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容的《革命军》有何意义 苏报案是怎么回事
新之助 2016-01-05
邹容
在清末那个时局动荡的年代，一批名垂青史的名字诞生了，其中就有邹容。或许现在的人已经记不得他是谁，但他的名字和《革命军》是不朽的。
《革命军》
1903年5月，《革命军》由上海的大同书局印行。《革命军》的作者邹容，当时署名为“革命军马前卒”。章太炎的名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同时出版，以后曾合在一起刊行，称《章邹合刊》。这两篇名著，是当时宣传辛亥革命最有力的姐妹篇。上海的革命刊物《苏报》，刊登了邹容写的《〈革命军〉自序》，和评论《革命军》的文章，这一来，人们争相阅读《革命军》，交口赞誉它应成为“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
邹容的《革命军》，则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为主要武器，从正面阐述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宣传革命排满和民主共和是它的主旋律。章太炎的文章，以文笔典雅深沉，展现在读者面前。我们在阅读邹容的《革命军》时，可同时研究章氏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第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名著
《革命军》，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地、旗帜鲜明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名著。全书2万多字，共分七章叙述：一、绪论；二、革命之原因；三、革命之教育；四、革命必剖清人种；五、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六、革命独立之大义；七、结论。
歌颂革命事业的伟大
《革命军》一开头就热烈地歌颂了革命事业的伟大：“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邹容从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出发，认识到资产阶级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一道理，明确地指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邹容指出，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天下，称皇帝，建立专制政体以后，这种视国家为一家一姓的私有财产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是中国兵连祸结，国病民穷以及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邹容得出结论说：“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
欲御外侮，先清内患
在中国面临封建主义的压制和列强驱迫的处境下，邹容得出一个与康有为、梁启超保皇派截然不同的结论：“欲御外侮，先清内患”。《革命军》在揭露清政府贪酷无度和统治者的荒淫无耻时说：“乾隆之圆明园，已化灰烬，不可凭借。如近日之崇楼杰阁，巍巍高大之颐和园，问其间一瓦一砾，何莫非刻括吾汉人之膏脂，以供一卖淫妇那拉氏之笑傲。夫暴秦无道，作阿房宫，天下后世，尚称其不仁，于圆明园何如？于颐和园何如？我同胞不敢道其恶者，是可知满洲政府专制之极点。”
磨吾刃，建吾旗
邹容在《革命军》中，不仅无情揭露清王朝是国内被压迫民族的监牢，而且是帝国主义忠实的走狗。他说：“‘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是岂非煌煌上谕之言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此割台湾胶州之本心，所以感发五中矣！”因此，邹容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他豪迈地说：“磨吾刃，建吾旗”，同清王朝“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扫除干涉中国主权的“外来之恶魔”。邹容坚决地宣布：与帝国主义血战到底，“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邹容吸取了戊戌变法和义和团的教训，在争取中华民族生存的斗争时，不再维护清王朝，而主张坚决地推翻清王朝这个“洋人朝廷”，这显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邹容在《革命军》中，还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共25条纲领。例如，“定名中华共和国”，“建立中央政府为全国办事之总机关”，“于各省中投票公举一总议员，由各省总议员中投票公举一人为暂时大总统，为全国之代表人，又举一人为副总统，各府州县又举议员若干”，“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等等。