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为何痛骂徐复观 熊十力晚年哭诉后继无人
山南慕北 2016-01-05
熊十力与梁漱溟
熊十力痛骂徐复观
徐复观和熊十力都是鄂东黄冈人，徐复观的家乡是浠水，熊十力是黄冈人，他们两家相距不到20里。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黄冈是一个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地区。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可以说这个地区曾经影响了海峡两岸的文化发展甚至历史进程并不为过。除熊十力外，台湾自由主义的领港人、哲学家、逻辑学家殷海光、政治史兼经济学家王亚南、地质学家李四光、原《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等都是黄冈人；诗人闻一多浠水人；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汤用彤黄梅人，他的儿子汤一介现是是北大退休教授；文学家黄侃、胡风蕲春人；方志学家王葆心罗田人；逻辑学家汪奠基鄂城人。他们都是某一领域独领风骚的一代巨子。在湖北一隅，半个世纪涌现出了如此众多的全国性乃至世界名人，真乃一种罕见的现象。
这一年徐复观读到了熊十力独创的新儒家哲学体系“新唯识论”，敬佩之情油然而生，遂萌发了从师之意。正好，熊十力也在重庆梁漱泯先生主持的勉仁书院教书。徐复观便试着写了一封信，表示了仰慕之情。不几天，熊十力便给他回了信。在信里，熊十力除讲了一番为人治学的道理外，还说到后生对前辈要有礼貌，批评徐复观来信字迹潦草，诚意不足。这封信对徐复观的启发与感动，超过了《新唯识论》，他立即去信道歉。经过几次通信后，熊十力约徐复观来书院面谈。徐复观第一次去见熊十力是身着陆军少将军服，这次会面徐复观向熊十力请教该读点什么书，熊十力向他推荐了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然而，徐复观对熊十力的指点不以为然，说这本书早已读过了。熊十力面露不悦之色，说你并没有读懂，应该再读。过了一段时间，徐复观再见熊十力，报告《读通鉴论》已经读完。熊十力让他谈谈心得，徐复观就谈了许多对王夫之的批评，熊十力还未听完就开始破口大骂。这一骂，虽然不是中国历史上老师对学生的最厉害的一骂——因为现在能骂人的老师太多了，但大概是中国历史上老师对学生最著名的一骂；这一骂不要紧，竟骂出了一位现代新儒家。“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再批评他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譬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这一番痛快淋漓的痛骂，骂得自我感觉良好的陆军少将呆立当场，狼狈不堪，半天回不过味来，但也使他从此大彻大悟。多年后，徐复观回忆起这一番痛骂，还满怀深情的写到：“这对于我是起死回生的一骂。恐怕对于一切聪明自负、但并没有走进学问之门的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是起死回生的一骂！近年来，我每遇见觉得没有什么书值得去读的人，便知道一定是以小聪明耽误一生的人。”
徐先生对这一骂的理解，我想每一个真正的读书人都有所体会。每当我看到那些大言不惭的没有读过几本书的“读书人”对某些作品妄加评论的时候，我从心里替他们感到难过，也知道了今后自己应该怎么做。但我对徐先生的大度、宽容更表示敬佩。徐先生当时深受蒋介石的信任，权势熏天，在遭到了这一番痛骂后，没有恼羞成怒，而是诚心诚意的反省自己的不是，这种胸怀后世似乎再也见不到。但仔细想一想，那个时候，能做到徐先生这一步的，也不是少数。但我更敬佩的还是熊十力，对于这位老人的逸事，我读了不少。他到老都一直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他曾为一个问题和另一个老人扭打起来。那位老人，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他们的扭打，被学界传为美谈。他对权势的蔑视，已经成为空谷足音。他对徐复观的痛骂，并不仅仅是骂徐复观，更隐含着一种对权势的嗤之以鼻，体现了传统儒者的傲骨。熊十力对徐复观的训斥，是长期在国民党军队生活过的徐复观没有见过的。这一点，在徐复观的生命历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后来成为一位勇者型的大儒，以道义抗争权势，不能不和熊十力的影响有关。在学术上，他和熊十力的另外两名弟子——唐君毅、牟宗三一起，被称为“新儒家”。他们和钱穆、张君劢及杜维明一起，共同开辟了儒家的新天地。
