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自杀始末 王国维遗孀曾留遗书意欲殉情
新之助 2016-01-06
王国维
王国维是词学泰斗，戏曲学先锋，近代考古学的带头人，在多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且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多种著述成为学界必读经典，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王国维的自杀始末
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京师震动。四五月间，革命军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在河南为奉军击败，河北、山东情势非常危急，时局可谓一夕数惊，北京各界大为恐慌。此时，清华大学校园内尚属安静，国学研究院刚刚评定完学生成绩。6月1日，国学研究院第二班毕业。中午，王国维参加了师生叙别会。
宴会上，王国维为门生谢国桢及其朋友著青在扇面上各题诗一首，后又为同学们侃侃而谈蒙古杂事。自从1925年接受清华教职以后，王国维改攻西北地理和元史，两年来著作颇丰。平时十分缄默的王国维，此时似乎兴致非凡，学生们很受感染，觉得老师正当盛年，学养深厚，治学兴趣如此之高，日后如能继续受教，定当收益良多。席间有个别学生有感时局动乱而发叹息，但并没有影响到整个聚会的氛围。午后，宴会结束，王国维拜访陈寅恪，两人同属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列。当晚，学生刘节与谢国桢去了王国维家里 清华西院18号，问疑阴阳五行的起源，并讨论日本人研究天干地支的得失问题。其后，说起眼下的时局，王国维神色黯然，说到冯玉祥即将入京，张作霖想率兵总退却以保卫山海关以东地区的时候，王国维说：“北京日内有大变。”
王国维的意志消沉可能和当时北平《世界日报》晚刊上刊登的《戏拟党军到京所捕之人》有关，这篇文章上面赫然有王国维的名字，虽说是“戏拟”，难免使人惴惴不安。自1927年初至5月底，国内政治形势动荡，北伐军在南方节节胜利，清华园内的教授们都很不安，如梁启超就在连续发表的《给孩子们书》专栏文章中写道：“近来耳目所接，都是不忍闻不忍见的现象 现在南方军人确非共产派，但他们将来必倒在共产派手上无疑。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北京正是满地火药，待时而发，一旦爆发，也许比南京更惨。希望能暂时弥缝，延到暑假。暑假后大概不能再安居清华了。”
6月2日，天色微亮，王国维照常起床，潘氏夫人服侍他洗漱之后，和当时在家的三子贞明、女儿东明共进早餐。餐毕，王国维去书房整理了一下书，然后独自出门，往研究院公事房去了。8时许，王国维到公事房，猛然想起已经批改完的学生成绩本没带，就让院里的听差去家里拿。然后，与研究院办公处同事侯厚培商谈下学期招生的事情。谈完之后王国维向侯借两元钱，侯身上没有零钱，随手给了他一张5元的钞票。王国维一向不理财，当时清华给他的薪水是每月400元，已经算是高薪阶层了，不过他领到工资之后就直接交给潘氏夫人分配使用，平时身上从不带钱，只有去买书的时候才会向夫人取用。
王国维拿了钱出公事房，在院里吩咐听差雇洋车，正好轮着35号车当值，王国维上车坐定后，即吩咐车夫往颐和园方向而去。钟到达颐和园，王国维买票入园，并给了车夫5角钱，让他在园外等候。王进得园内，径直走向石舫，在石舫前坐了良久，后漫步进入鱼藻轩，从怀中取出纸烟，慢慢抽起来，烟尽火灭，他一纵身跳进了昆明湖。
原本在远处忙碌的园丁听到落水声，急忙赶来下水打救。水很浅，但湖底的淤泥很深，只见王国维头入泥中，费力捞起后，口鼻之中全被污泥塞满，探摸鼻息，已经咽气，这时距园丁听到落水声不过几分钟而已。下午3点钟，35号车夫仍在园外等候，看门人觉得奇怪，问他为何一直待在这里，车夫说在等进园的一个老人。看门人问了车夫所等老人的体貌特征后告诉他，这个人已经投湖自杀了，并带他进园内确认。车夫看到王国维遗体后急忙赶往清华大学报信，路上正碰到骑自行车来寻找父亲的王贞明。
当天夜里，清华大学的校长、教务长及研究院教授、助教一行三十多人，开车急奔颐和园察视遗体。第二天一早便发放了讣告。下午1点多，清华大学的学生先赶到颐和园，由园丁带到鱼藻轩。王国维的遗体自打捞起来后就停放在了这里，上面盖了一方芦席，四个边角以四块砖镇着。园丁把芦席刚一揭开，学生们就不由得失声痛哭，眼前的王先生已经断气二十多个小时，面目紫肿，四肢蜷曲，匍匐地上，惨不忍睹。学生们想起先生前日风采，又瞻其眼前遗容，不由悲从中来，恸声不止。
