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张春桥是叛徒 不能侮辱刘少奇的人格
山南慕北 2016-01-08
说到文化大革命，也许只有当时的人们才能体会那种社会。“四人帮”、林彪、江青等人，刘少奇、彭德怀等一批在“文革”中受迫害的领导人都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当人们批斗刘少奇的时候，周恩来是如何评价的？
周恩来骂张春桥是叛徒
周恩来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主席不让说。”讲完后，他对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
两天后，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借机传达了政治局会议关于邓小平工作的决定。他说：邓小平同志的身体很好，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他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外事活动，当中央政治局讨论重大事项时，邓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周恩来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通过一切合法渠道，重新树立邓小平的威信。他还抓住一切机会，向外国政要介绍邓小平。他在陪同访华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到外地参观时，这样介绍邓小平：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4月9日，已经恢复了工作的邓小平偕夫人卓琳一同到玉泉山看望在那里治病的周恩来。
关于这次会面，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她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是这样记载的：“看着总理消瘦的面容，父母亲心中说不出的悲伤。多年后，父亲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还不胜伤怀。他说，‘我们去看总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样子了。我们相对无言。’相对无言。能说什么呢几年之中的风风雨雨、心酸苦辣，岂是言语所能表达。见了邓小平，周恩来很高兴。周恩来为人向来严谨，对事物从不妄加评论，更不会随便议论他人。不过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邓小平谈话，他要把积蓄在心中多年没有说出的话讲出来。周恩来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主席不让说。’讲完后，他对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接着，他十分郑重地对邓小平夫妇说：‘小平的保健，你们要从吴家选一个人。’吴家，指的是医学专家吴阶平、吴蔚然两兄弟。此时，周恩来要向邓小平交代的，是邓小平的保健，既有技术上的保证，又要人选得可靠。重病中的周恩来，这样地关心邓小平，是因为他信任邓小平，是因为他把他的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了邓小平身上。”
4月12日晚，也就是邓小平看望周恩来的第三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这是在政坛沉寂了七年之久的邓小平第一次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公开露面。这次活动，也就等于公开向国内外昭示：邓小平已重返政治舞台。招待会结束后，宴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走下楼梯的不是各国外交官，而是一向敏感的各国新闻记者。他们都争先恐后地直奔西单的电报大楼，向全世界传播一条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 至此，周恩来也稍稍吁了口长气。当年，当邓小平一家将启程赴江西时，周恩来亲自拨通了江西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电话，指出：毛主席说过，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不能当全劳力，要有人照顾他们。同时，周恩来还否定了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准备把邓小平一家安置到交通不便、生活条件差的赣南山区的意见，建议应选择南昌市郊为宜，所住房子也应最好是独门独院的两层楼房，既能出来在院子散步，又要能保证安全。周恩来的这种特殊安排无疑是在危急之中将被林彪推向急流险滩的邓小平拉向了一个避风的小港湾，为邓小平政治生涯的再度“起航”给予了希望和保证。
周恩来保护刘少奇
1966年10月，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有意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概念，而林彪干脆对此作出注释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 似乎是一种默契，会议期间，“打倒刘少奇”的大幅标语，出现在北京的街头巷尾。10月20日，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来京串联，并准备把批刘少奇的大字报张贴到天安门广场。周恩来知道后，一再予以制止。
当时，这种劝阻一点作用也没有，“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仍是有增无减，大有向全国扩散之势。周恩来十分生气，极为反感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都看见了，大街上那些大标语与口号上，把刘少奇名字倒着写，打叉叉，这像什么话嘛！这样做不文明啊！少奇同志的问题还没有定性嘛，即使定了性，我们也不能侮辱他的人格嘛！” 也就是在此时，他考虑到刘少奇的艰难处境，吩咐自己的保健医生：“你去看看少奇同志，他现在怎么样了？” “刘少奇是中央常委我还得保” 中央文革揪住刘少奇、邓小平不放，非要把他们置之死地。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单独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暗中给他撑腰壮胆，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不投降。他们虽然作检查，态度还不好。”“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的精神，痛打落水狗嘛，把他们搞臭，切不要半途而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