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的婚礼为什么被推迟 顾维钧的四个夫人分别是谁
新之助 2016-01-07
顾维钧
顾维钧的一生中，最成功的一幕，就是参加巴黎和会。他外交成绩的发轫在此，名扬四海的创始亦在于此。而关于他的家庭，也颇具话题性。
顾维钧的婚礼为什么被推迟？岳父唐绍仪先续娶
唐绍仪(1862—1938)，字少川，广东省香山人，1874年第三批留美幼童之一，哥伦比亚大学肄业。1881年被清朝召回后结识了袁世凯，因此在清末扶摇直上。1904年任邮传部左侍郎、兼署外务部右侍郎及会办税务大臣，集外交、铁路、电信、税务各种办事权于一身。辛亥革命爆发后，作为袁世凯的代表与革命党人谈判，最终促成南京临时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任北洋政府国民总理。
1912年6月初，顾维钧刚刚回国任职也就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由于在一些政治事务上发生冲突，唐绍仪与多年的老朋友袁世凯闹掰了，愤而辞去内阁总理的职务，随即便离开北京到天津当寓公去了。原来在当时，直隶谘议局选举和革命党更为接近的王芝祥为都督，唐绍仪曾请示袁世凯，后者口头同意。于是老唐发电报让王芝祥北上就任。不料当王芝祥到京后，袁世凯手下的直隶军人通电反对王芝祥任都督，而老袁便借此拒绝委任，改派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唐绍仪出于对直隶谘议局决议和《临时约法》副署权的责任心，强烈抗议袁世凯独断专行，于6月15日不辞而别，出走天津;宋教仁、蔡元培等同盟会阁员也相继辞职，唐内阁倒台，民国第一任内阁维持不过50天。6月27日，袁世凯批准了唐绍仪的辞呈，好哥们就此一刀两断、分道扬镳。
风波一经发生，身为国务院秘书的顾维钧便按官场惯例步唐绍仪后尘辞职，随后又赶去天津与老领导会合。对于小顾的到来，唐绍仪自然喜出望外，心想自己当初真没看错人。不过他还是有些替小顾惋惜，说你辞去国务院的职务是可以的，但没必要连总统府秘书的职务也辞掉，毕竟国务院与总统府本来就是两个序列，互不冲突。小顾则宽慰唐绍仪，说自己也需要一些时间来考虑下一步的打算，同时也想去上海探望多年未见的父母。正如唐绍仪所料，像小顾这样的稀缺人才，袁世凯肯定不会轻易放弃。果然没几天，袁世凯的手下梁士诒就专程从天津传话，希望小顾能回去继续担任总统府的秘书。几乎就在同时，外交部次长颜惠庆也来信请他去外交部任职。就在踌躇之间，唐绍仪态度明确地劝小顾回北京去，他说：“你从上海回来后应即回北京，你也许觉得工作过于清闲。其实，你的职位是在外交部。”在他的劝说下，小顾答应了进入外交部的邀请。从事后看来，正是这一决定奠定了顾维钧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道路。
然下一步的事情有了着落，顾维钧便怀着轻松的心情准备南下探亲。而在天津小住以及等候轮船的两个多星期里，一桩美好的姻缘降临在他头上了，对方并非别人，正是唐绍仪的掌上明珠。原来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考察，唐绍仪对小顾产生了强烈的好感，于是便正式将自己的女儿唐梅介绍给他，虽然此前两个小年轻在北京时就已认识，但如今老唐却是认真地希望小顾能成为自己的乘龙快婿。
唐小姐本名唐宝玥，实际上并不叫“梅”，因为她的英文名字为May，所以才有此称呼。据顾维钧称，唐宝玥外貌并不十分出众，但有着良好的修养、大方的言行，因此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从唐宝玥当时的照片不难看出，顾维钧的评价确属中肯。
