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是怎么死的 瞿秋白遇害究竟谁是叛徒
新之助 2016-01-07
瞿秋白
死亡是一个人的最终归宿，生命自虚空中诞生，便在一步步走向死亡，如朝阳注定要溶入黑夜。许多时候，人在死时所表现出来的某种东西最能体现他一生的价值。
瞿秋白怎么死的
红军主力长征时，瞿秋白因患肺病，留在江西瑞金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长。1935年2月，他的肺病日益严重，中央决定派人送他转道香上海就医。当2月24日走到福建上杭濯田区水口镇小径村时，他们被当地反动武装保安团发现，突围不成被捕。当时，瞿秋白化名林祺祥，职业是医生，任凭敌人严刑逼供，坚不吐实，敌人一直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4月初，被敌军第八师俘获的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成之妻徐氏，供出了瞿秋白已在上杭地区被俘的情报，敌东路军总指挥蒋鼎文如获至宝，立即电令紧急查报。敌人根据徐氏提供的情况，毫不费力地从被俘人员中找到了有气质特征的瞿秋白，又让被俘的、曾当过收发员的叛徒郑大鹏在暗处指认，证实“林祺祥”确系共产党的前“魁首”瞿秋白。
25日，瞿秋白被保安十四团的大批士兵押往长汀，囚禁在蒋介石嫡系部队第36师师部。在这里，国民党企图用软化的办法使瞿秋白屈服。第36师师长宋希濂，不但改善瞿秋白的生活待遇，还令大小官员称他为“瞿先生”。面对敌人，瞿秋白不卑不亢。他喜爱诗画书法篆刻，大小官员附庸风雅，求诗索印，他也不拒绝；但对党的机密，他始终守口如瓶。敌人软硬兼施，一无所获。国民党当局不肯丢掉劝降的幻想。陈立夫认为，如能说降瞿秋白，将在国际上发生很大影响。于是他们又派中统局训练科长王杰夫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特派福建党务视察委员”的身份，去长汀对瞿秋白劝降。王杰夫劝瞿秋白做识时务的俊杰，爱惜自己宝贵的生命和才华。瞿秋白则坚定地回答：“不愿丧失人性而生存，不愿做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
5月17日至22日，瞿秋白在敌人的监狱中写下了他最后的一篇文章，取名《多余的话》。他在文章中自我解释道，“我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读者手里”，所以说这是“多余的话”。他在文章中总结了自己一生的历史，抱着必死的念头，向自己的同志和热恋的世界告别：
“永别了，美丽的世界！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的一个躯壳……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能由我自己做主了。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中国的臭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永别了！”
1925年6月16日，蒋介石从武昌行营发手谕密电蒋鼎文，责令对瞿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6月17日中午，第36师参谋长将蒋介石的命令告诉了瞿秋白，瞿秋白听后，端起给他预备的酒杯，铿锵有力地说：“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其人的作为！我提议，为你们提前为我送行，干杯！”那个参谋长见眼前这个瘦弱的书生气十足的人，此时此刻还如此气度非凡、潇洒，脸上露出了敬佩而又不可思议的神情。
当天晚上，瞿秋白服安眠药后睡得很沉。第二天，即6月18日，瞿秋白起身后换上黑褂白裤，认真地漱洗之后，泡上一杯浓茶，点了一支烟，坐在窗前翻阅唐诗。太阳出来了，万道霞光投射进门窗，令他思潮涌动，他禁不住提笔写了起来：“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正写到这里，军法处长来催促他启程。瞿秋白觉得一件事情还没办完，有加以说明的必要。于是疾笔草书：“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秋白绝笔。
在敌人的催促下，瞿秋白掷笔整衣，昂首走出房门，进了戒备森严的中山公园。中山公园的小角亭中摆了酒菜，敌人在亭前为瞿秋白拍照，瞿秋白毫无惧色。他气定神闲，背手挺胸，面带笑容，为世人留下了一位革命者最后的风采。照相后，他背北面南坐定，自斟自饮，旁若无人，痛饮数杯后，长吟道：“人之工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也。”
诵毕，瞿秋白在目瞪口呆的敌军官兵刀枪环护下，走出中山公园，漫步走向距公园约1公里的罗汉岭前蛇王宫侧的一块草坪。他手夹香烟，顾盼自如，缓步而行，沿途用俄语唱《国际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来到草坪上，他又作了抗日救国的演说，并高喊：“为中国革命而牺牲，是人生最大的光荣！”
现场的人无不对瞿秋白的大义凛然肃然起敬，连敌人也不能不叹服这位共产党人的忠肝义胆、壮志豪情。瞿秋白盘膝而坐，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开枪吧！”遂英勇就义，时间是上午10点，终年36岁。
瞿秋白遇害谁是叛徒
谁该为瞿秋白之死负责?
