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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为什么不传给儿子 蒋经国为什么传位李登辉

山南慕北 2016-01-06
蒋经国与李登辉

蒋经国与李登辉
  蒋经国在台湾执政13年的功过是非,世人评说,各有千秋。但晚年提拔李登辉作为国民党的继任人,无疑是他运筹国民党前途的一次重大致命性失策。
  蒋经国为什么不传给儿子
  蒋经国有五个儿子,其中妻子蒋方良为他生了三个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他的秘书章亚若给他生了一对双胞胎章孝严、章孝慈。最初经国先生也有意传位给儿子,但是老大蒋孝文早早因为遗传病卧床不起,转而寄希望于蒋孝武,结果他因为江南被刺案名誉海外,自己把自己的前途毁灭。而蒋孝勇明确对政治无意,章孝严章孝慈那时候还没有认祖归宗更没有身份说话,所以蒋经国没有传位给儿子。
  “江南命案”的发生,使蒋经国认识到,弄不好他会被后世戴上一顶“独裁暴君”的帽子。同时,对维系蒋氏独裁统治极为不利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台湾经济、文化的高度外向性。在一个小而准开放的社会,独裁统治面临巨大的国际道德非议。
  为了挽救蒋家政权可能大权旁落的危局,宋美龄在“江南命案”发生后不久从美国飞回台湾,企图对重病缠身的蒋经国正在台湾实施的“返宪改革”游说国民党元老派人物,力求对蒋经国提供帮助,并为蒋氏政权将要结束前夕可能发生的交班障碍就近指点运筹。但是,宋美龄纵有良苦用心,蒋经国却无意采纳。“江南事件”后的台湾政局早已不允许蒋经国再做“传子”之梦。1985年8月16日,蒋经国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特别声明:“台湾领袖将依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
  从此,蒋家王朝的“世袭”制幻灭,民主宪政之门已经打开,台湾开始走上民主之路。
  蒋经国为什么传位李登辉
  一、
  蒋经国在台湾执政的最后几年,糖尿病晚期症状愈见严重。从1973年开始就频繁出入台北的荣民总医院,到了1986年,病体沉重的他不得不以轮椅代步,身体状况已至危境。
  蒋经国自知来日无多,开始抓紧一系列他认为有必要在有生之年完成的事情,诸如开放党禁、结束戒严、充实“中央民意机构”、蒋氏父子地方自治法治化和开放大陆探亲等。当然,最重要的是选择自己和国民党的继任人。如果说蒋经国前几项决策都是被人认可的政绩的话,那么,在接班人的选择与确定方面,他却犯了一个决策性错误。
  党龄不足10年的李登辉被蒋经国器重,最早体现在1984年3月,当时蒋经国正在竞选连任台湾的“第七任总统”。在事前不做任何铺垫的情况下,蒋经国竟在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出人意料地提名此前在台湾政界没有资历和威望的李登辉出任他的“副总统”搭档!
  李登辉既不是国民党大陆执政期间的文职官员,也不是蒋介石时代参与军事作战的高级将领。在台湾国民党文武高官云集的政治舞台上,资历如此浅的学者型政客怎么可能成为蒋经国晚年寻觅多时的接班人呢?
  事实上,早在1978年蒋经国就任台湾“第六任总统”时,就已在为自己的继任人煞费苦心。最初他也想如其父蒋介石一样,把国民党的继任人确定在蒋家子嗣上。当然,那时可供蒋经国选择的子嗣十分有限,长子蒋孝文多年前就患有不治之症;三子蒋孝勇在台湾商界打拼,马上让其进入政界显然有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只有次子蒋孝武在其考虑之列。
  蒋经国也的确曾为蒋孝武顺利进入接班程序做过许多实质性铺垫,例如他授意蒋孝武执掌台湾的情治机关,直接插手重要的党务和人事等,不过就在蒋经国眼看次子逐步接班并向国民党政权峰巅循序渐进的时候,竟意想不到在美国旧金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江南遇刺事件”。
  台湾无法控制的国际媒体真相披露,使蒋孝武涉嫌“江南行刺案”的内幕曝光于世。因为事件发生在美国,遇刺者江南又是美国国籍,美国政府出面干涉,蒋经国不得不忍痛将儿子蒋孝武外派新加坡,世袭交班的计划从此胎死腹中。
