来，他戴着花镜仔细地看完这份记录后，面色发青， 双手颤抖不已，连连叹息道：“雨农(戴笠字)误我大事啊！”至于戴笠究竟怎样耽误了大事，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结果上看，应该是他的好大喜功导致了蒋介石对林彪的拉拢计划再次告吹。
圈子的特性使然。本来，作为浙江同乡，作为“天子门生”的戴笠自然属于蒋介石的核心圈子，不可谓不受宠信，但如果他掌控的势力圈子对蒋介石这个大圈主构成了某种潜在的威胁，那无论什么都可以被视为异己而排除，无论谁都会让其自然或意外地消失。
纵使戴笠也不例外。
“如果不死在共产党手里，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戴笠在抗战胜利后发出这样由衷的哀叹，正是他自以为必死的恐惧心理的真实表露。当时，社会舆论一致把反对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焦点集中到取缔特务组织上，戴笠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变得声名狼藉。蒋介石为应付舆论自保，更为“削藩”，公开承诺要让军统、中统成为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