当时的怀疑对象主要集中在两个人身上，就是与瞿同时被捕的两个女人——张亮和周月林。因为当时与瞿秋白一同突围的4个人，何叔衡当场牺牲，邓子恢突出敌人包围后来到永安县境，很快地找到了游击队，不存在任何嫌疑。只有张亮与周月林与瞿秋白一道被俘，一起关押在一个监狱，又一同商议过应对措施。两个多月后，瞿秋白的身份被敌人知悉，屡次劝降不成后由蒋介石下令杀害。而张亮与周月林在关押3年后就被释放了。很多人认为，瞿秋白是被这两个女人出卖的。
当时不但一般知道以上历史情形的人都有着这样的看法，就是作为张亮丈夫的项英也是这么认定的，因而在怒不可遏的情况下，一枪击毙了自己的妻子。周月林也被关押了多年。
其实，真正出卖瞿秋白的叛徒并非张亮和周月林，而是另外的两个人，但张、周一点也不知道。二人一直背着黑锅，蒙冤几十年。
当时与瞿秋白一同突围的有4个人，一个牺牲，一个很快找到游击队，
另外两个就是张亮和周月林。
被关押3年后，张和周就被释放了，是不是因为她们叛变了呢?
历尽艰险找到丈夫项英的张亮，还未来得及说什么，就被丈夫认定为叛徒枪毙了。
周月林在解放后被捕，关押了很多年。后来在国民党当年的一张报纸上，发现了“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报道。党史部门后来也掌握了郑大鹏暗中指认瞿秋白的事实。
直到1979年，周月林终于沉冤昭雪。
近日，表现瞿秋白生平事迹的电影《秋之白华》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瞿秋白曾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任领袖，于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西部的罗汉岭脚下，一路上先以俄语唱完《国际歌》，又用中文唱了《红军之歌》，然后呼着“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的口号，在敌人的枪口下从容就义。
瞿秋白虽然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然而不失为一位才华横溢、具有卓越政治领导能力的中共领袖。他的牺牲是党的重大损失，在党内引起了深沉的悲痛，同时也激起不少人的愤慨：瞿秋白被捕后的头两个月并没有暴露身份，后来究竟是谁出卖了他?
【被冤枉的】
一个被枪毙，一个被关押多年
张亮
被丈夫项英认定为叛徒枪毙
这桩杀妻惨祸发生在瞿秋白遇难的第三年——1938年7月。
这年5月，被保释出狱的张亮与周月林分手之后，经过一番颇为艰难的辗转，来到了皖南泾县的新四军军部，找到了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与丈夫分别3年多的张亮，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深情地呼唤着项英的另一个名字“德隆”，扑向丈夫的怀抱。但令张亮惊讶的是，项英一把推开了她，眼里闪射出怒焰，一张本来表情肃穆的脸板得更紧了，语气严厉地说：“你说，瞿秋白同志是怎样死的? ”
张亮陡然一惊，继而马上明白了：项英对出卖瞿秋白的叛徒分外憎恨，一定是根据一些传闻和推测怀疑到了自己。想到这儿，本来就对是谁出卖瞿秋白感到迷惑的张亮，不由地顺着丈夫的发问回道：“肯定是被叛徒出卖的!”“是不是你和那个周月林干的? ”
听了项英声色俱厉的喝问，张亮感到受了莫大的冤屈，同时心情倏然紧张起来：这可是一件讲不清、道不明的大事呀!周月林又不在身边，没有任何人可以作证，自己真是有口难辩!气急之下的张亮，有些结巴地回道：“怎、怎么可能?我、我……”
已是怒气填胸的项英，看见张亮这副紧张失措的模样，心头的疑惑似乎从中得到证实，他拔出手枪推弹上膛，两眼盯着张亮，从牙缝里骂出一句：“你还有脸来见我!? ”
张亮看见项英由于怒极而变形的脸，惊骇地倒退了一步，口里发出一声尖叫，就在她接下去喊出“不是我”这句话之际，项英扣响了扳机，满身征尘的张亮仰身倒在地上。
背着可耻的黑锅离世
军部的枪声，自然惊动了很多人。不少干部、战士迅速赶到现场。这时候的项英望着已经毙命的张亮，对周围那些万分惊讶的人们犹不解恨地说道：“是她，出卖了瞿秋白同志!”