十力老人和徐先生都离我们远去了。虽然我对两位前辈的学术观点并不完全赞同，甚至有些观点还完全相反，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两位前辈的敬重。这个社会太需要他们了，不仅仅是他们的学识，更需要的是他们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对正义的向往。
熊十力晚年哭诉后继无人
有次给上海高校教师作报告，陈毅建议大家多向熊十力请教：佛学是世界哲学里的组成部分，一定要学。共产党讲辩证法，事物都要了解其正反面，不懂唯心论，又怎能精通唯物论呢？
生活虽安定，熊十力的心底却是孤独的，落寞的。他的学说逐渐被边缘化了，著作也很少行世，几乎到了被人遗忘的地步。他成了一个“落伍”的人，拒绝“进步”，拒绝“热闹”，拒绝“改造”。中国哲学会请他做委员，他提出两个条件：不开会，不改造思想。 北京：改造了就不是我了。
1950年春，熊十力接到党内老友的邀请，如约北上。甫一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便专程到车站迎接。如此规格，让老书生甚感兴奋。 抵京后，政府先将他及其义女安排住在交道口附近的五间北房，房子是由董必武预先租定的，家具齐全，甚是宽敞。住了两三个月，他嫌院子嘈杂，无法写作，写信给董必武要求调换。此后又搬至护国寺大觉胡同12号，但也未住多久。最终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刹海后海大金丝套的一所小四合院内，直到1954年离京为止。此处原为皇亲贵族居住之地，建筑古朴，出门不远就是后海，恬静优雅，风景宜人。
初到北京，郭沫若希望熊十力能到自己管辖的中国科学院来，熊拒绝了。他怕自己不习惯科学院的治学方式，毕竟科学院仍是过去老中央研究院的一辈人，“老朽与洋面包似不必打在一起”。他希望仍回自己的北大老巢，按老规矩去上课。此时的北大哲学系似乎“颇无相纳之意”，但熊还是要回去，表示“愿回此挂名养老其间，与义无悖”。他的工资定为每月800斤小米，是当时教授薪水的最高水平。
50年代初期，熊十力的生活是安定的，其生活方式也在他原有的轨道上延续，并未受到多少干扰。窗外的世界已很热闹，一派新气象，大家都在一种激情感召下建设新社会。他却不为所动，依旧独居，读书，写作，在家授徒。熊氏居处毗邻多为旧日好友，如梁漱溟、林宰平、张申府、贺麟等，而旧时弟子亦时常登门拜谒；同时，党内外高级人士如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济深、陈铭枢、艾思奇等新朋旧友也常来探望。熊与董必武是湖北老乡，也是辛亥老同志，年纪相仿，相处融洽。熊有事必找他，董便跟他开玩笑说：“我简直成了你熊十力一个人的副主席了！”熊一笑了之，有事照找不误。此时已身居高位的郭沫若也常来拜访，二人谈经论道，交谈甚契。郭希望熊十力能不断有大作问世，以“领袖学界群伦”。
然而此时，熊十力的心底却是孤独的，落寞的。他的学说逐渐被边缘化了，著作也很少行世，几乎到了被人遗忘的地步。他曾在信中对老友说：“吾常愁苦一室当中无人可与言斯学者”，“吾之学，百年之后能否有人讲，甚难说。吾书恐疑难存下去”。他成了一个“落伍”的人，拒绝“进步”，拒绝“热闹”，拒绝“改造”。中国哲学会请他做委员，他提出两个条件：不开会，不改造思想。他对自己的学生说：“我是不能去开会的，我是不能改造的，改造了就不是我了。”又说：“马一浮写信给我，说他自己是‘确乎其不可拔’！我回信说我也是‘确乎其不可拔’！他以为我到北京，就‘尽弃其所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