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的十三太保都有谁 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是怎么回事
新之助 2016-01-08
冯玉祥
冯玉祥戎马一生，由士兵升至一级上将，所部从一个混成旅发展成为一支拥有数十万人的庞大军队。在其50余年的军事生涯中，以治军严、善练兵著称。
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
时代背景
冯玉祥将军曾于1924年在北京举行了首都革命，打倒了北方军阀曹锟、吴佩孚，驱逐了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出宫。从那时起，冯玉祥就与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同志有了联系。1925年，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驻防张家口，经李大钊介绍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取得了联系。他派人与苏联大使共同协商后，苏方答应通过蒙古运送枪支弹药援助冯玉祥将军。1926年8月，又经李大钊同志介绍，冯玉祥到莫斯科参观访问并受到苏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和欢迎。他与我党在莫斯科的同志刘伯坚、朱务善等经常来往。1926年8月，冯玉祥从莫斯科回国，9月17日在绥远省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军，他邀请共产党员邓小平、刘伯坚、宣侠父、陶新畲等到他的部队担任重要的政治领导工作。他率部从宁夏、甘肃到西安营救“二虎”(即杨虎城、李虎臣)，攻占西安后，曾经把西安的“皇城”改名为“红城”，当时，他与共产党合作得比较好。
1930年，冯玉祥与阎锡山、汪精卫联合反蒋失败后，他隐居在山西汾阳峪道河，这时他已没有军队了，主要从事政治活动。1931年4月，他又邀请共产党员肖明同志到汾阳商谈合作问题。1932年他由泰山经南京转上海与我党联系，党中央派胡鄂公为代表同他进行会谈，因意见不一致无结果。同年10月，他为了便于发动抗战，由泰山到张家口。当时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是他的老部下。宋率部在抗日前线作战。这时，我党的北方政治保卫局也接受冯玉祥的邀请，派张慕陶、吴化之、吴止文等同志到张家口，组成“特委"，协助冯玉祥共同发动抗日工作。
1931年“九一八”以后，日军占领东三省，1932年“一二八”进攻上海。1933年春又侵占热河，进攻长城各口，同时向察哈尔进攻，顿时，张垣告急，平津危急。1933年1月17日，我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总司令部发表宣言，宣告在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武装人民的前提下，愿和全国任何系统的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然而蒋介石却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采取不抵抗主义，除宋哲元与日军作战，取得了一些胜利外，其余国民党部队一触即溃，望风而逃，华北沦陷危在旦夕。经过我党的广泛发动，平津的青年学生、晋冀鲁豫的爱国青年和一些主张抗日的部队纷纷集中到张家口。冯玉祥的旧部吉鸿昌、方振武、高树勋、孙良诚、张凌云、乜玉岭等相继开赴张家口参加抗战。从热河退到察哈尔的东北义勇军的冯占海、李忠义、邓文、黄守中、姚景川、富春、战涛等部也要求在冯玉祥将军的领导下继续抗战。
抗日同盟军的成立和活动情况
1933年5月，日军占领长城各口，进至三河、宝坻、顺义线。同时，日伪军进攻察北，蒋介石不仅不增援抵抗，反而派线。同时，日伪军进攻察北，蒋介石不仅不增援抵抗，反而派何应钦向日军妥协投降。这时，经我党的积极努力，张垣军民于5月26日宣告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公推冯玉祥为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在军民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了同盟军的政治主张：外抗暴力，内除汉奸卖国贼，武力收复失地，反对妥协投降，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农士兵生活，释放爱国政治犯，保障人民言论、结社、出版、集会和武装自由，以及实现民主政权，联合世界反帝力量共同奋斗。成立了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委佟麟阁为第一军军长兼察哈尔省主席，委吉鸿昌为第二军军长、警备司令兼警察处长，阮玄武为第五军军长，张凌云为第六军军长，李忠义为十六军军长，黄守中为十八军军长，方振武为抗日救国军总司令，其它有部队愿意抗战的都给以名义。由山西汾阳军校调来的军官和学生编为第二师，以汾阳军校调去一部分人作为骨干，以平津学生和各地来张的青年编成第五师，以中共党员宣侠父为师长；还从汾阳军校和各部队调集骨干组成十八师，以中共党员许权中为师长。