受到极大震惊的人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项副军长的失误：如果不是审实了的话，项英绝对不会枪杀自己的妻子;再则，项英当年是留守江西苏区的中央分局书记，应该是了解情况的，不会贸然这样做。
项英杀妻一事，当时并未在党内受到追究，反而被一些人看成是大义灭亲，认为他具备坚定的革命立场，所以才能做到这一步。可怜投身革命6年有余、年龄仅及而立的张亮，就这么惨死在丈夫的枪口下，而且背着“可耻叛徒”的黑锅沉冤于世。
周月林
很早就参加革命
瞿秋白在为革命捐躯整整20年后，被党和人民摆到了应有的位置。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的遗骸从长汀罗汉岭的盘龙岗坟中取出，用专机送到北京，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的安葬仪式结束后，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向中央要求缉拿出卖瞿秋白的叛徒。有关部门接到中央的指令，成立专案小组，很快地展开了这一工作。
谁是出卖瞿秋白的叛徒呢?案情犹如朦胧的云雾，笼罩着逝去的历史，但因有张亮1938年被项英击毙在皖南的情况，专案小组把目光对准周月林，决定首先调查清楚周的身世。
这个最大嫌疑者周月林，于1906年出生在上海，1922年被党组织派到前苏联海参崴党校学习。第三年，周月林与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的共产党人梁柏台结为伉俪。
1934年2月，周月林和梁柏台同被选为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周月林还与毛泽东等17人被选为中央主席团成员，她是主席团中唯一的女性。
撤离中央苏区途中被国民党俘虏
中央苏区的军事局势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越来越险恶了。至1934年10月初，中央军委决定走出敌人的重围。梁柏台被任命为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留下来协助项英、陈毅的工作。周月林也随丈夫留了下来。
8.6万余人的主力红军前脚离开中央苏区，50万人马的敌军就从四面八方向苏区腹地推进。 1935年2月上旬，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央分局考虑到了几个“特殊”人物的安危，首先是瞿秋白患肺病已久，近来病情有所恶化，需要从速离开苏区转往香港治疗;另一位是何叔衡，年及六旬，身板不是那么硬朗，应该从速转移出去。分局决定派出一个警卫排，护送瞿秋白和何叔衡离开瑞金，前往福建长汀，从那儿的山区突围出去。同行的还有邓子恢，已经怀孕的项英之妻张亮和周月林。 8天之后，这支小队伍到达预定中的第一个目的地——长汀县四都，在汤屋遇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由他派人护送向永定县境进发。行至距水口镇10里的梅坑时，被敌人发现包围。继何叔衡牺牲、邓子恢突围后，瞿秋白与张亮、周月林同时被俘，被押到水田镇，几天后又被押解到上杭县国民党保安团第十四团团部。
解放后被逮捕关押
有关周月林的历史被调查清楚了，专案组得出一个结论：出卖瞿秋白的叛徒就是张亮、周月林。张亮已死，这个周月林怎么样了?公安部门很快查清，周仍在人世，居于上海。 1955年8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上级命令，迅速将周月林逮捕，28日解往北京。被关押了10年后，直到1965年1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正式刑事判决，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的罪名，判处周月林12年徒刑。之后，她被送到京郊的一个劳改农场服刑。按照徒刑年限，至1977年12月，周月林刑满可以释放，然而鉴于“罪行重大”，她继续被关押。
【被忽视的】
真的叛徒另有其人
战争年代的历史，由于事件的错综复杂和年代久远，往往发生令人扼腕痛惜的误会。由瞿秋白之死冤及张亮的杀身之祸和周月林的牢狱之灾，完全属于这种情形。真正出卖瞿秋白的叛徒，并不是这两个女人，而是另外两个人，只是张亮和周月林一点也不知道。
