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办报的故事 于右任趣事
新之助 2016-01-07
于右任
于右任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他一生中作书最多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他的座右铭是“天下为公”。
于右任办报
于右任84岁华诞时，台湾“邮政总局”发行了一枚“元老记者于右任”的纪念邮票。票上印有于氏的亲笔题词“为万世开太平”。端详这枚纪念邮票，于右任感慨万端：“在我生活的历程中，最使我难忘的也最使我怀念的还是从事新闻记者时期。”青史作证，在办报的峥嵘岁月，他的确是昂扬奋发、不屈不挠，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其激烈、壮观简直是惊心动魄!
于右任在上海先后创办过《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4种报纸。虽然报纸存续时间短暂，但影响很大，且一个胜过一个。
自1903年《苏报》被封后，上海的革命报刊几乎全部缄口，而保守派报纸却十分活跃，某报社论更公然为清廷张目，诬革命为叛逆。于右任忍无可忍，撰文反击，但投稿如泥牛入海，这使他产生了办报的欲望。1906年他与邵力子赴日本考察报业，同时谒见神交已久的孙中山。他在日本的华侨中筹募了3万银元，又在国内招游资入股，于次年创办了《神州日报》，以“神州”为旗帜，意在唤起民众的故国之情。报上的纪元一改惯用的清帝年号，而用公元和干支纪年，寓意良深。为让报纸站稳脚跟，他针砭时弊注重策略，巧用“旁敲侧击”之法，在华美的文字中暗藏革命的精魂。正当报纸要腾飞时，天不作美，报社附近的广智书局失火，报社化为一片灰烬，仅靠一点保险金维持。屋漏偏逢连夜雨，报社内部又闹窝里斗，于右任一气之下拂袖而去。当时上海的道台秦乃煌为控制舆论，拟以重金聘于到《舆论日报》当总主笔。道不同，于右任岂能与之为谋?
1909年于右任别树一帜，创立《民呼日报》。此前，他在上海各报大刊广告，公开宣称《民呼日报》“以民请愿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辟淫邪而振民气。”创刊号上刊发的社论旗帜鲜明：“民呼日报者，黄帝子孙之人权宣言书也。有世界而后有人民，有人民而后有政府;政府有保护人民之责，人民亦有监督政府之权。政府而不能保护其人民，则政府之资格失;人民而不能监督其政府者，则人民之权利亡。”字字铿锵，掷地有声。创刊号一面世，即被抢购一空。于右任有了办《神州日报》的经验，加之又网罗了戴季陶、吴宗慈等笔杆，仅用3个月时间，发行量扶摇直上，居上海群报之首。
《民呼日报》不仅针砭时弊，揭露清廷的腐败，更注重关心民瘼。是年甘肃大旱，良田龟裂，饿殍载道，哀鸿遍野。而陕甘总督升允搞假大空，3年匿灾不报，又不减田赋，以致酿成人人相食的惨剧。《民呼日报》刊登一篇《如是我闻》揭露：一饥饿老妪，让女儿到野外寻草根回来充饥。女儿抠得手指出血，只得一把草根回来，而母亲已无踪影，唯见地上一摊血。原来被人吃了。该女悲得昏死过去，第二天未出门，乡邻推门探看，只见地上一堆骨节，她又被人吃了。报纸据此义愤陈词： “升允之肉较妪肥百倍，甘民竟不剖食之，意者甘民虽饿，犹择人而食呼?”任谁读之，能不愤慨!
于右任一面揭露社会黑暗，一面发起募捐赈灾活动，开我国报业参与社会赈济事业之先河。升允恼羞成怒，诬陷于右任和另一负责赈灾事务的陈飞卿“侵吞赈款”;一面又与上海道台蔡乃煌、公共租界巡捕房私通，拘押于、陈二人，制造了轰动一时的“民呼报案”。于右任等被关押月余，审讯7次，身心遭到摧残。报社同仁知道，当局意在迫报社关门。为营救于、陈，报社同仁不得不委曲求全，“自行停刊”，于右任才得以解除羁押，但被逐出英租界。《民呼日报》短寿，只存在了92 天。
于右任虽一介文弱书生，但脊骨是硬的，折而不弯。数日后他再创《民吁日报》。于右任阐释报名：“民不能言(呼 )则唯有吁耳!”又说“‘吁’字，又适为‘于某之口’”，沉痛中含着幽默。于右任不便出面，委请范鸿仙当社长。《民吁日报》面世时，日本侵华日甚。报纸发表《论中国之危机》等社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华要求种种特权的罪恶;又针对倾销日货发表《买日货者看看》等时文。报纸此举惹怒了日本驻上海领事松冈。是年10月26日，朝鲜志士安重根在哈市刺死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胁迫清廷签《马关条约》者)上海数十家报纸装聋作哑，唯《民吁日报》在显著版面刊发这大快人心的好消息，称伊藤为“土匪流氓头子”、“大浑蛋”、“死有余辜”。广大读者拍手称快，松冈则暴跳如雷，让上海道台蔡乃煌查禁《民吁日报》。《民吁日报》被查封，并被判令“永远不得出版”。《民吁日报》更是短寿，存在了四十又八天。
