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何嘲讽梅兰芳 鲁迅为什么痛恨汉字？
山南慕北 2016-01-07
鲁迅
鲁迅为何嘲讽梅兰芳
一、
这得从鲁迅少年时对京剧特别厌恶谈起。
最早见于他于1922年12月发表在《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十二号的《社戏》。在这篇散文体小说中，鲁迅直言不讳地说，在20年间“只看过两回中国戏（指京剧）”，给他留下了深深的不良印象：“似乎这戏太不好”，“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旦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老生唱，看一大班人乱打，看两三个人互打”，实在“使我省悟到在这里（指戏台下）不适于生存了”。“这一夜，就是我对于中国戏（指京剧）告了别的一夜，即使偶尔经过戏园，我也漠不相关，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一在天之北了”。小说中又说：“前几天，我忽在无意之中看到一本日本文的书，是关于中国戏的。其中有一篇仿佛说，中国戏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头昏脑眩，很不适应于剧场……我当时觉着这正是说了在我意中而未曾想到的话。”云云。从上述可见，鲁迅在少年时代对京剧就是特别厌恶的。
后来到青年时代，鲁迅仍然十分讨厌京剧。他认为京剧是“玩把戏”的“百衲体”，“毫无美学价值”可言。据鲁迅的好友、左联作家郁达夫的《回忆录》中透露：“在上海时，我有一次谈到了茅盾、田汉诸君想改良京剧”，不料，“他（指鲁迅）根本就不赞成”，并很幽默地说：“以京剧来救国，那就是‘我们救国啊啊啊’了，这样行吗？”对于人们一致公认的京剧表演中的“象征艺术”，鲁迅却极力反对。他认为京剧“脸谱和手势，是代数，何尝是象征？他除了白鼻梁表丑角、花脸表强人、执鞭表骑马、推手表开门之外，哪里还有什么说不出、做不出的意义”？
如果说鲁迅仅是对京剧艺术的厌恶与否定，那也就罢了。问题是他多次撰文对梅兰芳指名道姓地进行尖刻的抨击，以致梅兰芳在鲁迅死后、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仍耿耿于怀，无法释怨，并在一些纪念鲁迅的公开场合上，以沉默、冷漠的态度对待之。
二、
鲁迅曾写了一篇《论照相之类》的文章，语言十分刻薄，充满嘲弄、挖苦，对“素昧平生”的梅兰芳进行攻击。鲁迅认为梅兰芳饰天女、演林黛玉等，眼睛凸、嘴唇太厚，形象不美。鲁迅尖刻、挖苦地说：“我们中国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异性大抵相爱。太监只能使别人放心，决没有人爱他，因为他是无性了——假使我用了这‘无’字还不算语病。然而也就可见虽然最难放心，但是最可爱的是男人扮女人了，因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所以这就永远挂在照相馆的玻璃窗里，挂在国民的心中。外国没有这样的完全的艺术家，所以只好任凭那些捏锤凿、调彩色、弄墨水的人跋扈。”
鲁迅在1934年6月4日又写了一篇题为《拿来主义》的文章，收入《且介亭杂文》中。该文对梅兰芳拟应邀赴苏联演出，进行文化交流一事，给予无情的抨击。文中说：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接着是鲁迅在1934年11月5-6日两天，在《中华时报·动向》上又发表猛烈抨击梅兰芳京剧艺术的文章，题名为《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令人费解的是，这是梅兰芳在美国演出成功载誉归国，受到国人空前热烈欢迎与祝贺之后不久的日子里，鲁迅在百忙与疾病缠身中撰写的挖苦、抨击梅兰芳的评论文章。鲁迅在文中说：“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为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他们的手，这东西就要跟着他们灭亡。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都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名声的起灭，也如光的起灭一样，起的时候，从近到远，灭的时候，远处倒还留着余光。梅兰芳游日、游美其实已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他竟然没有想到从玻璃罩里跳出，所以这样的搬出去还是这样的搬回来。”
三、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一文见报后，无疑给梅兰芳当头泼了一瓢冷水，气得他啼笑皆非，无言以对。因为鲁迅没有用真名而是用化名“张沛”发表的，当时梅兰芳正准备赴苏联演出，顾不上去打听“张沛”究竟何许人也？不过，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报界编辑、记者中，梅兰芳也有不少朋友。而且在旧中国时代，还有人专门以从事“包打听”为业。只要肯花费点儿钱，自然有人将“张沛”的真实姓名透露给梅兰芳。当梅兰芳得知“张沛”原来竟是文豪鲁迅时，他惊呆了，百思不得其解，他与鲁迅除了在欢迎英国文豪萧伯纳时见过一面外，从没有再打过交道，更无恩怨可言，为何鲁迅先生不敢用真名实姓发表而采用如此“尖刻”文字、无情嘲弄来抨击自己呢？梅兰芳知道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拥有的地位，自己根本无法在论战中同鲁迅抗衡，更何况当时鲁迅也已辞世。梅兰芳实在无可奈何，于是也就采取以“沉默”和“冷漠”对待鲁迅了。
鲁迅为何痛恨汉字
1934年8月，他在《汉字和拉丁化》一文中写道：“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
同年12月，他在《关于新文字》一文中进而表示：“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他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因为他认定“劳苦大众没有学习和学会(方块字)的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确有很多劳苦大众由于没有条件学习而成了文盲。但这是社会的罪恶，怎能让汉字来承担?拉丁化只有二十多个表声的符号，学起来确是比方块字省力，然而也必须通过学习才有可能去认识和运用。不知他有没有想过，假如劳苦大众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得不到提高，那也将失去学习的机会，这一来，就算实现了拉丁化，不也同样产生大量文盲?
方块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一说，太偏激了。果如此，对这一“利器”极有研究而又运用得极为巧妙的鲁迅先生，自己身处何地?汉字是“病菌都潜伏在里面”的“结核”一说，同样过分。果如此，他的小说《阿Q正传》、散文《记念刘和珍君》、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还有那被毛泽东认为“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至于“孺子”是否应当理解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不在此议论)等等，不也都隐藏着对劳苦大众极为有害的“病菌”吗?
他临逝世(1936年10月)“答救亡情报访员”时，更坚决地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理由是：“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
那时，日寇早已占领了我国东北并已进入了华北，救亡运动正在全国风起云涌，可是他竟为“救亡”开出这一令国人“聪明起来”、“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的药方，这实在令人费解。幸而他是人而不是神，这一预言并不准确。如今，在他已去世七十多年的今天，方块汉字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由于成功地输入计算机而增添了生命力;中国也并没有因为汉字的继续存在而灭亡。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机械工程专家、教育家，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说得好：“汉字是形、声、义相统一的象形文字。它不仅是符号，而且还是艺术，是科学，是文化。科学研究表明，这种文字及以其构成的语言，既能开拓人的左半脑，又能开拓人的右半脑，启迪右脑的原创性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