虽然顾维钧的个人事业刚刚起步，但在众多老一辈政坛大腕儿眼中，他显然是当仁不让的钻石级潜力股。加上小顾气度非凡、长相俊雅，这样的乘龙快婿谁不喜欢?有意思的是，据说顾维钧回国后不久，大总统袁世凯和副总统黎元洪都对他青睐有加，都曾私下里希望能把女儿嫁给他。其中老袁因不好意思出面向自己的秘书介绍自己的女儿，甚至曾悄悄请唐绍仪去提亲，不过由于很快二人发生了龃龌，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当顾维钧跟着辞职的唐绍仪来到天津后，老唐对这位小老弟更是另眼相看，因此便下决心要把他变为自己的女婿。对于这段往事，顾维钧在时隔几十年后依然历历在目：“按照他的授意，我俩总是下午出门，不是闲逛，就是买东西，喝茶。我是单身汉，虽然住在利顺德饭店，还是几乎成了唐家的常客;只要没有其他约会，我总是和他们家人一起吃午饭和晚饭。这时我和梅混得熟了。我要离津时，唐说梅要去上海看望她的姑母，她好久没去上海了，问我是否能顺便陪她去。我说那会使我感到很高兴。于是我们同船去沪，当然，我们更加熟稔了。”
时隔4年，顾维钧再度回到了上海与父母团聚。就在去年，当张润娥与顾维钧正式签署离婚协议后回到上海时，曾在当地引起热议。可以想象，在当时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两家原本有头有脸的人家居然闹出这样的事情，双方家长自然都承受了巨大压力。由于这件事，顾老爷子没少埋怨自己的儿子。不过如今已是民国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多少有了些变化。更重要的是，儿子刚刚从美国毕业就直接进入中央要害部门任职，成为大总统和国务总理的双料秘书，顾家上下又何尝不是欢喜雀跃!再加上如今儿子正在与前任总理的千金小姐谈恋爱，顾老爷子也就不再旧事重提，春风得意地为小顾接风洗尘。唐宝玥与顾维钧一同来上海拜访了顾家后，便在姑母家暂住了一段时日。不久，二人回到天津，在唐绍仪的首肯下宣布订婚，并决定在明年的6月2日于上海举行婚礼。
转眼到了来年5月，当顾维钧特地请假从北京回到上海，准备在6月2日迎娶唐小姐时，未来岳父却突然来了一份电报。看完电报，顾维钧不禁哭笑不得。原来老唐在电报中要求小顾与自己女儿的婚礼延后两天，而理由竟是——他自己要先结婚。说起唐绍仪的婚史，在民国文人中也算是一件奇事了。这位老先生此前曾有过好几位夫人，其中甚至包括两位朝鲜籍女子，可惜她们均先后过世。按说如今老唐已年过半百，却居然悄没声息地上演了一场黄昏恋。据老唐说，他不久前刚刚经老朋友伍廷芳介绍认识了上海太古洋行买办家的小姐吴维翘。虽然对方比他小了30岁，但双方却情投意合，因此他决定赶紧迎娶吴小姐。更有趣的是，据说吴小姐在答应结婚时还提出了3个条件：一是老唐不能留胡子，二是过门后要掌握经济大权，三是老唐将来不能再娶小的。既然未来的老丈人也要结婚，那就自然不能在女儿的婚礼后操办，否则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就要惹人非议了。于是，经过一番紧急磋商，决定唐绍仪先在6月2日结婚，再在6月4日嫁女儿，至于婚礼的地点，干脆都订在了上海虹口花园。就这样，唐绍仪家父女俩在3天内相继举行婚礼，这桩奇闻一时轰动了整个上海滩。值得一提的是，就连美国著名的《纽约时报》都围绕此事八卦了一回。该报在1913年7月18日刊登了这样一篇报道：