由此可见，邹容已经具备了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巨大进步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邹容这个建立共和国的纲领，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去取代地主阶级的封建专制制度，用民主选举的总统去更换一家一姓的君主，这使中国社会发生一个巨大的进步。邹容在革命的根本问题上，提出了具有完整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纲领，不但摆脱了千百年来农民的“皇权主义”，而且还摒弃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方案，具体回答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真不愧是“雷霆之声”，惊动中国，惊动全世界。
劝动天下造反
《革命军》以高昂的革命激情，把长期蕴蓄在人民群众心中的阶级仇、民族恨，无所顾忌地呼喊出来，它旗帜鲜明、大胆泼辣地“劝动天下造反”，犹如一声春雷，炸开了万马齐喑的中国大地，受到广泛的欢迎。自从《革命军》出版以后，反清革命运动的政治前途就是建立共和国，已成为定论了。
评价
《革命军》出版后，翻印流传极广，风行海内外。据估计，它在辛亥革命时期，共印了20几版，总印数超过110万册，占清末革命书刊销售量的第一位。孙中山十分重视《革命军》的作用，他在《革命原起》一文中追述说：《革命军》一书，宣传革命，“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此则革命风潮初盛时代也”。
苏报案
《苏报》1896年创刊于上海，早期的《苏报》在内容品质上的口碑并不好，所刊消息议论，颇为无聊，1897年还曾因刊登黄色新闻而与租界当局发生纠葛。加之经营不善，亏损颇重，大约在戊戌政变前后，胡璋将把报纸全盘出让，由一个叫做陈范的举人买下，继续经营。1902年苏报因报道“学界风潮”而名声大振，经营状况转好，而报纸老板陈范聘请了爱国学生章士钊担任主笔。章士钊担任主笔后言论日趋激烈。1903年，邹容、章太炎分别写出轰动全国传诵一时的《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苏报》连续发表《读〈革命军〉》、《序〈革命军〉》、《介绍〈革命军〉》等文章，大骂皇帝和清政府，高呼革命为神圣“宝物”，要求建立“中华共和国”，推荐《革命军》为国民必读的第一教科书。同时报道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
章太炎与邹容的文章，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惧，他们对邹容的《革命家》和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尤为忌恨。1903年6月29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应清政府要求，以鼓吹革命的罪名拘捕钱允生、陈吉甫、陈叔畴、章炳麟、邹容、龙积之等6人，发生了震动一时的“苏报案”。清政府要求工部局将章、邹等人引渡，解送南京审讯。
但是，不久爆发了“沈荩案”，记者沈荩因披露了“中俄密约”的内幕，被清廷下令杖毙，举世震惊。英美政府明确电令其驻华公使，决不能同意引渡“苏报案”政治犯。使得清廷不得不放弃将章、邹二人处以极刑的打算。最后在租借会审公廨开庭审理，清政府和自己的国民在法庭上同时成了原告和被告。经过激烈的辩论，最后做出判决，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后来，邹容于1905年4月3日死于狱中。章炳麟曾在狱中绝食七天不死，三年后出狱，出狱当天即东渡日本。
清政府将新闻记者沈荩杖毙确实表现出了传统政府的野蛮以及残忍，但《苏报》案是否真是清政府“为镇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而罗织的文字狱”呢？
“苏报案”发生的大背景，可用一言而概之，即革命的声势日趋高涨。
百日维新失败，康梁亡走海外，以“保皇”救中国为根本主张。保皇党把被慈禧太后囚禁的光绪皇帝想象成圣主，认为维系这个神圣的符号，会大大节约社会变革的成本，因此当务之急是推动光绪帝重掌政权，实行君主立宪。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则反是。两派论战激烈。
在“苏报案”发生前夕，又有“拒俄运动”。俄国人借庚子事变，既参与“八国联军”侵华，又派兵进占东北。事变平息，中外签约，俄国却拒绝从东北撤军。在留日学生的主导下，中国知识界掀起了“拒俄运动”。“拒俄运动”中，革命党发挥了很大作用，使这场运动天然带上了浓重的“反清”色彩。如果在外人凌逼之下，政府表现软弱，那么对革命党来说，这场民族危机岂非打击清政府、摧毁其合法性资源的天赐良机？而在清政府一边，虽然看不到任何有关其要出卖作为祖宗发祥之地的东三省利权于俄人的资料，但它处理“拒俄运动”中的为难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不能拂逆民众爱国之情，另一方面，又要力防革命党推动暗潮，使民众心理从“拒俄”转向“反清”。清政府和革命党的诉求在此背道而驰，双方之较力不可避免。这一点通过《苏报》得到了体现。
