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谈淮海战役为何失败 杜聿明分析远征军败因
新之助 2016-01-06
杜聿明
杜聿明是著名抗日将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黄埔系骨干，更是蒋介石的“消防队长”、淮海战役国军方面实际上的最高指挥官。
杜聿明谈淮海战役为何失败
淮海战役时，杜聿明所部几次与解放军作战，均不利。杜聿明向蒋介石提出 “打则不走，走则不打”的作战原则。也就是如果与解放军决战，就在徐州打，如果要放弃徐州，战略撤退，那就赶紧走，不要与共军接战。当时，蒋介石满口答应。当杜聿明各兵团按计划向永城方向撤退时，忽然接到蒋介石空投的亲笔信，令杜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解黄维兵团之围。杜感到蒋的命令将导致全军覆没，又不敢不听校长的话。结果被解放军包围。
记得一部反映解放战争的电影中有这样的桥段。济南战役期间，杜聿明接到蒋介石从南京打来的电话时，毕恭毕敬地立正站好，连连回答：“是!是!按校长指示办。”一旁的参谋官提醒他：“此时援救济南，对王耀武而言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对我部而言则是钻进共军的口袋阵”，又说：“如果前线与南京的电话专线断了，国军才可能打胜仗。”杜聿明严肃而无奈地说：“校长的命令还得听。”杜聿明，恐怕是蒋校长最听话的学生。因为听话，他两次把国军主力带入绝境。
1924年初春，不满20岁的杜聿明来到北京，报考北京大学。偶然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黄埔军校招生的广告，便毅然选择投考黄埔军校。在校期间，杜聿明对学习从不马虎，军校设置的步、炮、工兵等军事课程、战术战法和队列操练的演示、模拟等，他都是全身心地投入。杜聿明还参加了讨平广州反动商团的战斗，这是他第一次经历真刀真枪的沙场冲杀。
杜聿明之后的军事生涯颇为顺利。1939年11月任第5军军长，率部参加桂南会战，指挥桂南昆仑关对日作战，重创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1942年3月，杜聿明被钦点为中国远征军第1路副司令长官兼第5军军长，率部参加滇缅对日作战。远征军入缅作战，遭遇失败。美国人史迪威逃往印度，并电令部队全部向温藻撤退进入印度。蒋介石则命令部队向密支那、片马转进撤退回国。两个完全相左的命令，让杜聿明陷入到痛苦的抉择中。远征军出发时，杜聿明就自己“归史迪威将军指挥”这个问题亲自问过蒋介石：“如果史迪威的命令不符合您的决策时，应如何办?”蒋介石说：“你打电报向我请示再说。”杜决心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执行，向国境撤退。这就是黄埔生，当时非黄埔生的孙立人则率新38师向西撤退到印度，后编为驻印军。第五军翻越野人山回国，吃了大亏。进山时，全军的重武器被全部炸掉。不仅如此，野人山人迹罕至、给养困难，在崇山峻岭中，第五军将士遭遇了成群的蚊子和蚂蟥。沿途官兵死亡相继，尸骨暴野，惨绝人寰。
杜聿明第五军残部回国后，一再向蒋介石检讨说：“学生指挥无能，请校长处分。”但蒋介石因其听话，不仅没有处分，反而擢升杜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听话就不用担责任，这是蒋介石给杜聿明的“承诺”。1948年6月，蒋介石任命杜聿明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官。上任不久，杜奉蒋介石命令指挥第二、第十六、第十三兵团去增援济南。杜聿明明知解放军是“围点打援”，但不敢违抗“校长手谕”。途中，获悉济南沦陷，王耀武被俘，杜才急忙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淮海战役时，黄百韬兵团被歼灭。当时，杜聿明所部几次与解放军作战，均不利，士气低落，已经丧失了与解放军野战决胜的能力。杜聿明向蒋介石提出“打则不走，走则不打”的作战原则。也就是如果与解放军决战，就在徐州打，如果要放弃徐州，战略撤退，那就赶紧走，不要与共军接战。当时，蒋介石满口答应。不料，当杜聿明各兵团按计划向永城方向撤退时，忽然接到蒋介石空投的亲笔信，令杜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李延年兵团，解黄维兵团之围。杜感到蒋的命令将导致全军覆没，又不敢不听校长的话。结果被解放军包围。
当解放军向被围困在陈官庄一带的国民党军发动全面进攻时，杜聿明万念俱灰，沉痛地说：“今天做恐怕晚了，既违命令，又不能全师，有何面目见老头子!”在全军溃败之际，杜聿明给蒋发了最后一个电报，说：“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最终，这个听话的学生，当了共产党的俘虏。
杜聿明分析远征军败因