上海讯，顾维钧与唐梅的婚礼于6月12日 举行，顾维钧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现在北京政府供职。唐梅是前民国总理、现广东参议员唐绍仪之女。婚礼以民间方式举行，曾两度出任驻美公使、后任南京军政府外交总长的伍廷芳担任主婚人。美丽的新娘头戴面纱，身穿白绸婚纱拖地长裙，在充当伴娘的表妹和4位花童簇拥下款款而行。新郎、耶鲁大学毕业的伴郎储宝森，以及新娘的父亲唐绍仪头戴高礼帽、身着传统的中式长袍紧随其后。婚礼上，伍廷芳博士宣读了由新郎、新娘和来宾签名的婚约，新郎为新娘戴上戒指，新郎新娘对拜，并一齐向来宾鞠躬敬礼。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顾维钧成为唐绍仪的女婿后，人们突然发现，翁婿俩的字居然一样，都是“少川”。一时之间，顾少川做了唐少川的女婿成为社会上街谈巷议的热点话题。好在顾、唐二人都是留美“海归”出身，这样的巧合反倒符合西方人的辈分习惯。
与唐宝玥结婚后，顾维钧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婚姻生活。毫无疑问，同之前有名无实的张润娥相比，唐小姐具有中国传统妇女无可比拟的优势。作为一名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现代女性，她全心全意支持顾维钧的工作，二人的感情也一直非常融洽。尽管此时唐绍仪脱离北京政坛，但其多年来在政界积累下来的广泛人脉还是对女婿的仕途大有裨益。或许正因如此，后来顾维钧在评价这桩婚姻时总结了一个关键词——“主贵”。婚后不久，顾氏夫妇就在各种公开场合频频亮相，搏得了满堂喝彩。例如，1913年袁大总统的就职典礼结束后，外交部当晚曾举办了一场酒会，由外交总长孙宝琦署名，招待各国公使及其夫人，各国银行团、商界、报界的领袖及其夫人，国务院成员及行政首长。顾维钧作为外交部骨干自然偕妻出席。而据当时的报道，在酒会后的舞会上，中国贵夫人中以顾维钧的夫人最出风头，堪称当时社交界之花。
1915年，由于袁大总统的破格重用，顾维钧年纪轻轻就出任驻美公使，妇人唐宝玥自然随行。到美国之后的3年内，他们相继有了长子顾德昌和长女顾菊珍。此时的顾维钧可以说刚刚开始自己的外交事业，因此夫人的襄助就格外重要，而唐宝玥也确实圆满地扮演了这一角色。她一方面要照顾家庭和孩子，同时还作为公使夫人常常出席各种交际活动。1918年10月，恰逢美国有两大外交盛会同日在华盛顿和费城分别举行。顾维钧因分身无术，无奈之下只好让夫人选择一处代表自己出席。疼爱丈夫的唐宝玥便主动要求去路途遥远的费城，不成想这次赴会竟成了悲剧。原来当时爆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疫病——西班牙流感，唐宝玥在返回途中不幸染病，回到华盛顿后便病倒了。由于当时的医学并不像如今这样发达，即便顾维钧使出浑身解数，仍无法阻止爱妻两天后撒手人寰。
外交家顾维钧的四个夫人
回首纵观，顾维钧百年人生情感之旅，娶的四位夫人，都出自名门望族、权贵显要之后，其趣味，其传奇，令人拍案称绝。
一、有名无实张润娥
自古名士多风流。
严格地说，顾维钧一生拥有四位女性，或曰有四次婚史。惟第一次与张润娥(航丽)的结缡是有名无实。
20世纪初，上海滩有“得了伤寒病，去找张聋子”(张骧云)之说。张润娥是张聋子的侄孙女。张润娥是独生女，父母的掌上明珠。其父的医术也很高明，常出入顾府。张大夫为顾家小少爷顾维钧诊病时，觉得这个小家伙聪颖过人，十分欣赏，便萌联姻之意。时顾维钧之父顾溶执上海财政，权高望重。“门楣求其称，婿妇惟其贤”是旧时联姻之道。经媒人一撮合，双方父母一拍板，12岁的顾维钧与10岁的张润娥订了亲。
