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名将冯玉祥死亡之谜 冯玉祥一生为何立过五个遗嘱
新之助 2016-01-08
冯玉祥
冯玉祥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的一生，留下了许多颇富传奇色彩的故事，尤其是关于他的死亡。
冯玉祥死亡之谜：与危险的“胜利号”是否有关
1948年9月1日，从纽约驶往苏联的轮船“胜利”号在航行途中发生火灾，中国将军冯玉祥遇难。俄罗斯黑海舰队老兵巴尔经过多年锲而不舍地研究查证，搞清了与当年事故有关的大量鲜为人知的细节。
1948年9月5日，苏联《红星报》最后一版不显眼处，刊登了一条塔斯社的快讯，标题为《“胜利”号轮船发生不幸》：“傲德萨9月4日电：八月初，‘胜利’号轮船从纽约启航，驶往傲德萨……因处置不慎，致使电影胶片着火，船在途中发生火灾。有人员伤亡，死者中有冯玉祥元帅和他的女儿。该船已被带至傲德萨。调查仍在进行中。”这篇报道还说，装殓冯玉祥尸体的灵柩已空运到莫斯科，按照元帅遗孀的愿意，尸体已被火化。死者的几名家眷、苏军和社会代表参加了葬礼，死者享受到了阵亡军人的待遇。
这篇快讯引起了俄罗斯黑海舰队老兵奥克佳布里·巴尔－比留科夫的好奇。要知道，在1948年秋，冯玉祥身死“胜利号”，这一事件在西方轰动一时，欧美媒体纷纷报道，但苏联报纸对这一“不幸事件”却讳莫如深。
当时巴尔即将从加里宁格勒高等海军学校毕业。他想方设法打探情况，但除得知已成立一个高级调查委员会外，什么也没有打听出来。几个月后，巴尔从加里宁格勒高等海军学校毕业，被授予了海军准尉军衔，并再度被派回黑海舰队。虽然他听说关于“胜利”号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但怎样进行的却几乎无人知晓。巴尔后来还打听到，调查在保密状态下持续了几个月，斯大林曾亲自过问进展情况。1949年初，苏联法院对这一事件进行了秘密审判。“胜利”号上的相关人员被判有罪，后来也没有得到减刑。
在1948年秋前往苏联，这对冯玉祥来说绝非偶然。1948年7月，应中共中央邀请，他准备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如果不是在归国途中遭遇不幸，他也许会在新中国政府中担任要职。作为未来新中国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意外辞世给人们带来了不尽的猜测。由于极想解开冯将军身死之谜，巴尔经过多年锲而不舍地研究查证，寻找与当年事故有关的细节，试图揭示“胜利”号火灾的真相。
“胜利”号
二战结束后，苏军打捞起一些半沉的德国旧船，在德国造船厂进行了维修，然后将其充实到了苏联商业船队。在这些船只中，有一艘1928年造的班轮“伊贝利亚”号。该船满载排水量为14039吨，全长153米，宽18.6米，高18米，舷高9米，吃水7.49米，航速15.5节(28.7公里/小时)。苏联船队接手后，为它起了个骄傲的名字，叫“胜利”号。在那个年代，它算得上是一艘相当大型的客货两用船，可以搭载旅客340人，并可同时装载4000吨货物。
经过改造，“胜利”号的载客量达到了600人。分布于四层甲板的客舱档次各不相同，既有宽敞明亮的高级包间，也有下层甲板狭窄拥挤的小舱。为向乘客提供配套服务，船上设有一个音乐沙龙、数个餐厅、几间宽敞的休息室和其他公共活动场所。在船头和船尾还有六个货舱，可以存放乘客携带的物品和商业货物。这艘船的救生设备不错，约有十条大舢板和大量救生圈。但船上消防设施明显不足，轮机舱内的消防泵只能在局部使用，无力扑灭大火，或扑救船桥及别处的火灾。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船上的办公场所和走廊到处都摆满了灭火器。
1948年春，“胜利”号被划归黑海航运局，开始往返于傲德萨和纽约之间，沿途搭载从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回苏联的旅客和货物。“胜利”号船上乘务人员共计199人，船长帕霍洛克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海员，从小在海边长大。他的防火助理叫纳博金，接受过专门的防火培训。船上其他指挥人员也都经验丰富，完全能胜任本职工作。
归途
1948年6月至7月，“胜利”号迎来了航海学校的50名见习生。他们随船顺利穿越大洋之后，7月31日又从纽约启航，随“胜利”号踏上了返回傲德萨的航程。在驶离纽约港时，船上只接纳了323位乘客，277 吨货物。除少量散客外，船上乘客以苏联外交部和对外贸易部工作人员及家属为主。冯玉祥与家人也上了船，他们准备转道苏联前往中国。
