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金岳霖总与
林徽因分不开,抛开这些情爱故事,金岳霖先生本身就是一位出色的哲学家、逻辑学家、新道家代表人物。除了学术上的成就,生活中的金岳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金岳霖的幽默故事
金岳霖是一个很风趣和有幽默感的人,他一生中说过许多有趣的话,在西南联大时,有一次学生请他讲小说和哲学的关系,他讲完之后的结论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1950年代北京大学请艾思奇讲演,批判形式逻辑,艾思奇讲完后,金岳霖就说,刚才艾先生的讲话完全符合形式逻辑。金岳霖28岁的时候说一段话,当时他在《晨报·副镌》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优秀分子与今日社会》,是参加当时由蔡元培、胡适发起的关于“好人政府”的讨论的。当时金岳霖有一个看法,说是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所谓“独立进款”,简单说就是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这话听起来很简单,但却不是谁都能做到的。特别是在今天,对于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来说,做到“独立进款”的条件大体已具备了,因为他们要真有本事,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对于从事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学会的那点办报办刊办出版社的本事,就不能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想干就干,他们还得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工作,他们还很难成为“独立进款”的人,这实际才是当代文人的尴尬处境。但这和真正的“独立进款”还不是一回事,这一点文人不能糊涂,大家也不能糊涂。“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这是一种人生境界,不说更远大的理想了,在今日,能实践金岳霖这个早年的愿望就很不容易。
金岳霖一生天真浪漫,率性而行,他总是按自己的志趣去生活,去做事,从不为名利所累。他不愿做行政工作,怕与人打交道。1926年初到清华,创办哲学系,他做第一任系主任。不久冯友兰到了清华,他就立即请冯友兰做了系主任。解放初期,让他当清华文学院院长,他也基本上是无为而治。他身材高大,仪表端庄,有时西服革履,执手杖,戴墨镜,一副英国绅士派头;有时着运动衫,穿短裤,球鞋,举手抬足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有时在西装外面套个中式长袍,戴个老八路的棉军帽……金岳霖又是一个乐观、幽默的人。
冰心女士说,有幽默感的人,尤其是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幽默资料的人,总是开朗、乐观而豁达的人,使人愿意接近。她说金岳霖就是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幽默资料的人,他有“丰富的幽默感。她记得有一次金岳霖笑着对她说:“我这个人真是老了,我的记性坏到了‘忘我’的地步!有一次我出门访友,到人家门口按了铃,这家的女工出来开门,问我‘贵姓’。我忽然忘了我‘贵姓’了。我说请你等一会儿,我去问我的司机同志我‘贵姓’,弄得那位女工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金岳霖最爱斗鸡
1926年,刚从欧洲游学归来,始任清华大学教授的金岳霖发表了他回国后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唯物哲学与科学》。在这篇文章中金岳霖深情地写道:“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他本人的确是一个“哲学动物”,而且是一个天真烂漫、特立独行的“哲学动物”。
金岳霖虽然教授枯燥的逻辑学,但他为人并不刻板,相反,他很好玩。一日,金岳霖给杨步伟(中国第一个留美医学女博士)打电话,语气异常沉重且急切,说是有十万火急的事,要请杨进城来帮忙。杨问什么事,金不肯说,只是说非请她来一趟不可,而且是越快越好,事办好了请她吃烤鸭。杨步伟是医生,起初以为是金岳霖的女友秦丽莲怀孕了,便说犯法的事情我可不做。金回答说,大约不犯法吧。就这样杨步伟和丈夫
赵元任将信将疑地进了城。到金家时,秦来开门,杨步伟一个劲儿地盯着她的肚子看。进门以后,杨才知道不是人出了事而是鸡出了事。怎么回事呢?原来金岳霖养了一只鸡,三天了,一个蛋都生不下来。杨步伟听了,又好气,又好笑。把鸡抓来一看,原来金岳霖经常给它喂鱼肝油,以至鸡体重达18磅,因此“难产”。
养鸡是金岳霖一生的一项爱好。后来,女友弃他而去,好在他的鸡还陪着他,于是金岳霖就和鸡一起过日子。金岳霖酷爱养大斗鸡。吃饭时,一只奇大的大斗鸡堂而皇之地伸脖啄食桌上菜肴,金岳霖竟安之若素,与鸡平等共餐。偶尔,他还会带着大公鸡出去溜达。后来,金岳霖专门养公鸡,不再养母鸡。金岳霖不仅养鸡,还养蟋蟀、斗蛐蛐。他的屋角摆着一个大箩,箩里有许多小罐罐,罐里全是各种蛐蛐。尽管这样,男佣老王还是经常被他叫去抓蛐蛐。金岳霖说,斗蛐蛐这游戏涉及高度的技术、艺术、科学。要把蛐蛐养好、斗好,都需要有相当的科学。
金岳霖一生屡遭挫折,但始终童心未泯。在西南联大时,联大侧门旁有条狭窄的街巷叫金鸡巷。巷里的一座小楼上,住着联大的一些学生,因常有相熟的同学和老师过来喝茶聊天,慢慢成了一个小沙龙。金岳霖是这里的常客。当时,他常四处搜罗大石榴、大梨,为的是和同事的孩子比赛,看谁的石榴和梨大。金岳霖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然后接着再去买!金岳霖常常输,但他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