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七大元帅斗法张国焘 抗战初期张国焘“脱共”内幕

　　张国焘，曾为根据地事实上的第一把手，后想争夺中央领导权，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继而对党的批评心怀不满，屡屡拒绝挽救，最后竟然于1938年4月私逃叛党投靠国民党，上演了一幕“中共缔造者反对中共”的丑剧。

　　1935年6月，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这本应是红军在万分艰难之时的一次力量组合，是长征走向胜利的一次转折。然而张国焘权欲膨胀、利欲熏心，置党的利益于不顾，仗着枪多人多，争权夺势搞内耗，私心得不到满足便阴谋分裂中央。给本就在国民党军的穷追猛堵下，业已伤痕累累的党和红军的创口上又撒上了一把盐，险些铸成历史大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沉着应对，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路卫兵认为在这次斗争中，七位建国后被授予元帅军衔的开国元勋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功绩居功至伟，不可忽视。他们是朱德、刘伯承、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彭德怀和徐向前。

　　张国焘处心积虑百般刁难；朱德不计荣辱巧妙周旋。 自井冈山胜利会师，朱毛便成为最亲密的战友，朱德作为红军总司令，在红军中享有崇高威望，他在张国焘分裂中央的活动中，坚定地站在毛泽东这边，是极具分量的。在沙窝会议后，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朱德同张国焘率左路军行动，期间张国焘百般刁难，朱德不顾个人荣辱，沉着冷静的与之巧妙周旋。 左路军抵达阿坝后，张国焘要挟朱德同他联名发电给中央，要右路军掉头南下，遭到朱德严辞拒绝。左路军抵达黄河支流的噶曲河边时，张国焘借口河水上涨不能通过，还要求左路军先头部队全部撤回阿坝，想向青海等偏远地区退却。朱德力主渡河北上，并亲自到河边视察水情，用事实向张国焘力争。

　　阿坝会议上，张国焘等人要求朱德发表反对中央北上的声明，在遭到拒绝后便开始漫骂和攻击，朱德义正词严地说：“中央北上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举了手的。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决定的。”张国焘等人又要朱德出面反对毛泽东，朱德幽默地说：“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你张国焘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见对朱德无计可施，张国焘便想赶走朱德，说“你既主张北上，那你就离开部队北上好了。”朱德看穿他们的阴谋，果断地回答说：“我是党中央派来的，我不能离开部队。”朱德知道只有留在部队里，才能及时掌握张国焘的动态，以便应对。 张国焘后来被迫取消第二中央，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最终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朱德功不可没。当朱德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称赞他“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言辞一点也不为过。 张国焘野心膨胀穷凶极恶；刘伯承智勇双全欲行“兵谏”。 红军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中央曾派刘伯承等人组成慰问团到四方面军慰问，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的刘伯承，面对张国焘妄图攫取军权的咄咄逼人的言论，顾全大局，不漏声色，以不变应万变，之后及时向中央反映情况研究对策。刘伯承和朱德一起同张国焘左路军行动，他几次在高级干部会上反击顶撞张国焘等人，张国焘气急败坏，加强了对刘伯承的警卫，实际是将刘伯承看管起来。后来又撤去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把他调入红军大学任校长。 饶是这样，刘伯承仍同张国焘斗争，还做好了“绑架”张国焘，实施“兵谏”的准备。张国焘在卓木雕擅自成立第二中央后，红四方面军中经常将红一方面军的将领抓去开批判会，进行洗脑，让其交代揭发“北上逃跑路线”的错误。还派人在红一方面军中大力宣传南下的好处，批判北上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决定实行“兵谏”，逼张国焘北上，他抓住时机向朱德说了自己的想法后，朱德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走此下策。为了加重同张国焘斗争的砝码，刘伯承向朱德建议，决定同贺龙的二、六军团会合。在说服张国焘同意后，朱德同张国焘联名致电贺龙、任弼时，建议红二、六军团渡金沙江北上到西康同左路军会合，从而使斗争的天平开始倾斜。 贺龙侠肝义胆釜底抽薪；张国焘无计可施孤掌难鸣。 贺龙率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随即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他与同在左路军的朱德、刘伯承等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最终成进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张国焘当时之所以同意二、六军团前来会合，也有他的打算，就是想把二、六军团拉向自己，借以加强对抗中央的力量，结果张国焘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在欢迎会上，贺龙便给张国焘来了个下马威，贺龙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在主席台上，我坐在张国焘身旁，他刚刚站起来要讲话，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了他一句悄悄话，我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张国焘就没敢讲不利团结的话。”贺龙为了削弱张国焘的力量，还采用了釜底抽薪之计，他对张国焘说红二、六军团损失不小，要张从四方面军的建制中抽出两个师的兵力补充到红二、六军团中去，从而削弱和分散了张国焘的实力，为最终斗争的胜利加重了砝码。