《民吁日报》被封后，上海市民在报馆门上贴悼词者众多，且竟有焚香痛哭者。与此同时，当局在租界内外搜捕于右任。于右任一度曾躲在一名叫荷花的妓女家里。他给那妓女12元，说好只住半个月。可迫于形势一住住了5个月，再无钱付房饭费。那妓女非常爽快，也不向他要钱，照供食宿。因于右任见常有人来窥视，怕遭不测，在一个晚上悄悄溜走。后于右任一度困在小旅店里“绝粮”，一位同情他又与他一样穷的同志，到马路上一烧饼铺想偷几块烧饼带给于右任，但遭铺主发现，被打得满脸是血。铺主问他为何要偷，那同志据实相告，是为接济快被饿死的朋友。那铺主听后深受感动，主动送了他许多烧饼。当于右任拿到烧饼时，两人抱头痛哭……
那时，于右任时时处在被监视之中，过着东躲西藏、度日如年的“流浪”生活。
吉人天相。终于，上海南市商会会长沈缦云仗义疏财，送给于右任一大笔钱，让他办报。于又从友人处筹集到一笔。在九九重阳节那天，于右任又创立《民立报》，并荟萃一大批革命报人主笔政，有宋教仁、张季鸾、邵力子、叶楚伧、马君武等。于右任选定重阳节创刊，把《民立报》喻为“植立于风霜之表”，“经秋而弥茂”的“晚节黄花”，祝福她像秋菊那样不畏严寒独自开，“使吾国民之义声，驰于列国。”于右任亲自撰写的那篇文采夺目、寓意隽永的发刊词，被载入《中国报学史》，戈公振誉其为新旧文学合流交汇的代表作。
于右任办这张报可谓沥尽心血，该报的国际新闻报道，在上海报业中鹤立鸡群。它在世界各主要城市派有驻外记者( 留学生兼)，有一次为一篇重要稿件，于右任不惜付600块银元电报费。《民立报》还以大量篇幅宣传孙中山在国外的演讲和活动;同时把报社当作同盟会中部总部的联络、指挥机构，为辛亥革命立下汗马功劳。孙中山为答谢他宣传之功，送他一只炮弹筒作纪念，鼓励他像炮弹一样直飞猛进。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在长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革命的报纸。……这份报纸是于右任办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于右任为新闻记者讲课强调职业道德时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昔人以此为执政者之天职，吾则以此为新闻记者之不二法门。”“为维护新闻自由，必须要恪守新闻道德。新闻道德与新闻自由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新闻道德的记者，比贪官污吏还可恶。”
“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于右任当之无愧。
于右任趣事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工书法，常有人向他讨要墨宝。某日他应邀参加一个餐会，酒足饭饱后，主人拿出纸笔请他题字。当时他已酩酊大醉，便趁着酒意，迷迷糊糊写下“不可随处小便”六个字，然后扬长而去。第二天，主人登门拜访，并将这幅墨宝拿去请教。于右任见状，知道是自己酒后失态，赶紧向对方道歉，接着沉吟半晌，取来剪刀将字剪下重新排列，并笑着说：“你瞧，这不是很好的座右铭吗?”主人定睛一看，发现“不可随处小便”变成“不可小处随便”，顿时笑出声来，拜谢而去。
于右任很爱惜自己胸前的飘飘长髯，每天睡觉时，都用一个布套把胡子装好挂于胸前。某日，有位朋友问他：“你睡觉时胡子是放被子里，还是被子外?”他思索半晌，竟答不出来。翌日他向人表示昨天一夜没睡好。对方询问原因，他答称：“因为我经朋友一提，竟不知应将胡子放被子里还是被子外，总觉得放哪都不对劲，以致整夜辗转不能成眠。”
于右任在南京郊区黄栗村修了间草屋，取名为“白花草庐”，闲暇时，经常带着学生来草庐练习书法。村里人不知道草庐是什么，把草庐叫成“写字学堂”，也不知院长为何物，每次见到于右任来，村里人都奔走相告说：“老头子又来上课了!”
于右任是陕西人，平日喜吃面食。某次同仁请他吃面，事前主人再三交代厨师，要做得好一点。结果厨房端一碗面条细如丝的汤面出来，于右任边吃边说：“好!好!”但同时问：“有没有粗一点的?”于是厨房改上如灯草般的面，于右任吃一口又说：“好!好!”但还是问：“有没有粗一点的?”厨房再换上如韭菜叶般的面，但于右任仍问：“能不能再粗一点?”厨师最后无法，只得上如筷子般粗的面条。结果于右任见状大喜，一口气吃了两大碗。事后，厨师没好气地说：“谈什么手艺，这是乡巴佬吃的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