不久，家属和学校办事人员陆续赶到，验尸官却迟迟没到。天气渐渐热了起来，阴云密布，雷声大作，但没有雨。下午4点多，法官带着验尸官姗姗而至，简单查问后，开始检验。王国维当天穿着一贯的马褂、长袍、汗巾和布鞋，从他衣袋中寻出了4块多钱和一封遗书，遗书的纸已湿透，字迹仍完好。信封上写着：“送西院18号王贞明先生收。”遗书上写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五月初二日，父字。“五月初二日”是阴历，即公历的6月1日。很明显，遗书是自尽前一天，即国学研究院师生叙别会召开的那一天写好的。
验尸完毕后，学校的杂工即将遗体移到颐和园西北角门外以前内庭太监住的三间小屋里入殓。傍晚7点多的时候，才扶棺到清华校南成府的刚秉庙停灵。当天，到场送殡的除了研究院的学生外，还有清华大学的教授梅贻琦、吴宓、陈寅恪、梁漱溟、陈达及曾受蔡元培之托三邀王国维任教北大的马衡、燕大的容庚等。
王国维遗孀曾留遗书意欲殉情
父亲的突然去世，为家中笼罩了一层愁云惨雾，每个人都食不下咽，即连仆佣亦不例外。由于母亲无心料理三餐，家中当时常不举炊，每天从“高等科”厨房，送来两餐包饭，大家都是略动筷子，即照原样收回去。后来由钱妈把家事接下来，又开始每日由成府小店送来预约的各种菜蔬，再行自炊。
母亲那时每天都到成府刚秉庙，为父亲棺木油漆督工，漆了几次后，外面加包粗麻布，再漆，再包，共包七层之多，然后再加漆四五次，到后来，其亮如镜，光可鉴人。那时用的并非现在的快干洋漆，而是广漆，每一层必须等待干燥！才能再漆，费时不少。时当盛夏，辛苦奔波，还在其次，最难耐的是庙中隔室另有一具棺木，是早几时北平学生示威运动中被枪杀的一名清华学生，因棺材太薄，又未妥善处理，远远就闻到阵阵尸臭，母亲亦未以为苦。
接着购地、挖掘圹穴，也是她在忙着，钱妈悄悄地对我说，让她去忙，这样可稍减悲痛的心情。
有一天下午，母亲正好又到坟地去看工人修筑墓穴去了，家中别无他人，我因要找些东西，请钱妈帮我抬箱子，抬下第一只，看见箱面上有一封信，是母亲的笔迹，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当时我立刻联想到从父亲衣袋中取出来的遗书，马上感到一阵心跳手抖，知道不是好兆。好容易把书信打开来一看，是母亲的遗书！大致是叫我们把父亲和她安葬以后，即筹划南归，回到家乡去依舅父及姨母生活。父亲的恤金，清华原定每月照付薪金到一年为期，由三哥按月领了汇给二哥管理，合并其他的钱，勉强够我们的生活教养费。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对一个不足十四岁的孩子来说，简直不知所措。幸亏钱妈比较冷静沉着，她叫我不要声张，即使是家人面前也不要提。她问我与母亲较好的有哪几位太太？我说西院一号陈伯母（陈达教授太太）、四号郑伯母(郑桐荪教授太太)和南院赵伯母(赵元任教授太太）等三人比较接近。两人商量一下，觉得陈伯母太老实，不善言词，恐怕说不动母亲的心意。赵伯母心直口快，将来说漏了口，全园皆知，是很尴尬的事。只有郑伯母，说话有条理，行事很谨慎，且与母亲最谈得来，因此马上去与郑伯母相商。她叫我不要惊慌，她一定会尽力说服母亲的，要让母亲看在儿女的份上，多管大家几年。然后在家中，由我哀求，钱妈解劝，三人合作，总算打消了她的死志。当母亲说了一句:“好吧，我再管你们十年。”我才如释重负地放下了大半心。
那一年里面，母亲要出门，我必定要问她到那里去，有时她烦了，就说我不该管她的事。尽管这样，我还是偷偷地在后面跟着，一直看到她去的地方，我才回家。有时她出去迟迟不归，我和钱妈两人总是提心吊胆的，等到见她进门才安心。那年秋季我本该入学，可是不放心母亲，我推说对学校的规矩都不懂，除国文外连阿拉伯数字也不认识，无法上学。赵伯母曾数次相劝，我仍以这个理由推拒了。
民国十七年阴历六月中旬，学校已放暑假，我们才摒挡南归，三哥送我们到塘沽上船后，仍返平在清华任职。到上海后，因行李什物太多，在二哥处略作停留，即返回原籍外祖父家定居。我们有两位舅父和一位姨母，都比母亲小，他们之间，手足之情的深厚，是少见的，母亲得到他们宽慰，精神逐渐振作，一一安排我们入学。
民国二十五年夏天，三哥和四哥都已成家，都在海关任职，且同住一处，母亲随他们住在上海，小舅父亦在沪经商。我想到当初母亲对我们有“十年”的承诺，有些担心的问小舅父，他说:“傻瓜，现在生活得那么幸福，你们又肯用功上进，她有什么理由想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