这三个师的师长和团长除个别人外都是共产党员，营连干部也大部分是中共党员。二师、五师、十八师是我们的核心力量，二师政治质量好，武器也比较好，有二千多人。五师、十八师是新编成的，骨干强，但武器庞杂陈旧，有汉阳造、比瑟尼、老毛瑟、湖北条、还有单打一，这两个师每师有七八百人，虽然人员少，武器差，但士气高昂。我和李平一同志于4月底由“特委”派到东北军一一二师张廷枢部搞团结抗日工作，帮他办了一期教导队，先住在廊坊，后到霸县。
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前委调我回张家口，先在总部工作，以后又派我到五师一团当营长。这时为加强抗日同盟军的领导，河北省委撤销“特委”，改为前线委员会(简称前委)，柯庆施同志任前委书记。同盟军成立后，立即派方振武、吉鸿昌、邓文、李忠义率部向日伪军发动进攻，先后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和塞上重镇多多伦的地理位置很重要，经过五昼夜激战才从日伪军手中夺回来。收复多伦，对全国人民鼓舞很大。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敢抵抗，民众起来组成抗日同盟军马上收复了失地，震惊中外。当时的塞外十分荒凉，天接地，地连天，一眼望不到边，百十里外不见一个村庄，也很难看到一棵树，荒凉的情况可想而知。打下多伦后，五师就住在平定堡附近。平定堡是沽源县一个镇子。沽源县城由于日伪军的破坏，房屋几乎全部倒塌，变成一片瓦砾焦土，在这片废墟上一共有十来个小贩摊，东西很少，也没人买，一斤白糖张家口卖两角钱，这里卖两块钱，地方被日军破坏得太苦了。我们部队买菜买日用品都要到平定堡去，这个堡子里有个姓白的大地主，有几百条枪，几百匹马，统治着这个土围子，他们与日伪军有联系，我们的人进堡子不准带枪。
为了消灭这个地头蛇，缴获他的枪支马匹，团里决定由团长进堡拜会姓白的，另派一部分人穿便衣带短枪混入堡子，占领寨门，枪响为号，里应外合，占领平定堡。记得一天上午10时左右听到枪响，我们一、二营就跑步进攻平定堡。一到寨门，敌人已用火力把寨门封锁，我就带一部分人冲到寨前，攻不进去，我们就占领寨墙西南角与敌人对峙，直到黄昏我们才跳墙撤出。这一仗没打好，原因是团长带便衣进去时被敌人发觉，团长被敌人扣起来，跟团长进去的赵汇川同志身受几十处伤。我们的便衣一上寨墙就和敌人打起来，大部分牺牲了。总部接到我们报告后，马上来增援部队，准备继续攻打平定堡。这时传来消息说，我军占领多伦后，全国各人民团体纷纷来电祝贺，以事实揭穿了蒋介石的抗战亡国谬论。蒋介石极为恼恨，一方面派十几万中央军沿平绥线进攻张家口，一方面用金钱收买同盟军的动摇分子，同时勾结日军反攻察东。在日蒋夹击和同盟军内部混乱的情况下，冯玉祥总司令被迫于8月5日通电取消了抗日同盟军。政权交给二十九军军长兼察省主席宋哲元接收，他自己回泰山隐居。由于形势突变，总部决定平定堡不打了，要平定堡送回被扣的团长张韬，我们也送回他们的两个谈判代表，将部队开到张北县附近集结待命。
我们在张北附近一个村庄住了几天。一天，团长张韬开会回来给我说，冯司令下野了，同盟军撤销了，前委在张北县开了反妥协大会，坚持继续抗日反蒋，现在部队开到商都与高树勋会师，在那里建立抗日根据地，如果站不住脚，就到陕北去。我们同意到陕北去，因为1931年我们在汾阳军校时，陕北游击队曾和我们联系，曾给他们买过枪支弹药。我们也组织了一个小游击队在黄河东岸离石一带配合他们活动，后来这一部分人到陕北编入陕北红军了，所以我们愿意到陕北去。
我们从张北县往西开拔，到商都附近时，听团长说高树勋已接受宋哲元改编，不与我们合作了。前委决定我们转进独石口与方振武会合，部队又折向东进。在路过二师驻地时，前委叫我通知二师，叫他们马上跟我们一起东进，我就到二师二团(师部不在这里)向团长贾振中传达了前委的指示，叫他们二师马上跟前委一起东进。到独石口后，前委就召开了党的会议。宣布开除张慕陶的党籍，理由是张右倾，影响了二师未执行前委的指示来独石口会师，被宋哲元改编了。实际当时一起被开除党籍的还有二师的党委书记王霖，一团团长尹心田，二团团长贾振中，三团团长周茂兰，共五人。当时只宣布了张慕陶一人。会议是在一个小山坡上召开的。我认为张慕陶工作积极热情，在同盟军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特别是在筹建同盟军时，里里外外工作都由他出面，工作能力强，积极性高，这样的人才难得，有错误批评改了就好，不要一有错误就开除出党。由于当时的军事紧张，我提的这个意见没有讨论就结束了。我们在独石口住了几天，部队经过热察边境的黑河二、四区东进，当时党内没提什么新口号，仍是原来提的抗日反蒋。(有的说张慕陶搞联日反蒋，前委提出打到北京过中秋节的口号，在党内从未听说过，但在行军的沿途看到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到北京过中秋节”的标语)。沿途村庄稀少，部队吃粮困难，有时只好在地里挖一些白薯和山药蛋充饥。食盐更缺，记得当时我们走在后面，前边粮食都吃光了，我们就杀马吃，没有盐的马肉还比不上高梁面好吃。