1904年，16岁的顾维钧赴美留学，四年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三年级时接到父亲来信。信云：念及顾维钧的兄妹均已成家，五个儿女之中惟他一人尚独身，自感父责还没尽竟。并温和地表示，希望他不日学成之后，回国与张小姐完婚，了却父母最后一桩心愿。顾维钧接信后，很觉茫然。他早把幼时订婚的事忘在脑后，遂以完成学业事大为由，婉拒父意。父子经过数通信函往还，非但不能沟通反而结怨。顾维钧与大哥顾敬初最贴心。家里让大哥出面调停顾维钧与父亲的僵局。大哥写信详述张小姐人品贤淑又聪明漂亮，是位好伴侣。饱读诗书的顾维钧理解为父的舐犊之情，不想再拂家人的美意，改变策略以守为攻。明确提出，女方必须解放小足和学习英文。大哥复函时说对方不再缠足并正学习英语，但语焉不详，惟强调张小姐美貌。已受西方文明熏陶的顾维钧，对这桩陈旧婚事早已无兴趣，希望一拖了之。但长兄却频频追逼，并说他已去过张府，见过才貌双全的张小姐，又说父亲为了他的拒婚很失面子，十分伤心，云云。顾维钧于百般无奈中作了让步，同意假期回国探望双亲，但声明不结婚。父亲表示谅解，“决不强迫”。
是年夏，顾维钧回到家中，不料父母双管齐下，软硬兼施。母亲好言劝慰，顾维钧寸步不让，气得父亲拂袖而去，闭门拒食示威。大哥不得不一面破窗而入慰藉父亲，一面再度劝戒顾维钧，批评他太摩登太新思想，并晓以父言：“他从未想到他曾竭尽全力养育儿子，并给他以优良教育，但结果儿子毫不理解他的心意，这怎么不令他大失所望，生趣全灭!……”父母情之拳拳，长兄言之殷殷，顾维钧心软了。他担心父亲绝食万一不测，自己将无颜处世。为博父母欢心，保全他们的面子，他表示“愿意在形式上结婚”。父母闻言大喜，心想，什么“形式”，一旦生米熟饭，岂能返饭为米?父亲当日进食，并令家人准备婚礼。
吉日，虽是旧式婚礼，不乏洋排场，骑警、提灯队、鼓乐队，列队穿街过巷，鼓乐喧天。一顶花轿将新娘抬到顾府，家人才把看客中的新郎捉住，穿长袍马褂，戴礼帽系红花迎亲。
有趣的是，婚礼大堂上，拜过天地后新人要互拜。新郎、新娘双方早都有人耳语警示，互拜时不要急于向对方跪拜;因迷信说法，先拜的一方将来要受到对方的控制。结果，司仪呼“磕头”时，双方对峙而立，谁也不肯先行。僵持许久，最后彼此同时相互磕头，打个“平手”作罢。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洞房花烛夜新郎于闹酒的混乱中失踪，伴郎好不容易在其母房中把他抓到。母亲怕事情弄僵，袒护儿子在自己房中过了两夜。此举引起大哗，父亲大为不快。由于母亲的恳求，顾维钧不得不回到自己的房中，但不肯上床。张润娥大感惊异，请之。顾婉辞，说大床是为她而设。张说如果你喜欢独眠，我可睡沙发……就此井水不犯河水一直相安无事。晚年顾维钧回忆时，仍感慨地称赞张润娥宽容、忍耐和天真纯朴。
顾维钧要回美国了。父亲令他携妻子同行。顾维钧不乐，申辩无果。父亲告诫他，张润娥是张家独女，要对她负责。顾维钧无第二条路可走，只得携张润娥赴美。顾维钧对她是负责的，把她当作亲妹妹。到美国后，顾维钧通过朋友把张润娥寄居在费城一对慈祥的德国血统老夫妇家，和他们共同生活，补习英文;而他独自回纽约上学去了。
1909年秋，顾维钧终于提出令双方棘手又痛心的问题：协议离婚。顾维钧向她坦言长此下去的利弊。张润娥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但还是申言：“我们既是正式结过婚还有什么可说的?”顾维钧告之：如果双方同意，婚约便可解除。顾维钧将相关法律文书寄给张润娥。过了些时候张润娥考虑散局已定，复函表示要与其面商。谈判时，顾维钧表示，她可以继续留在美国读书，费用由他负担;也可以返国与他的父母共同生活，或者回娘家，其陪嫁及顾宅房间物品，她可自由掌管、支配。随后，顾维钧草拟一离婚合约，征求张润娥意见。数月后，他们再次晤面。张润娥说她看不出合约有什么要改的，但表示如果顾维钧要她签，她便签。顾维钧毕竟是个法律大家，他说为避免外界的无稽之谈和非议，为避免双方父母的不快，证明这不是他逼她所为，他希望她亲手誊抄四份副本交给双方父母和各持一份。张润娥十分宽容和豁达，顺从照办。1911年，他们签了离婚协议，“以极友好的态度彼此分手”。
