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被国军骑兵追击的故事 习仲勋劝降项谦的故事
新之助 2016-01-06
习仲勋
习仲勋在抗战时期表现英勇，直至建国后也屡建奇功，为新中国持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受人敬仰。关于习仲勋的故事有很多，这里列举两个。
习仲勋被国军骑兵追击的故事
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命令对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合力围剿”。国民党各路大军迅速集结，驻防西安的国民党各路队伍相机而动。刘志丹接到谢子长送来的加急信：“我病重，敌人四面‘围剿’，望志丹同志速来陕北商量破敌大计。”习仲勋说：“请刘志丹速去陕北，并带上主力前去。先打陕北高桂芝，将陕北和陕甘边两个苏区连成一片。”刘志丹说：“我赞成。南梁就由你防守了。”
1935年2月，刘志丹和惠子俊带领红三团北上，在陕北赤源县见到了谢子长。2月5日，刘志丹宣布：“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书记惠子俊。崔田夫任组织部长，张秀山任宣传部长，郭洪涛任秘书长，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明方、杨森、杨棋、张达志、高岗为委员。刘志丹任西北工委军委主席。谢子长、高岗任副主席。” 2月28日，陕甘边区和陕北根据地到处贴满了由刘志丹署名的《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陕甘宁边区又进入战争状态。南梁地区更为紧张。在陇东，马鸿宾三十五师骑兵团率先到达华池县柔远城。习仲勋召开紧急会议，说：“敌人已到了柔远城，隔一道老爷岭就到了，情况紧急。目前要抓两件事，一是坚壁清野，特别是粮食决不给敌人留下一颗，要饿死他，困死他；二是采取虚张声势的疑兵之计，在老爷岭搭帐篷，广竖红旗，放炊烟，响鞭炮，设哨卡，并派出小分队偷袭敌营，迷惑对方，迟滞敌人来犯。老爷岭前线指挥由政治保卫大队队长赵红娃指挥。” 敌人前进到老爷岭下，望着山上的炊烟和红旗，不敢前进。他们派小股队伍，试探出击，都被赵红娃指挥的阻击队伍打退。敌军马培清贴出“抓到习仲勋，赏洋两千块”的告示，并让队伍绕过老爷岭，“分散偷偷地前进，以活捉习仲勋为目的”。 杀出血路冲出包围 4月20日，习仲勋接到西北工委的指示：“暂时撤离南梁，向东转移。”习仲勋对政府工作人员说：“我们现在立即抓紧搞坚壁清野工作。”山村空气十分紧张，一群群牛羊赶入山林隐蔽，一袋袋粮食埋入地下，连农具也藏入地窖山洞。 4月23日是一个荔园堡的遇集日。习仲勋领导边区政府机关干部埋藏完了最后一批物资，一个人在集市上检查工作上还有什么漏洞没有。没料想，几个穿了便衣的敌兵在后面喊：“活捉习仲勋！”习仲勋赶快飞跑出人群向山上跑去。边区游击队和机关保卫队听见喊声，立即和敌人接了火。习仲勋和游击队边打边退，直退到政府办公地点寨子湾。 这时敌人500名骑兵也已赶到寨子湾。习仲勋率机关干部撤到张家岔，结果因为敌人是骑兵，他们很快被敌人包围，情况危急。赤卫军总指挥梅生贵带领赤卫军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包围。他反身一看，习仲勋被十几个敌人包围在一个小山嘴上，习仲勋正在向敌人射击。梅生贵立即绕到敌人侧后射击。他只有5发子弹，但枪法很准。一连5个敌人倒下去，敌人胆怯后退了。梅生贵看见有一个游击队员把习仲勋拉上跑了，刚要起身转移，敌人射来密集的子弹，他负伤过重而牺牲了。
习仲勋一行隐蔽在乔川大东沟，敌人很快包抄过来。习仲勋说：“情况危急，我们要分散突围！”这时敌人身后枪声大作。习仲勋回头一看，是从老爷岭撤下来的保卫大队赵红娃一伙。赵红娃、王九九、高飞虎骑马冲乱敌营，来到习仲勋跟前。这时，习成也骑马前来，把大白马交给习仲勋：“赶快上马！” 习仲勋翻身上马，冲出重围。敌人对习仲勋穷追不舍。赵红娃一伙埋伏在山路两边，等待敌人过来。后面敌人过来一个，就被他们打倒一个。可前面有3个骑马的敌人仍在猛追习仲勋。习仲勋甩开大路，跑上山路，敌人也追向山路；习仲勋跃过土墙，敌人也追过土墙……在乔川河上，习仲勋打了大白马一鞭，大白马一跃而过。3个敌人骑马追到河边，头马前蹄腾空而起，叫了一声，不敢过河。习仲勋趁机脱离险境。后面，赵红娃他们骑马赶来，消灭了这3个敌兵，俘虏了3匹战马，同习仲勋会合。 他们到阁家湾休整，习仲勋低头一看，白马肚皮毛上尽是血。原来自己的脚被马蹬磨破了，鲜血染红白马毛。同志们说：“好一个飞身救主的白龙马！” 游击队打得敌人逃出南梁 甘泉县夏寺湾村，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临时驻地。习仲勋对在这里的保卫队和部分游击队讲话：“我们虽然暂时撤出了南梁，但是，我们已经彻底粉碎了敌人向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围剿。在以刘志丹为前敌总指挥的指挥下，大小战十余次，每战皆胜，消灭敌人千余人；在陕北新解放县城6座，又在陕甘20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主力红军和地方游击队发展到近万人。陕北、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同志们高喊：“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大西北！” 敌人侵占南梁后一无收获，只有放火烧房屋，破坏边区政府的一切办公地址。赵红娃问习仲勋：“习主席，我们下一步怎么办？”习仲勋说：“我们已经撤出南梁，边区政府和西北工委准备暂时在夏寺湾办公。静候其变。”赵红娃说：“我想领上几个游击队员打回去。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利用梢林掩护，搅得他们一天也不得安生。”习仲勋称赞道：“说得对，我支持。” 赵红娃带了一个班的队伍回到南梁，多次找机会袭击敌人。等敌人大部队过来，他们却跑得无踪无影。一连几天，敌人在这里难以立足，便在一个夜晚逃出了南梁。