在海上航行数天以后，船长接到了黑海航运局的电报，命“胜利”号顺路去埃及亚历山大港，接收从埃及遣返回国的亚美尼亚人，把他们送回格鲁吉亚海港巴统。8月22日，轮船离开亚历山大港，向巴统驶去。船长随即向局里报告说，他接纳了2020名遣返人员、6名苏联驻埃及使节及其家属，同时又装上了1500吨货。在八月最后的几天，“胜利”号终于靠上了巴统的码头。
8月31日，“胜利”号折返向西，驶向通往傲德萨。因大量亚美尼亚人离船，船上的旅客此刻只剩下310人。9月1日中午一点，位于傲德萨的黑海航运局电台接到船上发来的航行报告，说“胜利”号已经驶过新罗西斯克，9月2日凌晨两点即可抵达傲德萨港。此后，船上的无线电通讯就中断了，但起初并没有人对此产生警觉。
直到9月2日早晨，黑海航运局才开始探究无线电静默的原因，并请求出海轮船和沿途港口留意该船行踪，但没有人与“胜利”号取得过联系，也没有听见过“SOS”信号。航运局感觉事情不妙，连忙向黑海舰队求援，几架海军航空兵飞机随之被派到海上。当天晚上九点钟，一位飞行员在空中报告说，在雅尔塔东南70海里处，发现了已被烧焦的“胜利”号，轮船周围还有五条载满人的舢板。接到通报后，救援队立即从费奥多西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等地出发，火速奔向出事船只。
大火
“胜利”号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苏联官方后来的说法是：9月1日13时，“胜利”号班轮驶经新罗西斯克后，继续驶向傲德萨。当时的天气不错，可谓风和日丽。见船将驶向终点，代理放映员、无线电技师科瓦连科决定，将电影胶片收拾一下，以便靠岸后将影片送回文化基地。为此，他叫来了水手斯克利普尼科夫，请他在放映完毕后帮忙缠胶片。
电影胶片平时存放在船中部的一个小库房内，它的旁边是一些新近设立的三等客舱。电影胶片一部分装在铁盒子里，另一些准备倒片的胶片则敞开放在桌上。除了许多部电影胶片外，这坐库房里还存放了大约两千张留声机唱片。在用手摇装置倒胶片的过程中，因机械部件摩擦而迸出火花，进而引起胶片起火。火星又引燃了旁边放着的胶片，火焰几秒钟就充满了整个库房。
见身上的衣服也被点燃，斯克利普尼科夫赶忙跳出库房，返身关上了库房的门，并一边高喊救火，一边向走廊另一头跑去。此刻，库房内炽热的气流冲倒房门，灼热的火焰吞食着走廊的地毯和胶合板舱壁。强烈的气流裹挟着火势，沿走廊到达了软梯旁。火焰顺着软梯进入上一层甲板的前厅，从那里进入两个垂直的楼梯竖井，并以极大的吸力迅速升至最上层的船桥。几分钟内，火焰包围了轮船的中部，包括领航室、驾驶室、电台室、船长和领航员休息舱。随后，火焰开始四处扩散，旋风般蚕食沿路的住所，冲击救生艇甲板，并逼近货舱和轮机舱。
值班报务员韦杰涅耶夫被火焰包围后，从无线电室的舷窗跳出，没能来得及发出求援信号。船长得知此情形后，命令以备用电台发出SOS信号，但可惜它已在领航室被烧毁了。过了一段时间，船首的船铃才向全船发出火灾警报。接到火警以后，在轮机长兹沃罗波的带领下，轮机班人员在机器旁用水龙顽强堵截火势。在火势刚起时，就有部分船员开始抢救乘客，一些救生艇和舢板被放入水中。大多数妇女和儿童被放入了五条舢板，并把船划到了安全距离，男乘客则在船上帮助灭火。
经过全力扑救，火势终于被控制住了。船虽能独自航行，但损伤却十分惨重。在轮船中部的上层建筑和驾驶桥楼，所有木质壁板完全被烧毁，金属壁板和构架则已扭曲变形。散步甲板上的所有餐厅、沙龙和其他舱室皆被烧毁，其他各层甲板的客舱、沙龙、餐厅、船务场所也遭到损坏。船头货舱被火花点燃，幸好灭火及时，火势才没有继续扩大，但大部分旅客携带的物品已难以挽回。轮机舱不透水隔墙发挥了作用，顽强地把火焰挡在了舱外，才使船头和船尾得以幸免。
除去物质损失之外，火灾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其中大多数都是在烈焰袭击客舱的最初几分钟倒下的。全船有40名乘客在火灾中丧生，两名乘务人员也被夺走性命：一位是水手斯克利普尼科夫，另一位是身着新潮尼龙服装的餐厅女服务员贡扬。在死难者中，有19名为妇女，15人为16岁以下的儿童。
9月3日，当救援人员靠近事故船时，船上的大火已基本扑灭。9月5日，“胜利”号驶入傲德萨港，获救乘客被转移到了“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号轮船上。
人为？