——知识的悬殊，境界的不同，是幸福的婚姻的最大礁石。
二、有缘无福唐宝玥
“当爱神拍你的肩膀时，就连平日不知诗歌为何物的人，也会突然间成为诗人。”何况顾维钧本是位比诗人还要诗人的智者呢?顾维钧与第二位夫人唐宝玥缔结连理，月老便是他后来的老岳丈唐绍仪。
1908年，唐绍仪以清廷特使名义访美，向美国政府部分退还庚子赔款一事致谢，同时肩负磋商东三省借款和谋求中美德三国联盟问题。唐绍仪返国前夕，发函邀请四十位在美留学的学生代表作为他的客人访问华盛顿。此举一为鼓励莘莘学子好好学习，将来报效国家，二是物色杰出人才，日后好引荐他们回国服务。时顾维钧已崭露头角，任全美《中国学生月刊》主编，能言擅写，自然在邀请之列。在唐绍仪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顾维钧又自然地为留学生们公推为代表发言。他的演说言简意赅，才华横溢，“不仅受到我所代表人们的欢迎，而且受到唐和他的同僚的赏识。”会后，唐绍仪私下接见了顾维钧，对他的发言表示了欣赏并予以鼓励。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窃国就任大总统。唐绍仪本与袁是拜把兄弟，私交甚笃，被任命为首届内阁总理。顾维钧由唐的推荐，被袁世凯邀任为总统府秘书兼内阁秘书。顾受宠若惊。
唐绍仪有心将顾收为东床快婿，便千方百计提供方便，创造女儿唐宝玥与顾维钧接触的机会。他亲自安排一次内阁青年同事的野炊会，让顾维钧与女儿同时参加。唐宝玥，外文名May(梅)，端庄大方，性情温柔，会英语，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顾维钧与唐宝玥彼此相识后，男才女貌，互生好感。不久，唐绍仪与袁世凯政见不一，分道扬镳，唐辞职去天津，顾维钧步其后尘也辞职同往津门，客居英国饭店。唐绍仪以各种名义，常邀顾维钧到家中做客。顾维钧心有灵犀，铭感唐绍仪的知遇之恩。同时，唐宝玥的端庄大方、温柔贤淑，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唐宝玥先为父亲对顾维钧的赞不绝口而生发倾慕，相处一段时日，深深为顾维钧的人品、风度和魅力而倾倒。两人的关系犹隔一层窗纸，只是尽在不言中罢了。
顾维钧受命回国后，因公务一直没有时间回上海探望父母。他想返沪探亲时，“恰好”唐宝玥也向父母提出到沪上看望姑母。两人结伴，唐绍仪顺水推舟，嘱顾维钧顺便多照料女儿。到了上海，两人朝朝暮暮，频频相约，很快坠入爱河。顾家父母已谅解儿子离婚的苦衷，现在儿子又追上内阁总理的千金，真是求之不得。一对才子佳人的结合便水到渠成了。
戏剧性的是，顾维钧与唐宝玥的喜日原定为6月2日(1913年)，顾府正在紧张地筹备喜事，唐绍仪突然通知他们的婚礼改期。原来，唐绍仪自正室亡故后，终未续弦。是年经伍廷芳搭桥，与上海某洋行买办家的小姐联姻，日子也适巧定在这一天，且地点也选在公共租界体育场公园(今虹口公园)。父女两人同日办婚事，实在令人尴尬。顾维钧欣然从命，另行择日。
唐绍仪字少川，顾维钧后来也将字易为少川，创造了一个翁婿同名的趣话。由此可见，顾维钧对唐绍仪的知遇、奖掖和擢拔的感激之情。