习仲勋劝降藏族匪首项谦的故事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剿匪斗争中，我军共剿灭土匪260余万。对毛泽东来说，这260余万绝非只是一个抽象的数字，而是相当具象的人。从他关注过的6个土匪身上，集中体现了剿匪斗争中党对各类不同土匪的不同政策。
先从藏族匪首项谦说起。为让这个桀骜不驯的头人归顺，青海省委、西北局和中共中央之间的来往电报达20多份。时任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区政委的习仲勋自始至终指挥对项谦的劝降工作。毛泽东曾当面对他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是七擒孟获，你是九擒项谦啊！”
实际上，对项谦的劝降是17次，加上进剿后的1次，共18次。
项谦是昂拉（青海尖扎县一藏族部落名）第十二代千户（世袭官职，金设，元袭，明废，唯封少数民族头人）。1949年9月，我1军进军青海，军管会明确宣布承认其千户地位，一切照旧，项谦表示愿意合作。但在见到“青马”（马步芳）残余送来的金银和枪支后，他见利忘义，被匪特委任为“西北反共救国军”第2军军长，发动叛乱，四处劫掠，攻打我区、乡政府，杀我干部和解放军官兵。项谦的背信弃义激起一片喊打之声。
“不能打！”打项谦的计划被习仲勋断然否定。不谋全局者不可谋一域。1950年夏天，18军将要进军西藏，敌特正大造解放军要杀藏族的谣言，如果在青海对项谦兴师动武，正中其下怀。他打电话给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反复叮嘱：“对项谦，要采取十分慎重的和平方式解决，政策应该更为宽大。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但也必须请示中央批准后始可行动。”
从1950年9月到1951年8月，青海省委、政府先后6次派人劝降项谦，不仅毫无效果，其气焰反而更加嚣张，居然进攻我驻军，很多人因此沉不住气了，要求出兵。习仲勋答复：“千万不要打。要请喜饶嘉措大师做工作。”
喜饶嘉措在佛学界享有极高声望，达赖、班禅均尊之为师，蒋介石、杨森等无不待为上宾。第七次劝降由他亲自出马，可项谦竟将他晾在一边，置之不理。9月1日，藏传佛教领袖班禅的代表和塔尔寺代表一行10人，手持班禅等人的联名信，前往昂拉进行第八次劝降。劝降代表愿对其吃咒具结，项谦竟以辱骂作答，罚劝降代表在太阳底下晒了3个小时，且派人持枪埋伏在路上，企图谋害劝降代表，因密泄未遂。
项谦的大逆不道，引起正在西宁参加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的各千、百户，盟、旗长及宗教首领的公愤，强烈要求政府出兵剿灭项谦。省委书记张仲良也坚决主张打，报告西北局，要求出兵，并言已做好出兵准备。 9月11日凌晨，习仲勋以西北局名义复电青海省委并告张宗逊（西北军区主持工作的第一副司令）并报中央，强调“未得中央复示前，万不可擅自兴兵。”“对少数民族特别是藏族部落开头一枪是很难决定的。”“即使打了胜仗也伤民族感情。”批评青海“对昂拉问题早做宣传是不策略的”，“会陷自己于被动”。
青海省马上对出兵叫停，进行第九次、第十次劝降，项谦竟集中近2000骑兵向劝降代表示威。青海省委再次请求出兵，习仲勋答复：“现时争取和平解决于我政治上甚为有利，万一和平解决不成，这样做好了，才给军事进剿造成必有的政治条件。”于是又先后进行了6次劝降，可项谦依然故我。至此，已劝降16次了，还继续吗？按照习仲勋的指示，又派出了第十七次劝降代表团，结果还是被拒绝。
此时，昂拉部落内部的藏民也忍受不了项谦了，其参谋长、隆务寺经师诚勒活佛逃出来，找政府请求出兵征讨。西北局请示中央，4月13日，中央指示：“昂拉匪部经17次争取，仍怙恶不悛，应坚决予以歼灭。”并指出，“军事清剿还是为了进一步政治争取项谦，只要项谦悬崖勒马与匪徒脱离关系，人民政府仍予以宽大处理，保护其生命财产和千户职位。”
5月上旬，我1师师长罗坤山指挥部队全歼项谦匪部，项谦丢下家人，逃到同仁县南乎加该的森林中。尖扎工委准备了两手，一面派人继续争取，如争取不成，另派人杀之。“共产党不能这样做！”习仲勋得报后立即追问：“准备杀项谦的人是否派出去了？如已派出马上召回。”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十七次争取项谦，以至于以后进剿项谦和现在又继续尽力争取项谦，都不是因项谦一人，而是更多的藏族头领，也主要是争取更多的少数民族部落……”尖扎工委派其11个被我宽大释放的亲信带着其家属信前往说降。项谦见人见信，老泪纵横，于7月11日带着10个保镖下山向青海省人民政府投降。此后，项谦历任尖扎县县长、黄南自治州副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