从独石口东进，沿途都是大山，走了十来天。有一次夜行军翻越了一座大山，整整走了一夜，拂晓我们就在一个南北走向的山沟里宿营，走了一夜山路，躺下很快就呼呼入睡了。睡梦中，一阵激烈的枪声把我们惊醒。不一会儿，师长、副师长、参谋长都跑来了，师长说：“敌人一个师从后边追上来，占领了山头，张团长带一营反攻到山腰就中弹牺牲了，一营也撤下来了，你看怎么办?”我说：“反攻咱没有力量，大白天撤退，走也走不脱，我在这里顶住敌人，你们到总部去吧。”师长走后，我马上集合连长，划定各连作战位置，以班为单位各个跃进撤退东山，隔山沟与占领西山的敌人对峙，他们下山我们就打。就这样对峙了一天，人夜总指挥部派部队来接我们，连夜撤到黑山寨与师部会合。黑山寨村里村外住满了部队，都在休息吃饭，我们有的还没有吃完饭，忽然传来北边敌人进攻的消息。部队立即决定从十三陵向国民党部队展开进攻，敌人在我们的突然进攻下仓皇撤退。这正是中秋节的前夕，敌人在地下挖坑煮的大锅猪肉，香味扑鼻，我们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从这时起，艰苦的平北战役就开始了。平北作战从9月下旬(中秋节前夕)到10月15日，共两个多星期。我们五师、十八师，加上方振武的部队不过六、七千人，处于国民党部队的十几万人的层层包围之中，我军英勇顽强，天天战斗，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三次：一次我们与国民党三十二师(师长商震)在一个村庄对阵，他们在南边挖壕，相距二三十米，说话动作互相都很清楚。我们隔战壕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南京卖国政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国民党士兵不作声。一天拂晓，国民党部队向我们进攻，在激烈的战斗中，东北义勇军总指挥战涛，骑着高头大马，身披黑斗蓬，飞马前来，大喊：“我来支援你们!”我看到后就大声喊：“赶快下马匍匐前进，敌人机枪就在这里!”他好象没有听见，仍是快马进行，在离我十几米的地方被敌人一阵机枪扫射中弹牺牲，太可惜了。再一次，敌人向我们进攻，没有攻动我们，大约下午四五点钟，我们发起反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占领了敌人发起进攻的村子。进村后，我和一营营长贾四箴继续追击敌人。在追击到另一个村庄时，见到敌人大部分部队骑着大马，端着机枪，站在那里不退了。我回头一看，我和贾营长每人身边只有一个班，后边的部队没有跟上来，只好就地坚持，敌人也没有进攻，到夜色苍茫我们才撤退。第三次是小汤山战斗。
这一次仍然是敌人向我们进攻，经过半天多战斗，我们打退了敌人，占领了敌人一个村子。这时已是下午3时左右，我们正准备吃饭，吉鸿昌来了，他和我一起到村子两头瞭望小汤山，他看了一会问我：“你看能不能拿下小汤山?”我说：“敌人一三O师朱鸿勋的一个师把守，又有炮兵，咱们兵力少，又是开阔地，不便于接近，我看拿不下来。”吉说：“赶快吃饭，拿下小汤山，我派骑兵炮兵支援你们。”我马上集合部队，在村西小坟地展开，小汤山敌人见我们出动就马上向我开炮，我的通讯员小申也中弹牺牲。我们不顾敌人炮火，以连为单位分班各个跃进，结合匍匐前进，这时我骑兵部队从左翼迂回过去，山炮也向敌人轰击，下午6时左右我们步兵部队已迫近小汤山，敌人在我军坚决攻击下，乘黄昏溃退了，我们当即占领了小汤山，连长赵力钧还在山上缴获敌人四门炮。我们在小汤山洗个澡，换双鞋，住了一天，第二天又主动撤出来。
我们在敌人十几天的围攻中，守必固，攻必克。虽然日夜战斗，十分艰苦，但士气十分高涨。有人说那时逃亡很多，士气低落，我们那里没有这种现象。最后几天，日军在东北方向出动飞机大炮，配合国民党围攻，敌人的炮位，骑兵在半山坡上，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敌机轮番轰炸，重点是指向总指挥部。
大约在10月15日下午三点多钟，副师长告诉我，柯庆施、方振武、吉鸿昌都已离开部队了(实际柯在行军中就离开部队)，咱们部队立即开到清河改编成独立旅，由崔贡琛(吉鸿昌的参谋长)当旅长。副师长是进步人士，不是党员，党内始终没有听到前委有什么指示。情况变化突然，我立即和几个连长商量，部队归国民党改编，其他人好说，我们都是明显的红帽子，他们是不会放过我们的，于是我们几个决定离开部队回到北平另行开展工作。当天晚上国民党背信弃义，把所有的抗日同盟军都缴了械，改编是骗人的，轰轰烈烈地抗日同盟军就此最后结束了。