1915年，27岁的顾维钧奉命出任驻美公使，唐宝玥同往。顾维钧活跃于美国朝野人士之中，唐宝玥不仅照顾小家庭一子一女，作为外交官夫人，为襄助丈夫的事业还要出席各种交际活动。某日，美国有两大盛会同日举行，一在华府，一在费城，顾维钧分身无术，便令夫人择一地代表自己出席。唐宝玥怜爱丈夫，自动奔赴路遥的费城。倒霉的是，归途中染上西班牙流感。唐宝玥本已身心俱惫，回到华盛顿后，又一次强行赴会酬应，就此重病，两天后便撒手人寰，留下一双稚男童女。顾维钧突然遭此打击，有种有缘无福宿命的悲哀。但巴黎和会召开在即，他从悲恸中振奋精神从容赴会，在会上以他的睿智与口才为国争光，赢得大名，登上了他的人生巅峰。
“楚歌吴语娇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顾唐之姻，缘已尽，然情未了。顾维钧不惜重金，厚殓唐宝玥，将她的遗体置于玻璃棺中运回国内，暂厝在老家嘉定顾氏宗祠内，在原棺外又加上一层椁。据说1924～1925年期间，清明时节还揭去外椁，让乡人瞻唐氏遗容。后，军阀开战，散兵破棺劫去棺内珠宝，遗骸改为土葬。入土时，顾维钧亲率一双儿女回国参加葬礼。1949年前，顾维钧在大陆的日子，经常假公余之暇，到唐氏墓前祭扫。
——婚姻是一种缘，究竟能收获多少是无法预卜的。
三、有钱乏趣黄蕙兰
顾维钧丧妻时正值盛年(32岁)，尚有一双儿女。孩子需要母爱，他何尝不想娶个贤妻，然外交官的太太是可遇不可求的。
命运与爱情永远与勇者亲善，顾维钧是位勇于并善于抓住机遇的天才。某日，顾维钧造访当年圣约翰大学的同窗简崇涵时，一眼瞥见主家钢琴上陈着一帧漂亮女孩的玉照，她那份天生丽质令顾维钧怦然心动。一问方知是友人家的小姨黄蕙兰，芳龄十九。顾维钧当即向主人表示对黄小姐的爱慕，并请求襄助玉成。
黄蕙兰的父亲黄仲涵是华人企业界赫赫有名的“糖业大王”，富可敌国。黄蕙兰3岁时戴的金项链上嵌的钻石竟有十八克拉!时下她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她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会荷兰语、马来语，精英语、法语;音乐、舞蹈、书法面面俱到，骑马、开车、交际样样出色，是位浑身充满灵气的女孩。她样子摩登，但举止文明，有东方女性贤淑的美德。(一说她生性浪漫，有西方女性的风流)她骄娇，不屑于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的公子哥儿们。当她与顾维钧比肩坐在宴席之初，也没拿他当回事，暗将顾的长相、发式和穿着，与她在伦敦、巴黎结交的男友们比较，相去甚远。但交谈一深入，不得不刮目相看，顿为顾维钧的口才、智慧所折服，更为他对她的关爱、体贴而动情了：“宴会还没有结束，我已觉得有些陶醉了。我们在一起友好而不感拘束。”紧接着，顾维钧一鼓作气，连续不断差人给黄蕙兰送糖果、鲜花，有时自己一天内数次登门。请听音乐会、看歌剧、喝咖啡、散步……当黄蕙兰躺在法国政府专为顾维钧提供的轿车里在马路上兜风时，坐在只有外交官才能享用的国事包厢里欣赏音乐时，她感到无比的自豪和荣光。她不能免俗，她慕荣华更羡权贵。她明白，钱不等于权，这些都是父亲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的。顾维钧又适时地向黄蕙兰描述在英国的白金汉宫、法国的爱丽舍宫和美国白宫进行外事活动的隆重和典雅，当然更不忘炫耀外交官夫人的风光。
“我到那些地方进行国事活动时，我的妻子是和我一起受到邀请的。”“可是你的妻子已经去世了。”“是啊，而我有两个孩子需要一位母亲。”“你的意思是说你想娶我?”“是的，我希望如此，我盼望你也愿意。”
