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的一生真是把“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这句话做到了极致。即使病中也不放下手中的工作,忧国忧民死而后已。
毛泽东为何不见周恩来最后一面?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晚期癌症的惨痛折磨中逝世。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在人们的印象中,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是 几十年出生入死的亲密战友,感情自是相当深厚。而周恩来更是在天下大乱的文化大革命中殚精竭虑,鞠躬至死,帮助毛泽东稳定了国家。无论于情于理,还是对历 史的交待,毛泽东都应该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的。在追悼会前,毛泽东没有表态是否要参加。而中央则是做了毛泽东参加的准备的。从沿途的警卫工作,到毛行车的 路线、乘坐的电梯、轮椅都作了认真仔细的检查。无论是邓颖超,还是主持追悼会的邓小平,以至于广大老干部和群众代表,都在极切地盼望着毛泽东出席周恩来的 追悼会。然而,时间到了,毛泽东没来,时间过了,毛泽东还是没来。最后汪东兴给毛泽东家里去电话,答复说主席不来参加了,只是派人送来了几个花圈。
对于毛泽东为什么不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一般的资料都是说毛泽东当时已站不起身,说话含糊,不愿意在公众面前露面。但这总让人心中充满疑问。因为不久过 后,毛泽东就接见了美国前总统
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并谈了很长时间。毛既然能如此,为什么不能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呢?他当年不是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了 吗?再往前推,就算是不能公开参加周的追悼会,难道不能秘密地来和周作一最后的道别吗?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同样,周恩来重病时住在305医院,与中南海 毛的住所只有一墙之隔。毛如果想去看周恩来,只要把人清场,暗中前往就可以,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这件事情可以说让广大人民非常不理解,也暗中伏下了导火索。后来官方又限制人民自发地悼念周恩来,以及批判对文革乱局进行整顿,得人心的邓小平,终于激起民变,爆发了“四五”运动。 因为资料缺乏,笔者在此无意探究毛泽东的心中之谜,只是根据手上现有的资料,对此事稍为梳理一下。
周恩来在身染重病的最后几年里和毛泽东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这对分析事情是有帮助的。众所周知,在
林彪逃亡后,周恩来不失时机地提出批“极左”,因而为 毛泽东非常不满,不但遭到阻止,反而在政治上又掀起一场批“极右”的风暴。周晚年的一件大事是促成了中美接触及中国重返联合国,周的威望也空前大增。然 而,周正是在做了这样两件大事后,却遭到了晚年最深重的磨难。1973年底,中央政治局开会对周恩来严厉批判,借口就是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几乎就是敌 我矛盾了。而批判的起因一是外交部的一篇理论文章,二是周和基辛格的一次会谈被毛认为是向美国要保护伞。会上众人群起而攻之,不让周作辩解,当然周的风格 也是不会作辩解的。最后周以老迈之躯被迫亲自写了检讨,而这时毛又出面批了
江青几句,又把责任推给负责联络的唐闻生、王海容二人一些,算是让周恩来过了 关。然而周恩来喘息未定,1974年初又掀起了一场“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所指又是所谓的经验主义和投降主义,可说极为明显。周此时已重病在床,忍了又 忍,在进手术室之前还是大声疾呼“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周在最后几年里连续遭到攻击和批判,而且还是在他个人威望最高之时,不能不让 深思。可以明确的是,对周的批判如果毛泽东不点头,那是绝对不可能进行的。
摘自《给共和国领导人作翻译》,蒋本良着。
周总理住院以后,我也很久没见到他了,非常希望能有机会探望他,所以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情也非常激动。下午1点正,我随车陪同维尔德茨和代表团两名团员以及罗驻华大使格夫里列斯库,来到紧靠中南海的305医院。当我们走进医院门厅时,周总理在纪登奎、耿飚同志的陪同下,已经站在那里等候客人。以前,周总理每次会见外宾,总是先期到达会见地点,迎接客人,以示礼貌。这时重病的周总理,依然保持了这种外交礼节和风度。周总理同客人们一一握手以后,就在简朴的医院门厅同客人们合影留念。为了不多耽搁周总理的时间,不使他过分劳累,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按预先排好的次序,以最快的速度,让全体参加会见的人员排列好。 当时周总理的身体状况是不允许作长时间谈话的。所以,这次会见本来只计划合影留念,握个手,简单交谈两句。但是,周总理却执意把维尔德茨请到了会客室。周总理当时穿的仍是原来的中山装,可是却显得空荡荡的,更衬托出里面瘦弱不堪的身体。从医院门厅到会客室短短十几米的路程,对重病的周总理,纪登奎想上去搀扶一下,但周总理拒绝了,他迈着艰难而坚毅的步子,支撑着瘦弱的身躯,一步一步移动着走完了这段路。记得周总理自从病重以后,会见外宾时总是让客人坐松软的沙发,自己坐高沙发椅子。可是这次,周总理坐的是和外宾一样的单人沙发。当周总理走到沙发边时,首先举手请维尔德茨落座,然后自己缓慢地坐了下来。坐时把右手拳指顶在沙发座上,左胳膊肘撑在沙发扶手上,好像在支撑和减轻着微微前倾的身体重量。虽然身体已很衰弱,但周总理面容慈祥和蔼,声音还是那样刚劲有力,目光炯炯,浓眉似剑。 看到大家坐下后,邢竹芳赶紧过来转达医生的意见,通过我告诉维尔德茨说:“说话尽量简短,就谈二十分钟。”
