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是如何治理山西的 阎锡山是如何治军的
新之助 2016-01-08
阎锡山
阎锡山在中华民国史上是一位军政要人，在华北是独一无二的、有政权、有兵权的显赫人物，他在中国抗战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举足轻重。
阎锡山为何能在山西长期执政
阎锡山从1911年辛亥起义当选都督，到1949年太原解放为止，在山西执政达38年之久。中间曾因倒蒋失败下野一年多，但其时山西的军政人员仍听命于他。所以在国民党中央要员和地方封疆大吏中，他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
一、天时地利人和
阎锡山处于中国封建王朝行将结束、民主共和国制度即将诞生之际。他顺应时代的要求，接受了民主革命的思想，参加了民主革命的组织同盟会，响应辛亥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在山西的统治，29岁便当选为山西都督，成为统辖一省长达38年之久的封疆大吏。同时，从民国建立到太原解放，中国一育处于割据或半割据状态，这就使阎锡山获得了独立经营山西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些条件，阎锡山在山西长期执政也是不可能的。
山西的地理形势特殊，东北两面有崇山围护，西南两面则由黄河屏障，出则冀鲁可取，入则易守难攻。阎锡山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地理条件下，于1928年出兵娘子关轻取平津，1930年又直下济南;而进犯山西的国民军和奉军，却未能突破雁门关和娘子关。这是阎锡山能够在山西长期立足的另一个原因。
在辛亥革命中崛起的人物很多，陕西、贵州、云南等省也都有类似山西的地理条件，但是那里的领导人并没有像阎锡山那样，能够在当地长期立足，其原因就是未能做到人和。阎锡山却不同。辛亥起义，山西处于京畿肘腋之间，袁世凯必欲取之而后快，议和中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派兵侵占太原，议和结束后，又不许阎率民军返回太原。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支持阎锡山是理所当然的，而清政府任命的山西官员也欢迎阎锡山回太原出任都督，结果袁世凯只得让步。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冯玉祥的部队大部分投降了蒋介石，而阎的部队除周思诚师行动迟缓被俘外，其余都按建制撤回山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的部队也有投敌和起义的，但为数较少。所以，阎锡山是比较善于笼络和驾驭干部的。
人和问题应该谈及人心向背问题。阎锡山成在顺应民心，最后失败正是丧失民心的结果。
天时地利，得天独厚，人和问题，处理得比较恰当，要长期执政，还有许多方面需要配合。
二、以治国之策治理山西
有人把山西称为独立王国，把阎锡山称为土皇帝，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他正是把山西当做一个国家来治理的。
有一个政治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
三十年代，阎锡山开始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到抗日战争开始时大部结束。1938年 2月重新成立了民族革命同志会，用以团结干部和保证自己政令的推行。1939年“十二月事变”以后，他强化组织领导：把组织放在“组政军教经”各个部门之上;在所有基层单位都建立同志会的分会;要求军政干部和中学以上学生都必须参加同志会;各地都建立组政军教经统一领导委员会(统委会)，由同志会的干部委员会担任主任;而他自己则以同志会会长的名义进行领导，开大会必呼“会长万岁”、“忠贞会长’等口号，以树立组织(政党)和领袖的绝对权威;同时规定严酷的纪律(最高处分为自裁即自杀)，来约束和统一部下的行动。此外，还建立了“铁军”、“文人组织”、“青帮”和“洪帮”等外围组织。
有一套政治理论——物劳主张。
他反对马克思主义，但借用了马克思主义中他可以接受的理论，创立了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的学说，简称物劳主张。他反对金代值，即反对以金银为本位的货币制度，主张发行物产证券，收多少货发多少物产证券;反对资私有，反对资产生息，主张资由公给，实行按劳分配。他用这些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主张来团结干部和群众。
有一支军队——晋绥军。
少则10余万人，多则达到20余万的晋绥军，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但它基本上是由阎锡山指挥的，是为保卫山西和阎锡山和利益而存在的。
有较强的经济基础——“公营”事业。
二十年代阎氏建成可以制造步枪、手枪、冲锋枪、轻重机枪、手掷弹、迫击炮、山炮、野炮、重山炮及其所用弹药的太原兵工厂。三十年代又修筑了同蒲铁路;创建了包括采煤、采矿、炼焦、冶金、电力、机械、化工、建材、毛纺、皮革、面粉、火柴、造纸、印刷等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设了铁路、垦业、盐业等银号及其实物准备库，发行钞票;总资产达到了二亿银元。当时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物价稳定，得到蒋介石的赞许，使他得以再度在山西立足。特别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太原兵工厂是他赖以存在的主要支柱之一。
有培养人才的机构——各类学校和训练机关。
正规学校除山西大学外，还有工专、农专、商专、法专、医专和外国文言学校(今之外语专科学校)等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以及许多中学和师范。此外，还有培养军官和行政干部的军校和训练机关，这些机构培养出来的人才，在二十年代中后期以至四十年代，就成了阎锡山军政干部的骨干。他们大部分忠于阎并能按阎的意图办事，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派来的干部，阎锡山是拒绝接受的。
有严密的安全机构——政卫组和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
这两个特务组织先后成立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务都是“肃伪”，即肃清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和同情革命的人。他们掌握着生杀大权，被他们杀害的“伪装分子”都是数以百计的(不包括“三自传训”中所处死的)。