面对顾维钧有两个小孩的现实，黄蕙兰感到不知所措。她请教母亲，母亲希望女儿能打入欧洲上流社会出人头地，态度鲜明地支持她。认为，一顾做大官，有名气，可光门楣;二顾肖猪，蕙兰肖虎，两人命造相合，可白头偕老。可父亲黄仲涵坚决反对，理由是顾穷，已婚两次，还有两个小孩。坚决到拒绝参加他们的婚礼。
“愿做鸳鸯不羡仙”，他们终结秦晋。1920年10月21日，他们在布鲁塞尔中国使馆举行了婚礼。娘家陪嫁之阔绰让人掉眼珠子：枕头上钉的是金扣绊，每朵花中镶一粒钻石;镶金餐具六六三十六套;顾维钧座位上的名片架也是金的，錾雕着“顾”字;母亲送给一辆高级的罗尔斯·罗伊斯牌轿车……婚礼上高朋满座，场面之盛大与热烈，令黄蕙兰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洞房设在豪华旅馆内。礼毕，当她精心打扮一番，想给新郎一个意外的惊喜时，她傻了——她走进新房的起居室，正在办公的顾维钧连头几乎都没抬，向身边四位秘书口述备忘录。因为翌日国联大会要召开，身为中国代表团团长的顾维钧必须出席。顾维钧偕同夫人与工作人员连夜乘火车赶往日内瓦。黄蕙兰做梦没想到她的新婚之夜是在火车上度过的。
夫贵妻荣。黄蕙兰成了外交官夫人后，倩影长伴夫君频频出现在外交场合，她伶牙俐齿，周旋于王公伯爵左右，游刃有余。因为她年轻貌美，气质典雅，又谙熟欧洲风俗和各国语言(她的法语，连顾维钧都自叹弗如)，在外交舞台上如鱼得水，左右逢源。顾维钧晚年回忆说：“她很帮忙，昔在巴黎时，帝俄时代的王公伯爵都逃亡法京。他们虽失政权，但在法国的高级社会里拥有势力。她喜欢和他们结交，并以此自傲。在使馆里常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招待他们。”全用她自己的钱。黄蕙兰不仅成为顾维钧得力助手，还成为一道亮丽的中国风景。黄蕙兰为树立中国人的形象，凭借父亲的财力，不仅把自己打扮得珠光宝气，还“改造”顾维钧，从他的发型、穿着入手，以至教他跳舞、骑马。斥巨资把破旧的中国驻巴黎使馆修葺一新。她说：“法国，以及别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要根据维钧和我的表现来确定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我们是中国的橱窗。”此言不虚。一次，当来使馆访问的中国官员称颂顾维钧的外交业绩时，宋美龄指着黄蕙兰说：“别忘了大使夫人起的重要作用呀!”曾与顾维钧夫妇有着深谊的外交官袁道丰也坦言：老实说，在我国诸多的驻外大使夫人当中，最出色的中国大使太太要以黄蕙兰为首屈一指了。黄蕙兰终于圆了她少女时代就做的跻身于欧洲上流社会贵夫人的梦。难能可贵的是，黄蕙兰不仅能“阳春白雪”，也能“下里巴人”。她还热心投入华人的慈善事业。二战期间在伦敦，她加入当地红十字会组织的救护工作，被派入遭敌狂轰滥炸的贫民区，每日工作八小时，坚持了四个月之久。
然而，黄蕙兰毕竟是黄蕙兰，毕竟是富甲东南亚“糖业大王”的娇女。面对妻子一身的珠光宝气，顾维钧很有苛词：“以我现在的地位，你戴的为众人所欣羡的珠宝一望而知不是来自于我的。我希望你除了我买给你的饰物，什么也不戴。”而黄蕙兰不以为然：“这将有助于使他们理解中国不能忽视，我们并非如他们所想象的来自落后的国家。我们来自有权受到重视的国家。”
黄蕙兰一意我行我素，不改骄奢之习，养狗、饲鱼、赌博、收藏古玩，游戏人生。在顾维钧回京任内阁期间，她用父亲赞助的25万巨资，一举买下当年吴三桂宠妾陈圆圆故居(北京铁狮子胡同内，当年孙中山应邀北上以此为行辕)，风光之极。家佣二十余名。她喜欢养狗，多达四十余只。晚年寓居美国曼哈顿，坐享父亲给她的一笔50万美金的遗产。一次歹徒入室，将她封嘴捆绑，性命岌岌可危时，仍说：“请不要伤害我的狗!”
