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为红军长征“让道” 红军钨砂“收买”陈济棠
山南慕北 2016-01-06
陈济棠
陈济棠为红军长征“让道”
众所周知，红军在经过粤北之前，与广东的陈济棠有过谈判，签订了五项协议：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红军可在陈济棠防区设后方，建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部，陈济棠方面让出一条40华里宽的通道。
而红军和陈济棠方面，到底谁先主动接触对方，打开谈判的大门呢？研究者王增勤在《陈济棠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让道”之谜》一文中写到，陈济棠主动和红军联系。陈济棠担心蒋介石借红军来削弱他的势力，或者借“围剿”红军的机会进入广东，而陈济棠的护兵中有人和当时红军第九军团团长罗炳辉的内弟相识，罗炳辉内弟此时正在广东做生意，也愿意代陈济棠方面到苏区传话。陈济棠还单独会见了罗炳辉的内弟，委托其带信给苏区。1934年10月，双方在江西省寻乌县罗塘镇谈判，红军方面的谈判代表是潘汉年和何长工，双方达成五项协议，为红军通过粤北打下了基础。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肖自力对本报记者说，在其著作《陈济棠》里，写到了陈济棠方面联系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情况，但陈济棠过于主动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陈济棠虽然将红军视为牵制蒋介石的一股力量，但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说没有红军缓冲，他陈济棠就立即有灭顶之灾。而且，他联系红军的举动一旦暴露，也将陷于极端不利的境地，因为当时充当陈济棠政治资源及后台的，主要是胡汉民、萧佛成、邹鲁等顽固反共的国民党右派元老。如果是被动或不得已而与红军联系，至少稍微说得过去。
红军方面呢，黄道炫在《中共、粤系、蒋介石：1934年秋的博弈》(《近代史研究》 2011年01期)一文中则提到，中国共产党其实早就对陈济棠的尴尬处境有认识，甚至洞悉蒋介石与陈济棠之间的微妙关系，毛泽东早在1931年就指出，不能使蒋粤妥协一起反共。长征前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就指出，如果陈济棠与红军作战，“将会在军事方面丧失作战能力和被大大削弱”。由此可做出判断，“他们的基本任务是自己不和红军作战，至少在最初不和红军交手”。
虽然不能判断谁先谁后，但苏区方面肯定是有充分准备的。
红军方面其实早就对陈济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1934年9月，朱德就给陈济棠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首先从民族大义的角度对其进行开导：“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抗日救国舍民族革命战争外，实无他途，而铲除汉奸卖国贼尤为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之前提。”可见红军与陈济棠接触，乃基于民族大义。
最后，朱德的信件提出五项条件：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请代购军火。
后来双方的谈判结果，也是以此信提出的五项协议为基础的。
首先是因为南面是陈济棠的势力范围，怎么部署兵力，当然由他决定；其次，蒋介石在前面四次“围剿”红军期间，屡屡吃败仗，他当时在国民党政府的地位并不巩固，因此曾有一段时间心灰意冷，想将兵力撤至赣东一带。黄道炫所作文章中有这样一则资料：蒋介石曾经电令江西方面的熊式辉放弃江西，“不惟兵心动摇，且恐兵渐化匪，故拟主力撤至赣东者”，看来蒋介石被红军打怕了，觉得在苏区打下去没什么前途，不仅军心不稳，而且国民党官兵也可能变成红军。虽然蒋介石的想法被熊式辉否定，但他为此做出的兵力部署，影响到了后来的局面。南面兵力的薄弱有历史因素，也不能全赖陈济棠。
红军钨砂“收买”陈济棠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实行战略转移前夕，与陈济棠互派代表进行了秘密谈判。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为长征“借道”广东并突破国民党军的前三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共与陈济棠的正式接触始于1934年夏天。至10月，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并由此决定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路线。这次秘密谈判效率之高、影响之大、意义之深远，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上并不多见。”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赣南师范学院中共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教授魏炜、邱小云指出，这次谈判之所以能迅速完成，背后固然有许多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因，但经济方面——尤其是赣粤贸易合作是极重要的推手。自1932年起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到签订停战协定，粤军与中央红军之间形成了“明打暗和”的局面。
经济封锁造成苏区盐、布、药等物资价格昂贵，加上苏区中央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打通赤白贸易，吸引不少白区商人偷运货物与苏区交易。蒋介石虽下令严查，但偷运之事仍然屡禁不止，有些大商号更是与驻军勾结分利，特别是陈济棠控制的赣粤边境。贸易往来常常是由商家出面，粤军参与得利。例如，著名商家“广益昌”方面供给食盐、布匹、西药等，而苏区方面供给钨砂、粮食、油。双方约定：交货都以“武装抢劫”为名义来完成。由于赣粤贸易的重要性，中央苏区领导人也尤其重视和陈济棠部的经济交往问题。朱德在给陈济棠的回信中提出的双方合作5项内容中，就有两项是关于经济方面的合作问题，包括“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和“请代购军火，并经门岭迅速运输”。
1933年7月20日，德国国防军驻华代表汉斯·克兰与陈济棠、李宗仁一起签订了第一份粤德合作协议：《中德交换货品合约》，规定德国在广州的潖江口修建系列兵工厂，两广以货代币支付。1934年7月20日，克兰又与陈济棠签订了一份秘密易货协定：以中国的原料产品交换德国的“工业品”，总额达2亿马克。德国曾与南京政府签订的易货协定规定中国每年向德国输出价值360万元的钨砂，约3600吨。同样，广东方面向德国支付的主要货物也是钨砂，数量不少于此量。由于陈济棠与德国签有两份易货合约，因而，在中德钨矿交易中，陈济棠是比南京政府更大的卖家。陈济棠曾经对德国表示：其重整军备所需要的矿产原料，尤其是钨矿，实际上是垄断在广东省政府手中的。
1929年，广东钨矿产量为3582吨，1930年为2433吨，而同期赣南钨矿的产量分别是5944吨和3805吨，可见，广东本省的钨矿产量差额必须得由赣南补充。对陈济棠来说，最好的结果是能借“剿共”成功占据赣南，然后名正言顺地控制整个赣南钨产区。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粤军一直占据不走，令南京方面非常无奈。
总之，1932 年至1934 年间，中央红军阻击与袭扰参与“围剿”的粤军，不仅打乱了陈济棠企图一举侵占赣南钨砂产地的如意算盘，还明显消耗了其军事实力。在这种情况下，明里“剿共”，暗里贸易成为陈济棠“名利双收”之事。必须兵不血刃地顺利送走中央红军，才能得到稳定、公开的钨砂来源供应。从这个逻辑出发，粤德贸易协定也促成了陈济棠与中央红军在长征前夕的谈判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