冯玉祥的“十三太保”：西北军发家的军官班底
冯玉祥是民国时期军事实力集团首领之一，鼎盛时期他的兵力多达40万人，因为他的驻地在中国西北部的陕、甘、宁、青诸省，所以人们称冯玉祥的部队为“西北军”。冯玉祥的部队中有所谓“十三太保”这一说法。
“太保”本是我国古代官职的名称，是辅佐太子的官。西北军中的所谓太保，显然是借喻，是指辅佐冯玉祥的13名军官。这13名军官都是冯玉祥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们长期追随冯氏，南征北战，为冯氏所倚重。这13名军官是：孙良诚、孙连仲、韩复榘、韩多峰、佟麟阁、刘汝明、石友三、张维玺、程希贤、过之纲、闻承烈、葛金章、赵席聘。
“十三太保”在西北军中是怎样叫起来的，说法不一，不过一般认为是在1919年前后冯玉祥任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驻防湖南常德的时候。那时他手下有一批勇猛善战的军官，即：机关枪营营长韩多峰、一团二营营长孙良诚、三团一营营长韩复榘、三团二营营长石友三、三团三营营长赵席聘、四团一营营长刘汝明、四团二营营长佟麟阁、以及炮兵营长孙连仲，其余也都是营级军官。这些营级军官，特别为冯氏信任和倚重。冯部官兵在艳羡之余，于是套用了京剧《珠帘寨》中李克用宠用十三太保的故事，将韩复榘、孙良诚等 13名军官，也称之为“十三太保”。这名称的内涵既有戏谑，也有讽刺。
冯玉祥的这13名“太保”，从年龄上来说，大都是1890年前后生人，比冯玉祥年青一些。从籍贯上来说，都是北方人(我把淮河以北统称之为北方)，比如石友三是吉林省人，过之纲是安徽省蒙城人，韩复榘是河北人，韩多峰是山东人，我把他们都称之为北方人。实际上冯玉祥西北军的成员，大抵也是北方人。
西北军的“十三太保”之所以得到冯氏的信任和倚重，除了这些人禀承了西北军的传统能忍艰耐苦外，还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勇敢善战，一是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比如韩复榘，因为他的父亲是教书先生，所以他近水楼台也读了不少“子曰、诗云”，并且练就了一手好字(我见过他写的字)，并不是传说中的大老粗。
冯玉祥没有正式进过什么学校，当兵后他酷爱读书，所以对他的有点文化的部属特别青睐。“十三太保”这些人，虽不是外国或中国军事学校的毕业生，但却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这在他的绝大多数文盲或半文盲的官兵中就十分突出了，因此才受到冯玉祥的重视，逐步把他们提拔为高级军官，到1928年西北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时，“十三太保”大都已成为师长以上的高级军官了。
西北军中的十三太保以韩复榘、孙良诚、孙连仲、石友三、刘汝明这5人升迁得最快，到1928年北伐成功全国统一时，他们除担任军职外，有的还担任了地方行政职务，如孙良诚担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担任河南省主席，孙连仲担任青海省主席，刘汝明、石友三也都当了军长。
正因如此，在西北军中这5人又被称为“新五虎将”，借喻他们之与冯玉祥像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之与刘备一样。至于为什么称他们为“新五虎将”，是因为西北军中已有“老五虎将”之说，即宋哲元、鹿种麟、张之江、刘郁芬、李鸣钟是也。北伐以后“老五虎将”大都已离开部队另有任用，“新五虎将”在西北军中也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冯玉祥出身平民，因而能接近下层，与士兵同甘苦，从而得到下级的拥戴。但冯氏的带兵方法却是封建家长式的，甚至对师长以上的高级军官也是呼来唤去像对小孩子一样，韩复榘当了师长以后还曾被冯氏当着士兵的面打了40军棍，毫不留情面。这种带兵方法加上其它因素，导致了韩复榘、石友三对冯氏的叛离投奔了蒋介石。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西北军中的“十三太保”虽然谈不上“风流”，但却也是些不算太小的“人物”;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只是一朵朵小小的浪花，但在民国史上却也有过一些不大不小的影响。他们的结局如何呢?据我所知，他们的结局大部分不甚美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