在情感方面，顾维钧对她的支持当不忘怀。但顾是位敬业的强人，对妻子的关怀自然便少了一份，黄蕙兰怨言日多：“顾维钧很有才华，但他缺少温柔和亲切的天赋。他对我不是很亲热，而是常常心不在焉，有时令人生厌。他最关心的是中国，为国家效命。”他们常常被邀去参加宴会，黄蕙兰很想得到顾维钧的欣赏，“但是当我打扮整齐，等待他的赞许时，他往往只不过心不在焉地看我一眼而已。”“他对待我，就是忍让，供吃供住，人前客客气气，私下抛在一边。”于是，她下了判词：“他是个可敬的人，中国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他们珠联璧不合，有缘乏趣。趣者，共同旨趣也。道不谋，难以合卒也。
他们共同生活了36年(1920—1956)，这位象牙塔里的千金终于与顾维钧平静地分手。
——婚姻是一部书，第一章是诗篇，其余则是平淡的散文。
四、有情有义严幼韵
顾维钧经历了三次婚姻的洗礼，备尝酸甜苦辣，在已入老境之年的72岁时与小他20岁的严幼韵女士结合了。这是一段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纯情之旅。老伴、老伴，伴老也。他们携手在夕阳的余晖里，相濡以沫，更多的是严幼韵照顾顾维钧。顾维钧把爱的方舟泊在严幼韵温馨的港湾，永不启航了。
严幼韵，浙江宁波人。上海著名绸缎庄“老九章”老板之后裔，复旦大学毕业，是位时尚的新女性。大学时代的严幼韵便学开汽车，其时髦可想而知。那时拥有汽车的人实在如凤毛麟角，她的车牌号为84，英文为Eightyfour，中文译为“爱的花”，因此，她有一绰号便是“爱的花”。严幼韵的前夫杨冠笙，系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博士，早年在清华大学执教，后入外交界，曾任驻菲律宾总领事，1942年日军占领马尼拉时遇害。早在30年代，因丈夫关系，严幼韵便与顾维钧熟识。丈夫去世后严幼韵便到纽约，50年代前后供职于联合国。那时，顾维钧正出任驻美“大使”。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两人便有交往，相互心仪。其时顾维钧与前妻黄蕙兰的关系正处在“冷冻”状态，散局已定。华盛顿、纽约近在咫尺，顾、严的过从益发频繁起来，恋情渐渐地发展到心心相印了。
1956年顾维钧辞去驻美“大使”职务，几乎同时与黄蕙兰分离。他决心“采菊东篱下”，归隐田园安度晚年了。后突然受命(台湾当局)，要他参加海牙国际法庭竞选，复东山再起，并当上国际法庭副庭长。1959年秋顾维钧与严幼韵正式结婚，定居海牙。
严幼韵是位善于理家、精于治家和好客的女主人。顾、严作为继父、继母，对双方各自子女来探拜，一律欢迎，不分彼此，一视同仁;对故旧亲朋的造访，殷勤款待，礼数周致。婚后的严幼韵把主要精力倾注在照顾丈夫的生活琐屑上。为他备大量的中英文报纸供他阅读;同他聊天，让他身心愉悦;陪他散步，让他恬静怡然;为他安排牌局，供他消遣取乐。牌局的定率出入甚微，顾维钧视它为“统战”。他打牌从不算牌，不扣牌，十九必输。有人表示礼貌，让他当赢家，他绝不接受，总把钱塞在输家的手中。往往“牌完站起来，幽默地问：我是赢了，还是输了?倒在床上，便入梦境了。”严幼韵熟知丈夫有晚眠晏起的习惯，考虑到晚餐到次日早餐有十多小时不吃东西，怕影响他的健康，每日凌晨三时必起，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还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温馨地督促，呵护有加。百分百地充当了“好管家、好护士、好秘书”的角色。顾维钧在九六高龄时，还完成1.1万页的口述回忆录(历时十七年)，是与严幼韵的精心照护息息相关的。晚年过着“不忮不求，不怨不尤，和颜悦色，心满意足”的生活。大儿子顾德昌感动地说：“如果不是她——指着幼韵，父亲的寿命恐怕要缩短二十年。”顾维钧晚年在谈到长寿秘诀时，总结了三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顾。”
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无疾而终。前一日，还诚邀牌友在家“雀战”，次日中午洗澡时跌了一跤，便遽归道山。顾维钧去世后，哥伦比亚大学设立“顾维钧奖学金”;严幼韵在国内为他定做一套中式寿衣，将顾维钧的一百五十五件遗物捐给上海嘉定博物馆，并捐十万美元，以资助建立顾维钧生平陈列室，以慰夫君。
——男人最珍贵的财产是有一位温情的善解人意的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