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和孙立人在东北的矛盾 杜聿明在东北创办大学始末
新之助 2016-01-06
杜聿明
国民党将领杜聿明一生中走过很多曲折的道路，但他也有光荣的后半生，为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曾在东北这块土地上挥洒过自己的血与泪。
杜聿明和孙立人在东北的矛盾
孙立人将军是一位治军严整、才华横溢的优秀将领，在抗日战争中以卓越战功闻名中外。新1军开入东北不久，他应英皇之邀，前往伦敦授勋，以后又去美国游历了一番。蒋先生对此事曾大为不快，但考虑到同美国人的关系，一时对他也无可奈何。在四平街会战后期，孙氏方回到部队，很想借攻占东北名城长春使新1军扬威东北，却未想到杜将军把攻击长春的任务划归了新6军，因而心中十分不满。孙将军一向认为新6军廖耀湘部，是杜聿明将军的基本部队，怀疑杜有偏心。这次事情未能如愿，便不大高兴，不愿积极执行杜将军的命令。
当时我正在泉头指挥所指挥作战。听到新1军仅派50师向公主岭、长春方向推进，主力尚未出发的报告，十分焦急，即与新1军联系，要该军主力迅速出击。但孙将军在电话中吞吞吐吐地强调部队耗损太大，需要整补，就是不愿服从追击作战的命令。我与孙氏于抗战期间在印缅战场虽曾一起共事几年，彼此相处甚好，但亦知此时他与杜将军矛盾较深，一时很难说服他。正踌躇间，杜聿明将军忽然于20日清晨乘专车来到泉头指挥所，我便委婉地将此事告诉了他。杜闻言大怒，连连问我孙军长为什么不肯服从命令。我担心杜将军性情急躁，倘与孙将军一下子闹翻，后果更难收拾，所以有意不提孙氏对杜的不满，只是建议一起找孙将军谈谈再说。杜将军略想了想，也只好同意了。
于是，杜将军与我马上乘车赶往四平街，到达双庙子车站后，得知通往四平街的桥梁尚未修好，即在该站停留指挥。此刻，杜将军心急如焚，显得十分焦躁，一边皱着眉头，怒气冲冲地在室内来回踱步，一边焦急地对我说：“现在左右两翼都在追击作战中，只是孙军长的中央兵团不能配合行动，倘被解放军看出破绽，集中主力向新6军反攻，我们会吃大亏的。”我心里担心的也正是这一点，却又怕给杜增加烦恼，所以只说了些宽慰他的话，同时劝杜见到孙氏时，最好以大局为重，对孙多加劝导，尽量不发脾气，切勿将两人关系彻底搞坏。正说话间，孙立人将军赶来见我们。他仍以部队作战过久，必须整补为由，当面向杜提出宽限追击期限。杜将军压住火气，向他详细分析了北满战场情势及我们的处置决心，希望他能遵令率部向长春追击前进，并提醒孙说，50师孤军深入，倘在长春附近遇敌反扑，必遭覆没，应当迅速前往接应。我亦从旁多方规劝。无奈孙氏坚持不肯前进。这时时间已到正午，杜将军见反复劝导均无结果，不禁勃然变色，站起身厉声对孙说：“现在廖耀湘、陈明仁两部进展极为顺利，并未遇到敌人有力抵抗。新1军应迅速照令前进，否则长春攻不下，部队遭受损失，你是要负责任的!”孙氏见势成僵局，才怏怏回部，但始终未按杜的命令行事，只是担心北进的50师受梨树方面解放军的袭击，曾派遣一部前往扫荡。当晚，我们接到新1军的报告，说“梨树之敌经派队扫荡后，已向辽河北岸撤退，正面50师到达辽河南岸附近”。素以办事强硬果断著称的杜将军，此时也只有长叹一声，别无他计了。
幸亏后来情势的发展并未出现我们担忧的情况，解放军主力无意恋战，便纷纷撤到松花江以北。杜聿明将军和我紧提着的心，总算落了地。
杜聿明在东北创办大学始末
国共内战期间，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在沈阳，曾创办一所中正大学。只是这所“中正大学”实在短命，随着“国军”在东北的节节失利最后匆匆解体。笔者今天重新记录此事，其中很多细节让作为后人的我们感慨和唏嘘。
为东北培养人才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双十协定”刚刚签订完毕。10月18日，蒋介石嫡系骨干、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著名抗战将领杜聿明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
杜聿明(1904年11月28日-1981年5月7日)，字光亭，汉族，陕西省米脂县人，抗战名将，1939年11月任第5军军长时，指挥著名的桂南昆仑关战役，该战使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受到重创，歼灭日寇4000余人，击毙敌旅团长，被后人称为昆仑关大捷。1942年3月，杜聿明又被委以第5军军长之重任，率部参加从云南进入缅甸对日作战，这就是赫赫有名的远征军。