能适时提出独特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
他对国民政府的例行公事一般遵令照办，但不受国民政府的政策法令的约束，他要根据山西的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独特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1917年兼任省长之后，他保境安民，不参加军阀混战，关起门来推行六政三事(水利、蚕桑、种树、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禁烟、种棉、造林、畜牧)，整理村政。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提出自强救国与建设救国的口号，积极进行经济建设，奠定了山西近代工业的基础。1935年，日军侵犯察绥，他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1936年又确立了联共抗日的路线，成立抗日组织牺盟会，邀请共产党员，共同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他领导的第二战区，国共两党军队并肩作战，阻滞敌人前进，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使山西成为全国抗日的模范地区。他的独特做法，多数是正确的、及时的、有效的。
最后，还须强调的是，阎锡山一般不离开自己的根据地——山西。1928年，阎锡山出任平津卫戍总司令，但他一般是在太原或家乡河边村办公，到北京只做一般的礼节上的应酬。北伐之后，蒋介石任命阎为国民政府委员、军委会委员、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内政部长等要职，并且请阎到南京办公。阎知其为调虎离山，宁可辞去内政部长的职务，也不离开山西。抗日战争期间，蒋发现阎与日军勾结后，拟调阎出任西北行营主任，驻天水或南郑，被阎拒绝。他清楚地知道，离开山西，他的事业、理想、实力、成就也就结束了。
以上各点说明，领导一个国家应该具备的条件，他都具备了，而这是任何其他封疆大吏都没有完全做到的。山西成为国中之国，而蒋介石由于种种原因又不将它拔广，于是国中之国的领导人阎锡山，也就能够在山西长期执政了。
三、政治谋略的理论根据——中的哲学
阎锡山根据中国古代的中庸之道，并结合自己从商从政的经验，创立了自称为“中的哲学”哲学思想。他认为不偏不奇、情理兼顾，不过不不及是为中，事之恰好处是为中;人事得中则成，失中则毁;承认矛盾，要用二的分析法分析矛盾，以求得矛盾的不矛盾，使矛盾对消，达到适中，以求生存;认为事理有母理与子理之别，母理是不变的，子理服从母理，人事以生为最高母理;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
中的哲学是阎锡山制订战略策略和采取行动的理论根据。在政治舞台上，他始终以“生”(生存、存在)为最高母理，然后用二的分析法分析各种矛盾，“执其两端而叩其中”，在“恰好”之时，采取行动，尽量使矛盾的不矛盾，以利于自己的存在。为了存在，对袁世凯他可以韬光养晦卑躬屈膝;在军阀混战中，他保境安民，避免陷入矛盾之中;参加北伐，他要等待“恰好”之时，所以到1927年才宣告参加。1936年国难当头之时，他断然确立了拥蒋联共抗日的路线;1939年“十二月事变”后，根据形势的变化。他又变其为拥蒋联日反共的路线。
以阎的话来说，他的事业的成败是以能否掌握中为衡量的标准的，“得中则成，失中则毁”。所以，了解中的哲学是研究阎锡山的一把钥匙。
阎锡山是如何治军的：阎锡山主导下晋绥军坚持持久抗战
晋绥军，一段落满尘埃的陈旧记忆，一个让年青人倍感陌生的历史名词，这支纵横阖捭近半个世纪的地方军事集团，开端于1911年10月辛亥革命中的太原起义，终结于1949年 4月太原战役的隆隆炮声。
晋绥军之“晋”，指的是山西，晋绥军之“绥”，指的是当时的绥远省。早在清代，绥远道做为山西四道之一隶属于山西，民国初年，袁世凯出于自身利益的权衡而实行了“晋绥分治”。1926年，阎锡山在与冯玉祥国民军的战争中获胜，取得绥远的合法控制权。从此，晋军被称为晋绥军，晋绥军高级将商震、徐永昌、傅作义先后兼任过绥远最高行政长官。抗日战争时期，绥远与山西被日军物理分隔，绥远被划归第八战区，此后直至新中国建立之前，绥远由接受中央任命的原晋绥军将领傅作义、董其武控制。
晋绥军的历史贯穿了民国的大陆岁月，对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形势都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巅峰时代，经过四次扩军的晋绥军一度拥有二十五万人的规模，成为阎锡山发起“中原大战”、挑战蒋介石权威的资本。显著的地域性是晋绥军最重要的特征，山西百姓，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三晋子弟，是这支军队的主要兵源;保境安民，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职责。无论盛衰强弱，晋绥军的根始终在山西。草创之初，军阀环伺，强敌觊觎，晋绥军先后击退了冯玉祥的国民军、樊钟秀的建国豫军以及张作霖的奉军等军阀的进攻，牢牢掌控着山西这块根据地;鼎盛之时，晋绥军坐拥晋冀察绥四省和京津两市，但他们的大本营始终没有离开过山西;民族危亡的之机，山西大部沦陷，晋绥军“宁在山西牺牲，不到它乡流亡”，始终战斗在表里山河。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进攻势头正盛，在平张地区击溃西北军宋哲元部29军后，于8月14日组成“察哈尔派遣兵团”以东条英机中将为统率，兵锋直指晋绥地区。阎锡山抱病飞抵南京参加国民政府组织的南京军事会议。
8月16日，国民政府下达国家总动员令，布置全面对日作战，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晋、绥、察三省所有部队，在此区域内的中国军队共编为六、七、十八三个集团军。杨爱源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孙楚任副司令;辖第三十三军、军长孙楚，副军长周原键。下辖第七十三师、独立第三旅、独立第四旅、独立第八旅、第三十四军、军长李杨澄源，副军长傅存怀。下辖第七十一师、第一九六旅、第二0三旅。傅作义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任副司令，下辖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第十七军军长高桂滋、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兼)，以及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的第六十七军。而阎锡山就靠着这支部队支撑着山西持久抗战,山西也成为国军在华北最后的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