在对火灾事故进行调查时，调查人员还提出，火灾也有人为破坏的可能。调查人员推测，在亚历山大港口有大量乘客上船，一些破坏分子可能乘机混入其中，从而蓄意引发了火灾。这个假设的依据是，这批遣返回国人员上船后，在船上不同地方都发现了一种块状物体，像是某种矿石。它们在燃烧时可以放出蓝色火焰，并能达到很高的温度。苏联国家安全人员涅普里亚欣当时也在船上，他出于职业习惯拿了一块去琢磨，但他本人在火灾中丧生。也许是由于普里亚欣已死，调查机关并没有按人为破坏说继续追查下去。
司法部门经过反复研究，最终认定火灾的主因仍是电影胶片起火。因此，编外放映员科瓦连科、船长帕霍洛克、两名船长助理佩尔舒科夫和纳波金、电台台长韦杰涅耶夫、甚至岸上的黑海航运局电台台长特列季亚克和船队调度员涅费多夫都被收监。调查前后持续了大约5个月，黑海航运局海事检察长、著名船长格里戈尔也被请到法庭作证。1949年2月8日，苏联最高法院水运庭专程赶往傲德萨，开庭审理。庭长乌斯片斯基会同各检察员和律师，就火灾所造成的人员和物质损失，对“胜利”号船上领导人员提起了诉讼。
在当时那个年代，世界电影业普遍使用的是硝化纤维素胶片，它除了柔软、可塑、图像清晰之外，还有一个要命的缺陷——易燃。因为化学成分与火药十分接近，当把这种胶片加热到40度时，它就会像火药一样猛烈燃烧。当时的老放映员时常开玩笑说，太阳光一照都能把它点燃。鉴于这种情况，当年制定了极其严格的防火规范。因而法庭指出，火灾的起因是船上指挥人员和编外放映员的人为过失，是其粗暴违反防火安全规范的恶果。
在不完全否认“胶片因摩擦起火”的判断的同时，法庭还得出另一推断：火灾跟死去的水手斯克利普尼科夫有很大的关系。法庭经过调查后确认，在此次航程启航前，在明知船上只有一个可存放8部电影胶片的专门储藏室的情况下，船长帕霍洛克和消防助理纳博金竟无视安全隐患，一下子就接收了41部宽胶片电影，并将这些易燃的胶片放在了不具备防火条件的下层甲板客舱之间。斯克利普尼科夫是放映员科瓦连科叫来帮助倒片的，但这名水手对电影胶片的常识却一无所知。而身为船上的消防负责人，纳博金既没有让船员进行过消防演练，又对违反消防安全的现象不闻不问，许多船员竟然连灭火器都不会用。
因火灾让苏联政府极为被动，法庭对火灾直接责任人给予了重判：纳博金被判处监禁25年，船长帕霍洛克和放映员科瓦连科为15年，政工助理佩尔舒科夫10年，报务员韦杰涅耶夫8年。岸上人员因属间接有罪，所以进行了从轻处罚：黑海航运局电台台长特列季亚克被收监两年，船队调度员涅费多夫在原单位劳动改造一年，并扣除其间25%的薪水。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法院在调查过程中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胜利”号从纽约出发前，曾经发生过一连串稀奇古怪的事情。在“胜利”号即将离港前，纽约当局做了个奇怪的决定，要求对“胜利”号进行全船消毒。尽管船长提出了强烈抗议，全部船员还是被迫在旅馆里住了两天。美国人强行登上“胜利”号后，他们的行为并无人监督。此外，一对准备离开美国的苏联外交人士夫妇发生了争吵。女人叫喊着不愿回国，执拗地跳窗而逃，美国人马上把她救起，并严密保护了起来。而她的行李此时已装上了轮船，恰恰位于船中部起火的位置。最为蹊跷的是，在“胜利”号实际发生火灾之前，美国的广播电台就提前播报了火灾的消息。
未解之谜
当斯大林得知冯玉祥遇难的消息时，他正在黑海边休假。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在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毋庸置疑，您是正确的：在亚美尼亚移民中有美国的情报人员，是他们在搞破坏。”在随后的几封电报中，他又陆续汇报了所采取的措施，并说已下令特工机关深挖间谍的行踪，但巴尔并没有找到更多这方面的后续信息。
因战争造成大量减员，苏联战后急需劳动力，政府不仅临时废除了死刑，还号召侨居国外的人回国参加建设。1945年1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一条命令，让流亡海外的亚美尼亚人重返故土。从1946到1948年，回苏联的亚美尼亚人超过了10万。但在“胜利”号发生火灾后，苏联部长会议于1948年9月14日做出了停航决定，完全彻底地阻断了亚美尼亚人的返乡潮。
遭受火灾的“胜利”号被修复后，仍旧行驶在黑海航运局各条国内外航线上。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它仍被视为该局最好的海船之一。一直到1977年，“胜利”号的名字才被从船队的花名册中删去。
