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最钦佩的学人傅斯年简介 傅斯年骂人趣事
新之助 2016-01-08
傅斯年
因为傅斯年嫉恶如仇的耿直性格，就有了“傅大炮”的美称，他炮轰孔祥熙和宋子文便是极好的例子。而同时，他的学问之大能力之突出，也是同辈人中的佼佼者。
胡适最钦佩的学人傅斯年简介
1917年夏，27岁的胡适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那时北大的教授可不好当，因为学生学问不下于老师者大有人在。一次，一位学生在课堂上向胡适提问，一问一答之间，胡适的汗就下来了。
这位学生，就是傅斯年，字孟真，是国学大师黄侃的得意弟子。胡适后来坦白地说，他当时就发现了，像傅斯年这样的学生，国学根底比他还好。
民国年间，学界群星璀璨。胡适阅人无数，但其评价最高的却是自己的学生傅斯年。傅斯年逝世后，胡适在致傅斯年夫人俞大彩的唁函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孟真的天才，是朋友之中最杰出的，他的记忆力最强，而不妨害他的判断力之过人，他能做第一流的学术研究，同时又最能办事，……我每想起国内领袖人才的缺乏，想起世界人才的缺乏，不能不想起孟真的胆大心细，能做领袖……”
大约两年后，胡适在《〈傅孟真先生遗著〉序》中又说：“孟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间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孟真离开我们已两年了，但我们在这部遗集里还可以深深地感觉到他的才气纵横，感觉到他的心思细密;感觉到他骂人的火气，也感觉到他爱朋友，了解朋友，鼓励朋友的趋势亲切……”
胡适在《〈傅孟真先生遗著〉序》中评价傅斯年时用“最”之多，令人咋舌。他还说过：“他这样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发挥其领袖的才干。他有学问，有办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胆量;敢说话，敢说老实话，这许多才性使他到处成为有力量的人。”
五四时期的弄潮儿
1896年3月26日，傅斯年生于山东聊城一个没落的名门望族，其祖先傅以渐是清朝建立后的第一个状元，曾官至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其后，傅氏家族科考得意者不计其数，官至封疆大吏的也不乏其人。因此，傅氏有“开代文章第一家”之美誉。但是到了傅斯年这一代，傅氏家学虽然依旧渊源，但家门早显颓势。傅斯年在北大期间的生活费用，还是靠别人接济的。傅斯年的国学功底是非常深厚的，在北大就读时，颇令一些教授头疼。据傅斯年好友罗家伦回忆，“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这错误的三十几条。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到了适当的时候，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
其时，胡适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有不少学生认为胡适远不如国学大师陈汉章，想把他赶走;有的学生则认为，胡适读的书虽然没有陈汉章多，讲课却颇有新意。傅斯年本不是哲学系的学生，但在同室顾颉刚的鼓动下去旁听了几次胡适的课。结果听完之后觉得很不错，于是傅斯年对哲学系几位要好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由于傅斯年在同学中的威信，年轻的胡适才没被学生们赶离北大讲坛。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胡适感慨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在北大读书期间，傅斯年最轰动的事情就是领导了1919年5月4日的爱国大游行。当天上午13间学校筹备游行示威的会议是傅斯年主持的。下午2点半左右开始的游行，总指挥是傅斯年。他扛着大旗走在队伍前列，后来也是他率领队伍冲到赵家楼。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他就坚决退出学生运动，回到书斋。然后他就很快出国留学，一去7年，1926年秋才回国。
五四时期，傅斯年还组织新潮社和办《新潮》杂志。胡适后来曾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文中说：“《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新潮》的编辑部，就是李大钊北大图书馆的办公室。蔡元培批准由北大经费中每月拨3000元给《新潮》，这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攻击。他们通过教育总长傅增湘向蔡元培施加压力，要他辞退两个教员——《新青年》的旗手陈独秀和胡适;开除两个学生——《新潮》的主编傅斯年与编辑罗家伦。但蔡元培坚持不肯，保护了这些师生。
留学六年没拿到一张文凭
从北大毕业后，傅斯年考取了官费留学。从1919年到1926年，他先后进入伦敦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勃朗克的量子论等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为了学到更多有用的知识，傅斯年放弃了学位考试，留学六年没拿到一张文凭，一心只追求真才实学。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杂忆赵家》中记述，当时的留学生大都“不务正业”，无所事事就鼓励大家离婚，但这么多留学生中，真正全副精力用来读书、心无旁骛不理会男女的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以至于有人把他俩比作“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
1926年冬，傅斯年学成回国。1927年春，他被聘为广州中山大学文科主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历史两系系主任。傅斯年到校后，除了聘请一大批具有新思想和学有所长的教授任教之外，还特别关心学生的成长，特别强调要学以致用。他曾数次怀着一颗坦诚的心，苦口婆心地对自己的学生说，如果你希望自己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你就必须具备系统的专业知识，同时还要具备很好的个性，愿意与人合作，善于沟通，懂得配合，深谙团结协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于某些人把上大学当作求职敲门砖的行为，他很是不屑，觉得这种人目光短浅，没有梦想，特别没出息。