各部队经过之处，多是崇山峻岭、山峦重叠的野人山及高黎贡山，森林蔽天，蚊蚋成群，人烟称少，给养困难。本来预计在大雨季前可以到达缅北片马附近，可是由于沿途可行之道多为敌人封锁，不得不以小部队牵制敌人，使主力得以安全转进。因此曲折迂回，费时旷日。至六月一日前后，军直属部队的一部及新二十二师到达打洛；九十六师到达孟关(孟拱西北)附近；二百师到达中缅边境南坎附近；黄翔部到达国境沪水附近与国内宋希濂部取得联系。
自六月一日以后至七月中，缅甸雨水特大，整天倾盆大雨。原来旱季作为交通道路的河沟小渠，此时皆洪水汹涌，既不能徒涉，也无法架桥摆渡。我工兵扎制的无数木筏皆被洪水冲走，有的连人也冲没。加以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蚂蝗、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巴虫到处皆是。蚂蝗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一个发高热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蝗吸血，蚂蚁侵蚀，大雨冲洗，数小时内就变为白骨。官兵死亡累累，前后相继，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我自己也曾在打洛患了回归热，昏迷两天，不省人事。全体官兵曾因此暂停行军，等我被救治清醒过来时，已延误了二日路程。我急令各部队继续北进，而沿途护理我的常连长却因受传染反而不治。二百师师长戴安澜因重伤殉国，团长柳树人阵亡，第九十六师副师长胡义宾、团长凌则民为掩护主力安全而牺牲。
至八月初，各部先后集结于印度和滇西。据当时初步统计，由于指挥错乱，致各部队被敌杀伤、落伍、染病死亡的，比在战场上与敌战斗而死伤的还多数倍。计中国远征军动员总数约十万人，至此仅余四万人左右。在撤退中损失人数比正式作战伤亡的大得很多，尤其在正式作战中未损失团长以上将领，而在撤退中竟损失四员之多。其情况之惨可想而知。至其他两军，除新三十八师在仁安羌之役外，其余损失也都是溃退中的损失。丧师辱国，罪无可耍五远征军失败的原因中英战略矛盾，美方别有阴谋从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这一协定来说，中国远征军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滇缅路这条国际交通线。而只有保卫滇缅路的咽喉——仰光海港的安全，才能保全滇缅路，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可是自从中国缅印马考察团提出中英共同防御意见草案，于一九四一年五、六月间正式送交英方后，在半年多时间内，英方对中英共同防御计划既未着手准备，亦未同意中国远征军事先入缅布防。多次中英会报中，英国方面一直坚持它的错误判断，着重要求中国在车里、佛海布防，而不愿讨论中国远征军入缅布防问题，以致中英共同防御计划未能及早准备。这是中国远征军失败的根本原因。
当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寇对英宣战后，我第五事、第六军即行动员入缅远征。同月十一日先遣一个团到畹町，车里方面也作了部署。十六日第五军即行出发，二十六日先头部队到达保山附近时，即因“英方表示第五军及第六军主力暂时毋庸入缅而停止”，一直延误到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六日再行动员入缅。英方为什么这样呢？此中内幕，当时谁也猜不透。
后来终于被一个比较善良的英国人(只能这样说)揭穿了：中国远征军再度动员入缅远征时，英国驻缅甸总司令胡敦不充分供给中国远征军的油料。我第五军有一个技术员陈乃能当时当我的代表，在曼德勒领油，会到他认识的一个英国老朋友。这个英国人拉着手对他说：“你不要听英格兰人的鬼话，我给你每月发一百万加仑油，再多点也行。”这个英国人气愤地说：
“没有汽油怎么能打仗呢？英格兰人的国策是：远东殖民地宁可丢给敌人，不愿让与友邦，你懂么？”并指着伊洛瓦底江的两岸堆积的汽油说：“这许多油，你们几年也用不完。”原来英国是宁愿把缅甸丢给日寇，而不愿让给中国。
其实中国只是为了战胜日寇，需要借重缅甸仰光海港而已。这是中英间的主要矛盾，未能及时揭露，合理解决。所以英国始而不同意中国远征军预先入缅布防，继而战争爆发，又阻止中国军队入缅；及仰光危急，英国才要求中国一个团、一个师；及我先头部队到同古后，它即对中国远征军实行缓运。
这样，英国政府的阴谋就暴露出来，它是利用中国军队来掩护它的安全撤退，并不希望中英并肩与敌决战，更不是为了保全仰光这个海口。
蒋介石当时是中国战区总司令，可是联合军统帅部并未赋予蒋介石在缅甸作战的指挥权，中英双方亦未就此点达成协议。可是蒋本人企图以这个头衔来指挥中英双方在缅甸作战的部队。他的做法是：“若要取之，必先予之”。就是说他要取得指挥权，必先让英国指挥一些中国的部队，然后在重要关头他自己亲自来指挥。在第三章里，我已举出一些事例。