在国民政府军界，杜聿明有着常胜将军的美誉。
杜聿明将军赴任后，挟往日常胜之威风，指挥麾下迅速进占东北，经过多次大小征战，占领了一批中心城市。眼见形势趋于“安定”，杜聿明将军没有放纵自己及部下，没有忙于贪腐，没有积极敛财，更没有夜嫖日赌，他把精力都集中到高等教育上，决定创办一所大学，校址就设在沈阳。
武夫办学，看似有悖常理，但却非常符合以往杜聿明的性格特征。从杜聿明生平资料不难看到，他一生除了在战争非常时期集中精力于军事工作之外，凡是在军队轮休、整训期间，总是要搞一些“军事以外”事项，诸如他曾开办过军人子弟学校，创办过军人眷属工厂，建立过医院，出版、发行过报纸之类的“公益事业”。
从记者查阅的杜聿明同僚回忆资料中显示，当时一贯带兵打仗的杜聿明之所以创办大学还有几个原因：第一，时值在东北内战中，杜聿明指挥的部队在向北推进中非常顺利，一举攻占长春、永吉，把对手林彪压缩在一个狭小空间中，军事上接连取得胜利，这让此时的杜聿明十分得意。杜聿明曾向心腹透露，消灭东北共军已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今后的东北将是他领导的国民政府的天下，而他，应该是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东北的天下，他是坐定了。第二，既然要领导、管理东北，就必须着眼长久，而把眼界放得更远，就必须先要培养各种人才，将来的社会，一旦没有了战争，人才才是社会发展之本。而创办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今后既能报效社会，又能成为自己领导系统的得力骨干，何乐而不为?从以上两点看出，杜聿明创办大学，并非附庸风雅，也不是装点门面，而是要搞出一个“桃李满东北”的局面，并能团结军心，巩固民心，为今后继续在东北做行政工作打下基础，为他的“东北王”提前做好准备。
武夫办学立下严格规矩
教育自有其内在规律和规范，武夫办学，毕竟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在建校之日起，杜聿明就立下规矩，校董事会只是个松散机构，负责学校一切经费，至于教学及其他，那是校长、教育家和教授们的事情，董事会绝不干预。
杜聿明果然说到做到，中正大学筹备期间，他邀好友河北大学教务长焦实斋来沈阳筹备一切事情，杜自任筹办处主任，负责提供筹备经费。
焦实斋，直隶(今河北)井陉人，留英学者。1923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曾任天津市教育局局长，国民党天津市执行委员兼训练部部长，河北大学、民国大学教务长，北平河北省立高级中学校长，1939年到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国际政治。抗战期间，主张“改革政治，实行民主，振兴实业，积极抗日”。
焦实斋到东北接手筹备处后，第一项工作，就是告诉杜聿明，创办中正大学，首先要成立校董事会。知名学者发话，杜聿明岂能怠慢，于是立刻活动，搜罗当时身在东北的各界“有头有脸”的知名人士。几经奔走，一个由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为名誉董事长、杜聿明为董事长，由辽宁省主席徐箴，辽北省主席刘翰东，安东省主席高惜冰，吉林省主席郑道儒，松江省主席关吉玉，合江省主席吴瀚涛，黑龙江省主席韩俊杰，嫩江省主席彭济群，兴安省主席吴焕章以及沈阳市市长董文琦，东北知名人士臧启芳、王家桢、马毅等为主的董事会成立了。
当董事会讨论这所私立大学的校名时，各董事积极认真地提出各种方案，最后杜聿明提出的“中正大学”获得通过。杜聿明虽不擅官场之道、不谙社会人际关系，但半生跟随“校长”的戎马生涯多少也让他懂得“紧跟”领导没坏处的道理—大学筹备之初，正值蒋介石六十大寿之际，起这个名字肯定没坏处。
在杜聿明幕僚的回忆中，记者看到，在大学创办之初，杜聿明就有意把校名定为“中正大学”。
按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法令，成立大学必须得到教育部的备案批准。当董事会的名单和“中正大学”校名呈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时，据说名单上显赫的董事会成员和“中正大学”的校名让审批者着实吃惊不小，很快，中正大学就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批准。