一年后，又负责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11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傅斯年担任该所所长。为了更好地工作，他辞去了中山大学的所有职务。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他积极寻找品学兼优的人才，派他们去国外进修深造。此后，他担任这个研究所的所长22年，直至离开这个世界。从1928-1937年，傅斯年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排除阻力，对以安阳为中心的殷墟作了15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找到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才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城子崖等处的发掘，对古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研究也具有里程碑意义。
北京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馆都藏有大量明清档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档案在清末曾被视为无用之物，打算付之一炬;而辛亥革命后日本的一家公司已经立约买下，打算运回日本。罗振玉、马衡等著名学者曾为保护这一无价之宝出了大力，傅斯年建议时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的蔡元培出钱买下这批档案，最终避免了一大劫难，直至今天，中国史学研究仍深受其惠。但在整理这些明清档案的过程中，傅斯年却有一些失望。一次他在北海静心斋对李济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济却问：“什么叫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斯年听了大笑，一时传为美谈。
炮轰两位“皇亲国戚”
傅斯年有着学者的铮铮铁骨，曾炮轰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这两位权贵的背景和势力众所周知，一个是蒋介石的连襟，一个是蒋介石的大舅子，都是“皇亲国戚”。即使在国民党的党国军政高层，人们也不敢“妄议”这两位权贵。
据岳玉玺《国民参政会期间的两件事》一文抄录的两封致蒋介石的信，他在1938年已经系统地整理了孔祥熙的罪状和人证物证，并认为孔祥熙“身兼多职皆不能胜任”，要求罢免孔祥熙的职务。但信到蒋介石手中，都入泥牛入海。
后来，一件事为傅斯年的倒孔提供了新的材料。1942年，国民政府从美国贷款中提取1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规定20元购买1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元。开始发行得并不好，但后来行情迅速看好，黑市价已经是110元兑1美元。在此情况下，孔祥熙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储蓄券，由其部属利用职权将尚未售出的350万美元储蓄券按原价购进，归入他的私囊;还有799.5万美元的储蓄券则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
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贪污舞弊行为。会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为孔说情。席间，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曰：“我绝对信任。”蒋介石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屈万里《傅孟真先生轶事琐记》)
他抓住孔祥熙贪污的劣迹穷追不舍，最后，终于把孔祥熙轰下台。
当时，傅斯年是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知名学者，世俗的浮名和利益应有尽有，他还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从个人利益考虑，犯不着为此得罪最高当局蒋介石。但傅斯年就这样做了。他这样做，出于一种良知，出于理性的选择。1940年，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历数孔祥熙的腐败行为，接着说了这样的话：“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思无惭于前贤典型，大难不在后来在参政会中，而在最初之一人批逆鳞也。若说有无效力，诚然可惭，然绝非无影响，去年几几干掉了，因南宁一役而停顿耳，故维持之者实倭寇也。至少可以说，他以前是个taboo(禁忌)，无人敢指名，今则成一溺尿桶，人人加以触物耳。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纲常者也。”(《胡适来往书信选》)
宋子文上台之后，傅斯年在《大公报》公开为他说过好话。但是，很快发现仍然不行。打倒一个贪官，结果又来了一个贪官。
傅斯年发起倒宋之战的前夕，蒋介石于1月15日请他吃饭。傅斯年毫不客气地对蒋介石说：“宋与国人全体为敌，此为政治主要僵局之一。”2月15日，傅斯年在《世纪评论》周刊第7期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文章开篇就明确指出：“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文章从宋子文的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对外信用、办事作风、文化修养和态度等五个方面对宋子文进行了评说，最后说：“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跨了。”
这一次，傅斯年发的是连珠炮。紧接着，他连续发表《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两篇文章，追问“自抗战以后，所有发国难财者，究竟是那些人?”直言孔、宋代表的权贵势力“断送中国的经济命脉”。在《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中，他指出中国的国家资本已被权门资本侵吞，包括铁路、银行、航运等在内，都被“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冻僵着，腐败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小官僚资本托庇于大官僚资本，大官僚资本托庇于权门资本。……无论如何是必须依靠大势力的，尤其是豪门资本。”他认为当时的官僚资本首推孔宋二家，而两家又有不同的特点：“孔氏有些土货样色，号称他家是票号‘世家’，他也有些票号味道，尤其是胡作非为之处。……这一派是雌儿雏儿一齐下手，以政治势力，垄断商务，