万永诚的妻子徐氏
真正出卖瞿秋白的叛徒，首先是另一个女人——当时的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的妻子徐氏。
徐氏是江西人，参加革命已有多年。 2月21日，瞿秋白等人在四都的汤屋遇到万永诚，住了两晚，徐氏知道这一行人当中有瞿秋白。4月10日，福建省委机关和军区仅有的警卫连在武平县大禾乡的梅子坝山区被敌第八师一个团围住。万永诚指挥人们在山里与敌周旋，坚持了两天，最后被敌人前堵后截，大部分人员战死，万永诚也在战斗中牺牲。万妻随几名战士走到7里外的归龙山，终被敌人追上而被俘。敌第八师侦缉队在审讯中得知徐氏的身份，格外重视。徐氏起初尚能坚持，最后熬不过酷刑，供出了瞿秋白曾在汤屋住了两晚，然后向上杭水田镇赶去的情况。
曾当过收发员的郑大鹏
上杭的敌人根据徐氏提供的情况，不费力地从被俘人员中找到了有气质特征的瞿秋白，为进一步证实，又将被俘的、曾当过收发员的郑大鹏带到暗处指认，证实“林祺祥”(瞿秋白当时的化名)确系共产党的前“魁首”瞿秋白。敌人大喜过望，当日连向福州绥靖公署及南京政府呈报。
张亮、周月林与瞿秋白同行，敌人判断她们也并非一般红军人员，遂对重新收监的张、周二人加以严审。所幸还没有人认出周月林的身份，她只承认是上级指派给瞿秋白的随行医务人员。任凭敌人采用什么样的手段，周月林始终对红军的机密守口如瓶。张亮也没有向敌人供出什么情况，以妇道人家不懂什么为由加以推托。最后，上杭国民党当局以“共匪坚定分子”的罪名对张亮、周月林各判处10年徒刑。
【被昭雪的】
周月林得以无罪释放
几十年来背着沉重黑锅的周月林，一直渴望着“还我清白”之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幸运地在有生之年沉冤昭雪。
在国民党龙岩监狱，周月林为张亮接生了一个男孩，两人共同带着这个孩子，在铁窗里艰难地熬过了3个春秋。 1938年5月的一天，周月林突然得到通知，有人保释她和张亮出狱。原来，梁柏台有个小学就要好的同学叫陈士明，时在闽西龙岩国民党党部担任要职。他从侧面了解到周月林是梁柏台的妻子，于是利用国共业已合作、保释共产党人方便得多的有利时机，找到在蒋鼎文指挥部任军法处长的浙江同乡，通过他疏通关系，将周张两人保释出狱，并资助她俩离开闽西。
出狱的周月林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党的组织。然而，在这种时候她怎能遂愿呢?她又想到了丈夫梁柏台，但她想不到的是，梁柏台在1935年3月4日的突围战斗中，因左臂被子弹打断而藏身草丛，后被敌人警犬发现落入敌手。敌人在知悉了他的重要身份后，将他杀害。找不到丈夫的周月林来到上海，期待能在上海找到党组织。可是过去的老关系早已中断。迫于生计，周月林嫁给了一个贫穷的船工。
周月林过着平凡生活之际，命运却向她打开了另一扇门，1955年8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的侦查员将一副锃亮的手铐戴到了她的手上。
20多年的服刑生涯，并没有使周月林精神颓废，一直有一个顽强的信念在支撑着她：即相信党能够查清史实，替她洗刷“出卖瞿秋白”的罪名。
1979年8月，周月林在农场提出了不知道多少次的并不抱以很大希望的申诉。毕竟涉及到出卖瞿秋白这样的重大事件，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核查。结果，在国民党当年的一张报纸上，发现了“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报道。这一发现与党史部门新近掌握的郑大鹏暗中指认的资料结合起来，形成了瞿秋白被何人出卖的有力证据，是以推翻原来的“两个女人出卖瞿秋白”之说。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以上新发现的资料极为重视，予以严肃复查。至此，事件真相大白：出卖瞿秋白的叛徒首先是万永诚的妻子，再一个就是郑大鹏。1979年11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撤销对周月林的原判，予以无罪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