  为了挽救蒋家政权可能大权旁落的危局,自蒋介石殁后始终生活在美国的蒋氏大家长宋美龄,曾在“江南事件”发生后不久飞回台湾。根据宋美龄身后披露的大量史料表明,她专程返回台湾的主要目的有三:一为参加蒋介石的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二是对重病缠身的蒋经国正在台湾实施的“返宪改革”游说国民党元老派人物,力求对蒋经国提供帮助;三是为蒋氏政权将要结束前夕可能发生的交班障碍就近指点运筹。但是,宋美龄纵有良苦用心,蒋经国却无意采纳。
  大量事实表明,蒋经国在接班人一事上已经开始走“本土化”、“年轻化”和“务实化”的革新路线。
  二、
  为了安抚那些当年随蒋介石来台的国民党军政高层人物、党内耆宿和军事将官,蒋经国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加以安抚与照顾,另一方面他又开始以“年轻化”为由,大力将一批国民党中生代人士提拔为国民党的中常委,例如吴伯雄、李焕、施启扬和陈履安等人。
  蒋经国这样做的目的,意在让这些忠于蒋家的青年精英牢牢把握国民党的要害部门。与此同时,他又让蒋介石时期就进入国民党高层的一批元老,如俞国华、倪文亚、张群、严家淦等人,无形中形成国民党的中央权力核心。
  蒋经国认为,有了这样的坚固班底,即便将来因为身体原因猝然病逝,国民党的政权也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因为这些人都是可以信赖的国民党中坚力量。他自信有了这批乃父在世时培养起来的力量,“革命性”、“忠贞性”、“稳定性”的接班人三原则将可得到更为彻底的贯彻。
  在这种全盘考虑之下,蒋经国决定启用毫无人脉基础的李登辉。当然,那时的蒋经国绝不会想到,李登辉羽毛渐丰之后,竟成为蒋氏家族的背叛者与掘墓人。他之所以能进入高层,主要是“事出偶然,恰适蒋经国选人之机” 他只是一个意外的幸运者而已。
  李登辉当时刚从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归台不久,在台湾“农复会”以农经博士的身份充任“技正”(技术闲职),还在台湾大学兼任教职。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却让李登辉时来运转,平步青云:一次出席友人的私人宴会,李登辉意外结识了蒋经国身边的人。这次宴会的主持者是与李氏关系密切的王作荣,宴会上还有李登辉的另一位农经方面的朋友杨鸿游,同时他又意外结识了蒋经国亲信王升和时任国民党秘书长李焕。嗣后,李、王两人分别在不同场合向蒋经国介绍了李登辉。蒋、李因缘由此开始。
  不久,王作荣又受上层之命,主动充当李登辉的入党介绍人。在这些程序走过之后,蒋经国便决定提拔李登辉为行政院的政务委员。李登辉在6年“政务委员”任期内采取的韬晦策略是:从不在公众场合张扬自己,但暗中不断向蒋经国提供“农业调研报告”,因此深得蒋氏的信任和垂青。一年后蒋经国又把李登辉提到“台北市长”的要位,要李替他解决台北市区经常堵车的问题。
  但蒋经国的失误在于,他在相当长的考察与试用阶段,并没有真正看清李登辉的伪装面目。他所看到的都是表象。蒋经国生前始终无法看清的,则是被李登辉的笑脸和恭维深深掩盖着的政治野心及善于周旋于官场的巧妙为官之道。
  三、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猝然病逝。李登辉爬上台湾最高政治宝座之初,对蒋经国生前的许多重要政治决策尚能维护执行,力图给人以民主、团结和尊重元老派的印象,尤其是对蒋家遗孤的慰挽之情,一度深得好评。
  对有恩于他的蒋经国,李登辉甚至情愿偕夫人连续为其守灵半月,还大笔一挥给蒋经国的遗孀批了一笔钱,作为养家之资。
  然而他很快就露出了隐藏已久的凶相:先是为了争抢国民党代理主席,利用一批少壮派人物封杀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致使她为阻止李登辉夺取国民党党权的一封信胎死腹中;接下来,又将蒋孝勇排挤出局,甚至连蒋孝勇求见也屡屡拒之门外,最后让蒋孝勇不得不远走加拿大避祸;1990年蒋经国之弟蒋纬国见李登辉没有丝毫功劳即抢走了国民党的半壁天下,气愤之余联手众多国民党内的拥蒋人士,准备利用台湾“大选”之机重新夺回军政大权。
  但狡猾的李登辉控制国民党军政大权后,暗中联络并指使素与蒋家为敌的陈水扁及民进党,在高雄和台北等地大搞清除蒋家影响的活动。而李登辉对蒋经国身后的重要背叛,莫过于他与“台独分子”的勾结。
  蒋氏父子在世时对主张“台湾独立”的一伙反动势力始终严厉打击和镇压,李登辉上台不久,就把流亡美国的台湾最大“台独”头目彭明敏礼迎回台,并且单独会见。两人称兄道弟,一时引起台湾政坛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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