但英方并不欢迎蒋介石，所以他不得已才下令中国远征军归英方指挥。蒋介石对此自不甘心，曾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令侯腾飞返腊戍提出七项条件通知胡敦，大意是铁道由我方守备，派副司令主持运输，划清中英作战地境。我派联络员到英军司令部，要胡敦将军答复上项照办后，我第五军始入缅。英国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国家，只要与它有利，它是什么也承认的。胡敦除了关于设置联络官一点怕暴露其不可告人之企图，因而未予承认外，其余都接受了。三月一日，蒋介石亲到腊戍指挥部署，企图对胡敦施加压力，取得指挥权。
英方另派魏菲尔来见，他们会谈情况我虽不知，可是指挥权的问题仍未取得协议。因为以后蒋介石召集五、六两军长指示说，魏菲尔判断日寇迟迟不攻仰光，系因渡色当河困难，但他判断是由于调查我军行动；并说，如敌人兵力在一个师以内，我应对其攻击，若有三师，则五军主力集中后方(按此系指他希、曼德勒以东以北地区)。由这些情形看来，蒋介石仍未取得指挥权。
蒋介石另来一手，在他离腊戍前又调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来腊戍，指挥中国远征军，并面命我“要绝对服从史迪威，对于英方有关问题由史迪威去办”。这就是在中国远征军之上，再加上一层重复机构。
史迪威一出头，英方看到胡敦经不起中美双方的压力，就改派亚历山大来继任英缅军总司令(当然英国还另有用意)。
亚历山大一到任，便下令放弃仰光。这时美国将军的气焰很高，史迪威虽然没有指挥联合军的名义，却以中英联合军指挥自居，指手划脚，不可一世，尤其史迪威派出的人员对英方人员十分傲慢。蒋介石以英方不通知中国即放弃仰光，非常愤怒，三月九日令第五军未入缅部队暂缓入缅。十一日正式令第五、第六两军归史迪威指挥，十二日又令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十二日，英方正式提出意见说：“史迪威与亚历山大间指挥系统不明”。
史迪威日益感到亚历山大比胡敦更狡猾难缠，于十八日由腊戍飞渝，向蒋介石报告与亚历山大会商结果，并“请示将第五军主力集中于平满纳”。史迪威希望借中国远征军之力，在同古击灭敌人一部，以张大他的声威，从中取得中英军在缅联合作战的指挥权。史迪威由渝返缅后，因为二百师撤离同古问题和我闹翻，他就返梅苗向亚历山大报到，表示归英方指挥(据刘耀汉对我说，亚历山大在重庆返缅后，蒋介石曾给史迪威一封亲笔信要史归亚历山大指挥)。
从此史迪威就以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身份，卑躬屈膝于亚历山大之前，把中国远征军完全任令亚历山大宰割，并派出他的喽罗到中国部队中监督执行亚历山大的错误指示。
最后他和罗卓英两人丢下大军，只身逃往印度，造成中国远征军的惨败。就中国方面说，蒋介石过分迁就英美，应负最大的责任。
史迪威逃往印度，还幻想凑合一部分兵力打通滇缅公路，一九四二年七月间曾草拟了一个“反攻缅甸计划”，作为他在缅甸指挥无方遭到惨敌的“遮羞布”。此案在当时国民党政府中一直酝酿到十二月间，因英国自顾不暇，美国也不同意，并未实行。以后一九四四年间，中国驻印军反攻缅甸，也不是照这个计划从仰光登陆而是从缅甸北部密支那方面攻击。这也说明史迪威只凭主观愿望，不顾当时中美英三方具体条件，在失败后还写了一纸废文。
中国远征军惨败，罗卓英和我都有责任，罗卓英的责任更大。尤其罗卓英对于乔克巴当的行动(根本无敌人，谈不到战役)，更是惨败的关键。他把军队的“生地”(占领梅苗、棠吉门户；依据汤彭山脉为根据地与敌作持久战)变到“死地”(向乔克巴当址乱军队主力，又失守棠吉)，一意孤行，以致一败涂地，丧师辱国。
罗卓英为什么这样糊涂呢？不，罗卓英不是一个糊涂人。
他明知我远征军作战的目的，其所以背道而驰，是他太“聪明”了。他觉得依靠美军可以拿到美国装备(在远征军反动集团中就在争这一问题)，可以掌握美国装备的军队，以谋升官发财。所以他到缅甸后就投到美国主子史迪威的怀抱，俯首贴耳，唯命是听，甘心做美国的走狗。最后他丢开腊戍门户而不顾，坐视腊戍危亡而不救，并且同史迪威一道丢下部队，只身逃往印度。当蒋介石听到罗卓英逃印时曾电我追回，但因他逃得太快，追也来不及了。
以后史迪威在印度掌握中国军队的目的达到了，就控告罗卓英十大无能，把他赶回中国。这就是做走狗的下场。我的最大责任是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未与史迪威、罗卓英彻底闹翻，未能独断专行下令让第五军全部向棠吉集中，反而委曲求全，先遣了一个团到乔克巴当去。对于史迪威的命令，我并不在乎(因为可以向蒋介石请示)，而对罗卓英应服从到如何程度，却未曾得到蒋的指示，心中无底，未敢断行，以致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以后又未料到敌人先我侵占八莫、密支那，丢车上山的决心太晚，又造成雨季困于野人山的惨境。
至于其他某些将领的无能，如甘丽初逐次使用兵力，对当面之敌始终不明；陈勉吾放开正面，回避战斗；新二十八师、新二十九师均系康泽的别动队改编成师，毫无战力，一触即垮等等，也是惨败的局部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