抗日名将冯玉祥一生为何立过五个遗嘱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3月24日，冯玉祥怀着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和失望退隐泰山，5月5日，上海停战协定正式签字。冯玉祥坚决揭露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罪行，感到有生命危险，特于6月14日写好遗嘱，史称“泰山遗嘱(一)”，主要内容如下：
“我是当兵出身，我是穷小子出身，我是工农的子弟出身。我是为大多数工农群众谋最大幸福的，我是为民族求独立解放的。凡是有此决心而实行的，都是我的好朋友，好同志，凡是真能铲除一切不平等的，都是我的同路人。凡是为自己打算而自私自利的，即是我的仇敌，至于我的子女一切，我亦不问，任他们去自由发展。现有的一点钱，均归李德全自活即可以了。我的尸首最好是焚化了，不论埋在何处均可。我是研究唯物史观的，甚么鬼神我全不信，万不可以什么宗教形式来葬我。此嘱。”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建发生政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冯玉祥极力支持他们的反蒋抗日斗争，不久，福建政府遭到蒋介石军事镇压而失败。冯玉祥预感到形势不妙，遂于1933年11月29日立下遗嘱，史称“泰山遗嘱(二)”。其内容为：
“我父亲、母亲的坟在峪道河。我死了亦埋在他们的附近，常常在一起，我平安也。大儿、大女均已成人，不必说了。二儿、二女如能大学毕业更好。三女、四女以下的小孩们，以学工学农为本，不可只读书。我若是即刻为国家，为革命死了，我身后没有事可办，没有家可分，即照我写的这几句话即可以了。峪道河的房地如何?就归本地，加个学校最好。船板胡同的房子如何?就送给大嫂子可也。济宁之七十亩左右如何?就归游家一些小孩子们可也。保定西北城角之五亩如何?就归洪志看着不动可也。其余没有多少，就都归德全办理了。”
1936年11月23日，沈均儒等七君子因宣传抗日被捕入狱。宋庆龄、冯玉祥等竭力营救。12月1日，冯玉祥写下了以坚决主张抗日和促进国家富强、民族进步为主要内容的遗嘱，史称“南京遗嘱(一)”。其主要内容是：
“一、国家到这步田地，只有抗日到底，方能闯过此极劫运。二、要实行抗日，必须联络俄、英、法、美，如不注重外交是极大错误。三、不破除迷信，国家必亡。四、不大开煤、铁等矿，决不能转弱为强。五、不大修铁路，国家永久不能文明。六、不大兴科学，民族必永远落伍，必定到极可怜的地位。”
“七七”事变前夕，冯玉样在南京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随时准备为国献身，1937年7月1日，他又一次立下遗嘱，史称“南京遗嘱(二)”。其内容为：
“(一)非抗日不能救国;(二)要抗日须得民心军心;(三)为抗日须找专家;(四)贫苦大众是国家的根基;(五)所得税遗产税必收，以速供国防用。”
抗战胜利后，冯玉祥坚决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冯、蒋矛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冯被迫于1946年9月出使美国。不久，内战爆发，冯在美国发表演讲，揭露痛斥美蒋互相勾结杀害中国人的反动罪行。1948年初，蒋介石开除了他的党籍，断绝了经济来源，吊销了他的护照，并派出很多特务，用卑鄙的手段对付他。面对蒋的淫威，冯全然不惧，于1948年2月10日写下最后一份遗嘱，史称“纽约遗嘱”。其主要内容是：
“一、孙中山先生之遗教，如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是我的朋友们的方针。二、革命委员会的宣言和毛泽东先生、民盟的最近宣言，同志们应作为指针。三、要确信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反内战、反饥饿是我们的目标，并且是一定成功。四、蒋是封建头子，帝国主义之狗，非铲净不可。五、我没有什么东西，有几间房子，都交李德全夫人。六、我死后，最好焚成灰，扔到太平洋。如果国内民主和平，真的联合政府成立了，那还是埋深六尺种树，不把我的肥料白白的完了，将来树长成，好给学校和图书馆做桌椅用”。七、至于我的几个孩子，虽然还有未毕业的，只要他们能自爱，有双手，就不会饿死。以上这预备被人打死的遗嘱写完，还要加上一句。假如我死不了，民主的真联合政府成立，我决不担任政府任何职务，我只愿意住在国外，写我的生活，免得别人以为我是为作什么官打独裁的。”
1948年7月31日，在中共的周密安排和前苏联驻美大使潘又新的协助下，冯玉祥离美回国。9月1日，因船失火而不幸遇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