利则归己，害则归国，有时简直是扒手。”“宋氏的作风又是一样。……他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两类，非奴才即敌人。这还不必多说，问题最重要的，在他的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他指出，从电厂到煤矿，说是“国营”，实为“宋营”。“古人说‘化家为国’，现在是‘化国为家’。”因此，他要让宋子文走开，而且提出国家征用孔、宋二家财产的建议，“最客气的办法，征用十五年。”
1947年3月1日，宋子文被迫辞职，离《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发表不过半个月。
“汉贼不两立”
1945年日本投降后，西南联大解散并迁回平津，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长。
此时北大恢复和整顿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对日本占领北平期间任用伪北大教员的录用问题。担任代理校长的傅斯年即派郑天挺去北平进行筹备。在北上途中，陈雪屏又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命令，接受北平日伪各校的学生，办理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傅斯年在重庆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
11月中旬，傅斯年到达北平，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斯年走下飞机的第一句话就是问陈雪屏与伪大学的教师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仅限于一些必要的场合。傅斯年听后十分不满，强调说：“‘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陈雪屏解释了自己的难处，接受的学生多，北上的教师太少，根本忙不过来，只好录用了伪校一些教授。傅斯年仍然坚持，伪校教职员要一概摒弃，坚决不予录用。
傅斯年昔日的老师周作人看到报上傅斯年对记者的这番谈话后，当天在日记中说是“又闻巷内驴鸣”。后来在审判周作人期间，周的老朋友、学生纷纷为他开脱求情，俞平伯还给远在美国尚未归国任职的胡适写了封情词恳切的长信，请求胡适为周说情。胡适回国后果然出具证明为周洗刷罪名。但作为学生的傅斯年却一点不留情面，反而责怪胡适，说他“到职之后，放下北大校务尽可不管，首先第一要务，急急忙忙地替他办证明文件”。
北平的伪教职人员，尤其是在补习班任教的伪教人员，听说傅斯年坚决不录用他们，便组成团体，四处活动，还联合起来以罢课为要挟，并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还有人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斯年的公开信，为伪教人员辩护。傅斯年毫不妥协。
傅斯年在声明中强调，教师是教育人的，为人师表，更应该先正己再正人，真正做到礼仪廉耻，为学生做志节的表率。他承认由于长期战乱，高校内缺乏师资，但是不能因缺乏师资而放弃最基本的原则。他申述说：“人才缺乏是事实，从别的方面考虑征用未尝不可，但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要能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人，岂不都成了国家的罪人?”
台湾大学傅斯年墓园
12月下旬，傅斯年回到重庆后，北平教育界伪教人员又派代表到重庆活动，其中有一位在北大时与傅斯年交谊甚深的教授容庚，找到傅斯年欲当面理论时，傅斯年拍案而起，指着容庚的鼻子大骂：“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当场命人将容庚架了出去。第二天，《新民报》登载此事，标题曰《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后来，容再度拜访，表示要谢罪改过，重新做人，傅斯年才勉强作了接见，但仍不允其到北大任教。灰头土脸的容庚只好托要宗仁的关系准备到广西大学任教，后未成行，转聘于岭南大学，终其一生，再也没能迈进北大的门槛。
拒绝三民主义进台大
1949年1月，傅斯年带着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湾。告别大陆时，傅斯年心情很复杂，他曾反复吟诵陶渊明的一首诗：“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到了台湾，傅斯年兼任了台湾大学校长。为维护学术自由，保证大学的独立性，他明确拒绝三民主义进学校。此外，他还提倡简朴的学风，鼓励兼容并包。有些人撰文攻击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说台大的某些教师是“共产党分子或亲共分子”，傅斯年两次在报上著文反驳，义正辞严地说：“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突发脑溢血身亡，年仅55岁。今日台大的“傅钟”，就是为了纪念台大第四任校长傅斯年而命名的。这口钟上下课时都会敲响，每次都响21声。究其来源，是因为老校长傅斯年说过：“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傅斯年骂人趣事
傅斯年的老友程沧波说：忽一日，傅论及当时国民政府五院院长。论孙科，说：“犹吾君之子也。”论于佑老，乃是“老党人且是读书人”。论戴季陶，说：“阿弥陀佛。”论到孔祥熙，高声作义愤状：“他凭哪一点?”
1932年6月19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著名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傅斯年在文中指出，中国已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社会与文化已步趋总崩溃，因为总失业的缘故，国民皆成了叫花子，各路军阀手下的官兵几乎全部由叫花子组成，可谓要多少有多少，军阀自然成了叫花子的头目，故南北政府被一群流氓苦力与叫花子所平分。“照这样形势，虽有一个最好的政府，中国未必不亡;若根本没有了政府，必成亡种之亡。”因而，傅斯年呼吁“一切不顾亡种灭国的人，幸勿此时兴风作浪，这不是可以苟且为之的”。
1936年12月12日， “西安事变”爆发，傅斯年得知后极为震怒，高呼“国家元首岂容为贼所扣乎”?于是极力主张南京国民党高层立即出动大军讨伐张、杨，同时连续在《中央日报》发表《论张贼叛变》等言辞激烈的檄文予以声讨。傅斯年言称张学良的老子就是胡子出身，“张贼天生的是一个犯上作乱的土匪种”。蒋介石“在此时中国是无可比拟的重要，他的安危关系中国国运比任何事都切紧”。再次疾呼尽速派中央军西进，对西安呈扇形包围，只要将西安围住，“张贼学良”除投奔共产党，将是死路一条。针对有人认为出兵西进，会激怒张学良并危及蒋介石的安全，傅斯年坚称愈是大军压境，张学良愈不敢加害蒋，并预言性地指出，待中央军包围西安，张只有束手就范，屈膝投降，而张投降后，“只有蒋能救他一条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