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荣为什么没有逃走 黄金荣晚年扫大街
山南慕北 2016-01-08
黄金荣扫大街
黄金荣为什么没有逃走
1949年5月26日，上海宣布解放。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布成立。陈毅任军管会主任、上海市市长。军事上的胜利，在一夜之间取得，接踵而来的是纷繁复杂的接管工作……中国共产党人以惊人的效率接管着大上海。就在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的当天，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音。翌日，上海《解放日报》创刊号出现在上海的街头巷尾。
然而，上海毕竟是大上海，光是文教方面，大专院校就有26所，中小学有503所，大报有20多家，小报有50多家……要进行“接、管、清、改”(即接收、管治、清理、改造)，谈何容易!在刚刚回到上海的那些日子里，“接、管、清、改”工作，使接管上海的干部杜宣忙得不可开交。在这千头万绪之中，杜宣还有一件工作，便是“接管”黄金荣。
夏衍清楚地记得，在他南下之前，和潘汉年一起，向主管白区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请示。刘少奇明确指示，对黄金荣那帮人，“先不动他们，观察一个时期再说”。
夏衍曾这么回忆道：
“我记得他(指刘少奇)问潘汉年，青帮会不会像1927年那样捣乱，潘回答说，他和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有联系。1948年在香港，汉年和我还去看访过杜月笙。我们离开香港之前，杜月笙曾向我们作了保证，一定要安分守己。又说，据他(指潘汉年)了解，黄金荣那帮人也不会闹事。少奇同志要潘汉年告诉陈毅、饶漱石，先不动他们，观察一个时期再说。”
上海解放之后，对于黄金荣，上海市军管会果真没有动他，“观察一个时期再说”。
观察了一个时期，黄金荣确实没有捣乱。黄金荣声称“不问外事”，静居家中。他每天只是“早上皮泡水，下午水泡皮”罢了。所谓“皮泡水”就是喝茶，所谓“水泡皮”，就是泡在澡堂里。
据说，黄金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没有随同蒋介石去台湾，原因有四：
一是流氓具有极强的地方性。去了台湾，人生地不熟，他也就无势无力。
二是他的财产大都是不动产。他曾向杜月笙商借20万美元，以便逃亡之后作花费之用，杜月笙居然没有答应，撇下他去了香港。
三是他年已八旬，多病在身，不像杜月笙小他20岁。所以黄金荣当时说：“我一生在上海，尸骨不想抛在外乡。”
四是他知道蒋介石大势已去，便跟共产党暗中有所接触。慑于强大的政治压力，曾经把自己手下四百多名帮会头目的名单，交给了上海地下党。所以，解放后青帮未敢作乱。
正因为这样，潘汉年曾就黄金荣问题，谈过以下意见：“黄金荣是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靠山。他的门徒们在上海干了许多坏事。但是，上海解放后他不走，也就是说他对祖国还有感情，对我们党至少不抱敌意。他声称不问外事，那很好，我们不必把‘专政对象’加在他的头上，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
黄金荣晚年扫大街
1949年上海解放之际，赫赫有名的青帮头子、流氓三大亨之首黄金荣，既未逃台湾，也未去香港，却出人意料地留居上海。他住在龙门路钧培里老宅，深居简出，安度残年。早晨上茶馆，晚上上澡堂，即苏北人所谓“早晨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是也，有时则到他昔日的产业“大世界”门口扫马路，接受劳动改造，就这样默默无闻地过了三年，死了。
上海解放那一年，黄金荣已经82岁，垂垂老矣，体弱多病，自称废人一个，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所以下定决心不走，留在上海。他担心，如果真的去台湾或香港，说不定半路上就会送命，与其死在海上，不如死在上海。这是他留在上海的一个主要原因。何况，“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这一辈子，总是以不变应万变，居然屡屡化险为夷。当初八一三日本人打进来时，大亨们无不争先恐后逃往后方，别人不说，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先飞香港，再奔重庆，算是在后方“抗战”;张啸林干脆落水做了汉奸，结果被人一枪打死。唯有麻皮金荣笃悠悠待在上海，日本人和汪精卫又能把他怎么样呢?国民党卷土重来，那更不用说了，他虽然不及后来居上的杜月笙风光一时，但也没有像杜那样被蒋经国“斩”过。1947年他做八十岁大寿时，蒋介石特地来黄家花园祝寿，恭恭敬敬向他磕了一个头。这次，共产党得了天下，他也大着胆子依例办事，对人说：“听天由命罢，反正只有老命一条，随共产党把我怎么样。我这把年纪了，共产党总得讲点人道....。.”杜月笙从香港来信，要他去那里会合，共商大计，他像吃了秤砣，铁了心不肯动弹。
其实，黄金荣心里已有底，估计共产党不会为难他。黄的老友、曾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杨虎，解放前夕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他根据地下党要稳住帮会头子的指示，积极做黄金荣工作，争取黄留在上海，将功赎罪，这对解放初期上海社会秩序的稳定，震慑帮会残余势力，会有极大的作用。杨虎对他说：“共产党的领袖知道你，只要你不再做坏事，可以既往不咎，不来捉你。”并且将一张某领导人写的条子交给黄，要其在解放后交给上海的负责人。黄的心腹龚天健和孙子黄起明亲眼看到过这张条子。
章士钊夫人也带来过共产党方面的口信：只要在解放后拥护共产党，不再和人民为敌，我们一定都能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办事，希望你留在上海，不要轻举妄动。黄金荣瞻前顾后，权衡利弊，也觉得留在上海才是上策。
定下心来后，黄金荣叫人写出一份国民党财产的报告和四百多名青洪帮头目的花名册，交给共产党作参考，作为将功赎罪的表示，又告诫门徒收敛一些，为自己留条后路，接着命人将黄家花园(今桂林公园)“四教厅”内蒋介石亲笔题写的“文行忠行”匾额摘下砸碎，以示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之意。八年抗战中，黄将这块匾额深埋于地下，等待着蒋介石的“胜利”归来，现在他是不敢做这个梦了。
黄金荣因年纪大了，牙齿脱落，口音不清，嘟哝的这几句话，还得由旁边的徒弟一句句翻译，才能听懂。他身穿白色纺绸褂裤，颤巍巍地站立着，由他的两个徒弟搀扶。接着，他又从怀里掏出蒋介石赠给他的那块金挂表交给杜，说是上交给政府处理。在这块表的盖子上刻有：“金荣夫子大人惠存，蒋中正敬赠”字样。
杜宣最后说：“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只要老老实实不再进行一切不利于人民的活动，过去的罪恶，我们可以从宽处理。”
黄金荣唯唯诺诺，不敢多吭一声，仿佛不知所措。杜宣继续告诫他：“今后一定要老老实实，如发现你再做欺压人民，违背人民政府的行为，那就要从严法办了。”
这时黄才不断地鞠躬，连声说：“保证不再做坏事....。.”
此后，黄金荣蛰居于家中，不过问外务，人民政府允许他照常经营“大世界”、“共舞台”、“大舞台”等，但他哪里还敢出头露面，统统交给门徒分管。早晨“皮包水”，晚上“水包皮”之外，偶尔到离家不远的“大世界”门口扫马路，接受劳动改造。当时上海几家报纸，都在显著地位刊登了黄金荣扫街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