章士钊被聘为《苏报》主笔后即抱定两大宗旨，“第一排满，第二排康（有为）”，这一宗旨又决定了《苏报》文章的基本面目，为了反清政府和宣传革命，无所不用其极。清政府后来控告《苏报》，举出了几篇代表性文章，可见一斑：1903年6月6日刊登张继《祝北京大学堂学生》，作者呼吁北京的学生效法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学生，起来“杀皇帝”，“倒政府”；6月18日登载《贺满洲人》，“乃今者睡虎已醒，群盲豁然，吾汉族之曙光已一发而不可遏，抑视满人为九世深仇，切齿裂眦，磨砺以须”；6月22日发表章士钊《杀人主义》，宣扬“杀尽胡儿方罢手”……
“拒俄运动”爆发后，《苏报》迅即开办“学界风潮”专栏给予呼应。但对照上述触目皆是的血腥词句，读者当能明白，《苏报》所谓“拒俄”，其实言在此而意在彼。
当然有人认为根据“欧美国家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理念”，章太炎“载湉小丑”以及邹容“杀尽满人方罢手”之类的言论并未构成犯罪，但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无论是1881年法国颁布的《新闻出版自由法》，又或者是德国的《帝国新闻法》都明确规定对侮辱国家元首的言论将施以惩罚，至于挑动种族仇杀，更是明文禁止。可以说，在20世纪初，章太炎等人大部分排满反清的言论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犯罪。清政府在《苏报》案上绝对说不上搞文字狱。
反而是号称英雄的章士钊、章太炎等人在《苏报》案上表现的令人瞠目结舌。
首先是章士钊捏造“上谕”——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之际，俄国曾趁机出兵侵占了中国东三省。其后，中俄立约规定俄国军队须分三期从东北撤退。但到了1903年4月，俄国拒不履行第二期撤兵协议，反提出独占东三省特权的要求。消息传出，引起国民的极大愤慨。4月，汪康年等上海知识界名流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稍后，北京学生亦发起集会请愿……而表现最激烈者，则莫过于赴日留学生。
4月29日，留日学生500余人召开大会，决议组织“拒俄义勇队”，奔赴战场，与俄人决战；并致电袁世凯，请求将义勇队暂时隶属于其麾下；同时致电上海的爱国学社和中国教育会，请求帮助。爱国学社接电之后，亦筹划组织义勇队，以相相应。一时间，国内学生自发成立“义勇队”蔚然成风。
学生中的这种“异动”，第一时间引起了清廷的注意。据《苏报》6月5日报道，驻日公使蔡钧曾致电鄂督端方：“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将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
与上述电报同时在《苏报》刊出的，还有一份廷《严拿留学生密谕》。《密谕》声称：在日留学生致电袁世凯，以拒俄为名，要求发给枪械，实属居心叵测——“其电该督臣之意，又有诡言俄患日深，求该督助其军火，在日本东京各学生，便可至东三省与俄人决战。情形叵测。”故而要求“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拿到，就地正法。”
《密谕》之外，《苏报》还刊登了张继所作的《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一文，以为烘托。文章极力阐述“汉满不能两立”之义，说道：“东三省者，贼满人之故宅，满人不自惜，而汉人为之惜；东三省为俄人占据，满人不自诙复，而汉人为之恢复，无乃太背人情。”文章忆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激烈地倡议道：自此以后，“不顾事之成败，当以复仇为心；不顾外患之如何，当以排满为业”。
“苏报案”发生之后，清廷并不承认自己发布过这样一道《密谕》，谴责《苏报》肆意捏造。此段公案，真相如何，应以当事人章士钊多年之后回忆的说法为准：“《苏报》登载清廷严拿留学生密谕，清廷知之，曾谴责《苏报》捏造上谕，《苏报》却坚称密谕是真，从江督署借钞得来。要之，当日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此一迹象，可从《苏报案纪事》字里行间看出。”
其次则是章太炎为分担责任，招邹容坐牢——
当然，章士钊他们这么做并非偶然，杨度曾经感叹：“革命排满四字，在社会上可以成为无理由之宗教。”在当时的风气下，章士钊、章太炎把报纸当做宣传品，宣传革命理念，冀图以此推翻清政府统治无可指责。不光《苏报》，后来的《警钟日报》、《国民日报》等革命党所办报纸，均以革命排满为自己办报方针，至于事实如何，反而并不关心。
新闻是什么？不论理论如何定义，都不能否认其关键在于尽可能地传播事实真相，“客观、公正、理性”是新闻的本质。但是中国的报人们似乎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
民国学人张君劢曾有言：“天下往往有主义甚正当，徒以手段之误而流毒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