　　张国焘屡施离间诱之以利；聂荣臻不为所动稳坐钓台。 张国焘为实现野心，采用了很多手段。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张国焘在其住处请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和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吃饭，企图拉拢二人，挑拨党内关系，宣扬他的南下方针。席间张国焘诱之以利，说中央红军很疲劳，减员很大，决定拨两个团给一、三军团。聂对这个“请客”是有疑虑的。从张国焘住处出来，他问彭德怀：“他为什么请我们两人吃饭？”彭德怀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笑着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聂荣臻会心一笑，说：“我当然也要。”不过张国焘过于热情的奉承，挑拨性极强的语言，使聂荣臻警觉起来。 右路军组成后，林彪、聂荣臻到指挥部开会，会后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留下聂荣臻，问他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是什么态度。陈昌浩这话很明显是张国焘请客的继续，意思无非是动员聂荣臻站出来反对毛泽东。聂荣臻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给了陈昌浩一个软钉子。 林彪与张国焘走得很近，显得很亲热，当时张国焘有一个方案，要把聂荣臻调到三十一军去当政委，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去当军长，意图很明显：一是封官拉拢，二是分裂瓦解。这也让聂荣臻感到焦虑和不安，他不惜与林彪吵翻，劝林彪要防止一军团被张国焘吃掉。由于聂荣臻等人立场坚定，坚决支持中央北上方针，弄得张国焘离间不成，最后只好公开向中央要权了。 张国焘穷凶极恶铤而走险；叶剑英顺手牵羊金蝉脱壳。 张国焘的左路军行至阿坝时便命令部队按兵不动，并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电令在右路军任前敌政委、对张国焘言听计从的陈昌浩，要他带领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南下，并说如遇阻扰，则“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准备铤而走险与中央彻底决裂。当时陈昌浩正在会上讲话，时任前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先看到了这份电报，他让陈昌浩看了一眼，便将其揣进口袋，假装如厕，快马加鞭的跑到中央驻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此危急时刻，毛泽东果断决定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以脱离险境。叶剑英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随即回到指挥部。后来叶剑英以南下“打粮”为名，带着行动不便的中央直属部队，也顺利脱离了险境，与毛泽东会和。事后，毛泽东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的说：“如果没有叶剑英，我就没有这个了。” 张国焘处心积虑步步紧逼；彭德怀不离左右拼死“护驾”。 彭德怀开始也是张国焘拉拢分裂的对象，也送过礼物金钱，派说客游说过，但彭德怀始终站在毛泽东这一边，从不为之所动。红军分路北进后，彭德怀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这次北进，三军团走在右翼纵队的最后面，最前面是一军团，中间是红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九军和前敌总指挥部。当时使我感觉：张国焘有野心，中央似乎没有察觉。毛主席、张闻天随前敌总指挥部在一处住，我每天都去前总，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 陈昌浩在前总会议上，大谈阿坝是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引起彭德怀的警觉，于是向毛泽东建议必要时采取扣押人质的办法。他在回忆录中说：“向毛主席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要求南进。”彭德怀于是义不容辞的担负起这次“护驾”的任务，派出一个团的兵力保护中央首长迅速撤离，从而赢得了时间，避免了悲剧发生。 张国焘孤注一掷军情紧急；徐向前明张大义力挽狂澜。 徐向前是四方面军总司令，但他始终是拥护中央北上的方针的，在这方面他一直与张国焘、陈昌浩政见不合。他与陈昌浩率右路军随中央北进。张国焘孤注一掷，电令陈昌浩采取行动，甚至要加害中央领导。毛泽东得悉叶剑英的汇报后，果断率红军红一、三军团连夜悄悄北上。但还是有人发现并报告给徐向前，说：“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设置了警戒，打不打？”徐向前斩钉截铁的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彭德怀在回忆录中也说道：“听说，陈昌浩要派兵追击我们，徐向前说，岂有此理，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句话起了决定作用，陈未追击”。正是徐向前一声令下，稳住了军队，才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的发生。

　　
       抗战伊始张国焘“脱共”的真实内幕

　　抗战伊始，一声政治惊雷在风云变幻的时空中炸响，且毫无征兆——这就是中共重要领导人张国焘脱离共产党，投向国民党的政治事件。 按照惯例，1938年的清明节也是共同祭扫黄帝之时。国民党中央这次派出的代表为西安行营主任、中央执监委员蒋鼎文，而中共需有相应级别的官员陪祭。 至于中共为什么派张国焘作代表，尚未见到相关记载，可能是他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行主席职务）的身份所致，张自己的回忆也提到这一点。 张国焘那时并不忙碌，他颇为自得地说：“我那边区政府主席的职责，伍修权代理得相当顺手，他很少来麻烦我。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能安静的设计走自己的道路。”（张国焘着《我的回忆》第3册第430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张国焘这次祭扫的随行人员有他的陆秘书、警卫员张海和一个警卫班，他们合乘一辆大卡车，经甘泉、鄜县、洛川到达中部县。