周总理说:“医生不让我多说话,所以你说,我听。” 维尔德茨表示非常感谢能有机会见到周总理,罗党领导和总书记本人向毛主席、周总理表示最诚挚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祝周总理幸福健康。 周总理表示了感谢。他一个个地点名请维尔德茨转达对罗马尼亚领导人的问候,从罗总统、总理到熟悉的老朋友。周总理还特别关切地询问了当时同样身染沉疴的波德纳拉希第一副总理的健康情况:“他的病怎么样?听说他也很困难?”当维尔德茨说,波德纳拉希也不大好时,周总理又一次要维尔德茨回去后代他问好。接着,当维尔德茨说“我和纪登奎同志会谈得很好,一致认为要进一步发展两国各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时,周总理再次坚定地说:“我们两党、两国的关系很好,今后一定能发展得更好!”接着,维尔德茨询问了周总理的健康情况,周总理显示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生死问题的达观坦然与大无畏,他泰然而诙谐地谈到死神的来临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接着,周总理感慨地说:“时间过得真快!还只有10年,就在10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去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一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就连几分钟也走不了了!”
这是多么真切感人的话啊!为了冲淡这过于凝重的气氛,周总理无限深情地回忆起了以前访问罗马尼亚的美好印象:“我再也不能看到漂亮的布加勒斯特了;但是我还可以从电影上、从照片上、从图画上看到她!”这寥寥数语,是一位即将告别人生的伟人抒发出的对人生的无限热爱,是多么感人肺腑啊!翻译着这些话,我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眼看着已经二十分钟过去了。维尔德茨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看了看表,准备告辞了。始终注意倾听的周总理,立刻发现了维尔德茨的迟疑,随即幽默地说:“看来我们的谈话没意思,否则你不会看手表。” 维尔德茨立刻说:“不,很有意思,只是医院有规矩,而我是守纪律的。”
周总理给他解除顾虑说:“医生不会惩罚客人,我们接着谈。” 当时,周总理似乎已意识到,今后很难再有机会接见外宾了,所以有意识地讲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作为他最后的政治遗言。他谈到了中国的接班人问题。我想,这大概是总理执意会见维尔德茨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多少年后,我才懂得了周总理的这次会见意义。
那个年代,中国正处在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核心年迈而重病缠身之际,周总理在毛主席支持下,已经赋予邓小平以党政军领导的重任。因此,“四人帮”意欲篡党夺权,把邓小平当作最大的绊脚石,施展各种阴谋诡计欲以除之,加以各种罪名进行打击。就在这阴霾密布之际,周总理既忧心如焚,又对邓小平寄托着无限希望。他对维尔德茨说:“经过半个多世纪
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他说:“现在,第一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虽然当时邓小平的正式职务就是“副总理”,但是,周总理却刻意称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这时,
纪登奎插话解释说: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接着,周总理斩钉截铁地说:“具有55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周总理逝世后近30年的历史,完全验证了他历史性预言的正确性。后来,维尔德茨回忆这次同周总理的谈话时,意味深长地说:“经过中国后来的历史演变,我才真正理解了周总理当时说的话。”他钦佩周总理的为人,称赞周总理是当代最杰出的国家领导人和外交家,对国际问题有深入研究,是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始人。他说,在他见过的许多国际知名人士中,他最敬仰“周恩来这样思想深邃、富有远见的领导人,这样热爱和平、反对强权的外交家”。
这次会见本来约定的简短谈话,后来竟又延续了一个钟头二十分钟。当时周总理热诚的话,深深地打动了维尔德茨。这位矿工出身、自诩“嘴不饶人”、作风泼辣的领导人,在返回宾馆的路上,无比激动与痛惜地喃喃道:“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啊!周恩来是罗马尼亚人民的伟大朋友!在罗马尼亚有很多他的朋友。” 周总理最后会见的是罗马尼亚外宾,这也留下了中罗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