这是“中正大学”从筹备到创建再到招生及后来的教学，杜聿明唯一的一次“干预”。
从记者查阅的资料中显示，中正大学的所有经费来源，基本是由杜聿明从东北保安司令部的军费中拨出专款。当时，在东北的国共双方隔松花江对峙，小战斗依旧不断，大战役也随时可能爆发，杜聿明不要战争办教育的做法，也招致同僚们不少意见，但杜聿明一直不为所动，只要是学校需要经费，一律保证优先支付。所以中正大学从成立到最后随着国民政府在东北的溃败而解体的将近三年时间内，无论老师还是学生，从来没为缺少费用而担忧，没发生一起学生因为学校的伙食、教授因为薪水起过冲突的事件。
经过一番准备，1946年5月，中正大学在沈阳隆重成立。
调阅史料，记者看到，1946年5月23日，“国军”占领长春，5月31日又占领了松花江以南永吉至农安之线，此时，林彪统领的四纵刚刚撤至松花江以北，也不过距杜聿明到东北仅半年。也就是说，在计划筹建“中正大学”的设想时，正是国共双方激战正酣之时，可见杜聿明办学心之迫切。
中正大学校长为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张忠绂;教务长为焦实斋。大学设四个学院十二系：文学院院长为留美的史学家余协中;工学院院长为留美的学者王华棠;化学院院长为留英的化学家王铁崖;农学院院长为留德的林业专家贾成章，姚梦杰为会计主任(或称会计长)。除董事会成员外，从校长到教授，全部实行聘任制。
1946年7月，中正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生，为先修班(为报考大学设立的预科班)，名额为1000名。
八月一日，中正大学开学。这天，坐落在沈阳和平区的中正大学，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在嘹亮的军乐声中，熊式辉、杜聿明及董事会成员、中正大学校长和教务长、各界名人显贵就坐主席台，中正大学开学典礼隆重举行，盛况在沈阳造成一时轰动，民众都以能送子女到该校读书为荣。
1947年暑期后，中正大学规章渐臻完善，所开各课教材亦步入正轨，在开学之基础上，又招收新生320多人。
董事长亦不强行发号施令
1947年2月，曾琦作为杜聿明好友来到沈阳。
曾琦(1892-1951)，四川隆昌人。早年留学日本、法国。曾任报社主笔、记者。1923年与李璜等在巴黎创立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后改为青年党)。1924年回国后，任上海大厦大学教授，与左舜生等创办《醒狮》周报，曾琦鼓吹国家主义，和他的“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党”一贯支持国民政府，仇视中共。
曾琦这次来沈，获得杜聿明接见，两人相谈甚密。在交谈中，曾琦建议让他任首领的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党在中正大学成立支部。
在董事会成立之后，中正大学建校之初，杜聿明就以董事长身份，欲在中正大学设立国民党组织，但这显然与教学无关，身为董事长的杜聿明也无权硬性指派，必须经过大学校长、教务长及各个学院院长同意。对此，身为军人又兼“东北王”的杜聿明并不颐指气使发号施令，他也深知教育和军事、战争完全是两回事，将军负责打仗，而教育，是教授们的事情。所以，杜聿明就是否在中正大学设立党派组织广泛在“管理层”中征求意见。
中正大学教务长焦实斋和文学院院长余协中认为，党务和教育，完全是两回事儿，教授要的是教学，学生要的是知识，校园不需要派别。
杜聿明听到几位教授的训诫后，连连点头称是，然后退出。
这一次，曾琦又建议在中正大学设立党派组织，虽然对方为自己的好友，政治立场也和自己相同，都是反共，但想到当初教授们的告诫，杜聿明不顾曾琦再三劝说和游说，最终谢绝了他的建议。
而上述几位校方领导层，也没因为曾琦是反共先锋而遭到拒绝有任何内疚。在他们看来，大学就是大学，党派，那是学生走出校园后自己的选择。
1947年7月8日，杜聿明因肾病需要手术离开东北，中正大学董事长一职由郑洞国代行。杜聿明一直是郑洞国的上级和极受敬重的“首长”，萧规曹随，中正大学尚能维持一个良好的状态。1948年，东北野战军开始反攻，“辽沈战役”一触即发，在沈阳的国民政府、“国军”，面临极其危急的形势，国民政府优先撤退学校，中正大学匆匆迁往北平。等到教授、学生及学校设备撤到北平后，辽沈战役已经结束，星夜疾驰入关，北平形势又岌岌可危，傅作义摇摆和模棱两可、漂浮不定的态度使人心无以为定，中正大学处于无人负责状态，学校随之解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