　　4月5日清明节，蒋鼎文会同省政府主席孙蔚如、省党部负责人任觉伍等到达中部县。蒋、孙、张三人站在前排居中位置，由蒋鼎文在黄帝陵前宣读祭文。 祭祀仪式完毕后，张国焘对随行人员说：“你们先开车回延安吧，我还要到西安去，有事找林主席商量。”根据张国焘的警卫员张海回忆，他当时很焦急地对张国焘说：“毛主席不是说了，叫你扫完墓就回延安吗？”然张国焘不予理睬，祭扫一毕，即将准备脱离共产党的意向略告蒋鼎文，然后与蒋同乘一辆小汽车驶往西安。张海以护卫张国焘安全之名，设法搭上蒋鼎文警卫人员的大卡车，虽然略迟到达西安，终还是在西京招待所找到了张国焘。张海“看到他（张）鬼鬼崇崇的行动，很生气，就产生了怀疑，心里想：张国焘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为什么到西安又不找林伯渠主席，又不到我八路军驻西安的办事处，却住在国民党的高级招待所呢？”（张海《横眉冷对，英勇无畏》，载《周恩来总理八十诞辰纪念诗文选》）

　　蒋鼎文将这一重要情况电话报告蒋介石。蒋介石问了大概，要蒋鼎文速通知戴笠安全护送张国焘到武汉来见他。于是张国焘在特务的严密保护下抵达武汉。中共代表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李克农闻讯后亦先后而至，苦口婆心劝导张国焘返回延安，不成。4月11日，张国焘打电报给毛泽东、张闻天：“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次日，毛泽东等五人联名给张国焘发去劝告电文： 国焘同志： 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然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 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转引路海江着《张国焘传记和年谱》第17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 张国焘4月16日与蒋介石相见，毛泽东则在这天下午再次电劝，诚恳希望张早日归来，一切事情均可商谈。哪知在次日，张却发表公开书面声明，宣布脱离共产党。几番电文往来，毛泽东知张国焘脱离中共之心已坚，乃在4月19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决定开除张党籍。 张国焘为什么要背叛中共呢？时任陕甘宁边区秘书长的伍修权在其回忆录中有所涉及：“由于统战工作开展，林（伯渠）同志受中央委托去西安代表我党中央进行统战工作，边区政府主席职务就由张国焘代理。我被任命为边区政府的秘书长……其中也确有这么个含意，看张国焘是否搞鬼”，“他对我也一样，彼此互相戒备，心照不宣。张国焘对工作很不起劲，不大管事儿。”（《中共党史资料》第2辑第192页） 而张国焘则说：“说到抗日，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当参加的，根本不分共产党与否。中共作为一个组织，可以与国民党合作抗日，我单独行动，也可以与国民党及全国同胞合作抗日。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种种约束，人们还可以完全站在民族大义上发挥他们的抗日力量。……寻找最近的机会离开延安。这虽是一次冒险，可是心情感到特别轻松。我对延安的一切已不关心，每天再三考虑的已是如何能实现我的决定。……这一次的祭礼是由国民政府特派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主祭。我以边区政府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在抗战后的第一年，这种祭礼显有奋发民族意识的作用，我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共，虽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义。”

　　至于张国焘投向国民党的方式和时间，蒋鼎文的回忆也有所提到： 张国焘的出奔脱离共产党是民国二十七年四月间的事。那年中央派我主祭黄帝陵寝，中共也派代表张国焘代表中共中央陪祭。某日黎明我起身不久，忽然进来一个人，跪下向我求救，自称是张国焘，要我保护他的生命安全。我身当方面之任，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一面予以抚慰，一面打电报给戴雨农，由戴雨农把他接了去。（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第9期第59页） 5月2日，张国焘发表的《告国人书》称：“本人于四月初自肤施到达西安时，适得读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认为深合国家民族之迫切需要，而其吁请全国人士共同奋斗之至诚，亦复溢于言表，尤深感动。”张国焘认为共产党仅是形式上改编红军，取消苏维埃，实际上“保存实力，保持边区政府与某些游击区域的特殊地位，以图发展……抗日合作不过为达到此目的之宣传手段”。这些话由他说出来，起到了对立彼方无法起到的作用。 张国焘初到西安之日，与蒋鼎文作了一番深入长谈，提供了现时中共对付国民党的相关政策和手法。 为消除张国焘出走的负面影响，中共果断采取相应措施，毛泽东特别重申组织纪律： （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要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