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故居简介 柳亚子与南社的故事
山南慕北 2016-01-05
柳亚子故居
柳亚子故居
柳亚子故居的房屋朝南临河。此屋原是清乾隆年间工部尚书周元里的私邸。气宇轩昂的厅堂楼室，结构完整的庭院备弄，雕绘龙凤的长窗画梁。在一排排普通民宅中间，中心街15号宅院格外显目。故居第一进门厅，六扇黑漆大门庄严肃穆，门厅前正中悬挂着桔黄色匾额：“柳亚子纪念馆”，左下有“屈武敬题”四字。宅门对面沿河竖立一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碑刻石。
故居共有五进，每进门墙高大坚固，并饰有精巧细致的砖雕门楼。每进的厅堂楼屋均整修一新。柳亚子母亲在1899年租赁的第四、五进，均为七楼七底，当年是由老家汾湖大胜村迁入。当时柳亚子年仅12岁。柳亚子生于1887年5月28日。他从12岁到41岁的29年间，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和战斗在这里。故居内还陈列着三百多件弥足珍贵的实物照片资料，可见故居本身就是柳亚子前半生从事民主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
故居第二进茶厅大门正中，悬挂着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题写的匾额：“柳亚子先生故居”。浅黄色的柳桉木匾，深蓝色的遒劲有力的楷书，顿时令人肃然起敬。面对第二进大厅内正中的一座由邓颖超于1985年11月20日题词的柳亚子先生半身塑像。抬头仰望这尊塑像，更加深深缅怀着这位被毛泽东尊称为“人中麟凤”的柳亚子先生。
故居第三进大厅专柜内陈列了柳亚子创办的《新黎里报》实物样品，其中有“教育研究特刊”等报。该报被誉称为“时代明灯”、“地方福音”，是柳亚子早年积极从事民主革命活动的见证之一。它是1923年柳亚子与毛佩岑等会同黎里区教育会等九个团体共同创办的。1923年4月1日正式发刊，1926年2月柳亚子赴沪主持改组后国民党江苏省委党务工作停刊。该报系半月刊，四开两张四版，每月1、16日发行。前后近三年共出版发行了82期、特、赠刊20期。发行量，最多达1120份。发行量虽不大，但发行范围甚广，海外有美国、南洋；国内远及吉林、广东、福建等地。《新黎里报》始终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气势凌厉，连续推出旅大问题、婚姻问题、劳动纪念等特刊。1923年5月16日，以显著位置报道了吴江各团体举行的国耻纪念活动，刊载了柳亚子执笔的《废止二十一条及附属文件的理由》、《对旅大问题之我见》等文章。1923年底《新黎里报》发表了不少思想激进的文章，一度被迫停刊两月。但复刊后，柳亚子挺身而出发表了《哀悼列宁氏》、《拜孙悼李楼随笔》等文，称颂列宁“伟大的人格”、“伟大的功业”，认为列宁的逝世是“世界进化的不幸”、“人类的不幸”。
柳亚子故居的第三进赐福堂，门口陈列一块残匾“赐福堂”三字，原系清乾隆大学士嵇璜所制，赠予工部尚书周元理。该匾原选材质为柏树，宽2.7米，高1.02米，现悬挂在赐福堂的匾额依陈列残匾复制。据说当年乾隆曾赐予周元理9个福字，大学士嵇璜将福字制成九块匾额，其中之一赠送给工部尚书周元理，周元理衣锦还乡，将御赐福字匾额恭悬于此宅厅，该厅即更名为赐福堂。
赐福堂后来成为南社诸友的集会场所。厅内陈列“南社专柜”有照片、出版刊物《南社》等。从南社的前身1907年神交社开始，到1935年南社纪念会结束，南社存在28年，柳亚子领导南社28年。赐福堂陈列南社出版的《南社丛刻》22集，其中3至7集、9至20集都是柳亚子所编订印行。柳亚子负责编订时社友寄来的诗词文稿，书写文体不一，用纸各异，有的行书，有的草书；还有的用花笺书写，字迹娟秀，钤有印章，成为雅致的横幅或手卷。面对这样的原稿，柳亚子晨抄冥写，将全部诗文词稿全部誊写一遍，用每页二十四行，每行三十格的红稿纸誊写，然后交给排字房，并形成了惯例。从此以后这项抄写工作都由柳亚子担任。虽然这项工作量特大，柳亚子家里却保存了很多南社社友的手迹。这批手迹已成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珍品。赐福堂内主要陈列展出了柳亚子的生平照片、书信、著作、诗稿手册，还有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鲁迅、何香凝写给柳亚子的信和题词等。
柳亚子故居第五进为气度恢宏的藏书楼，东西两厢与前楼相通，构成了江南水乡特色的走马堂楼。厅前亦有砖刻门楼，所雕娇凤穿牡丹、狮子滚绣球，玲珑剔透，形象生动，中有“天赐纯嘏”题额。此进楼上东、西两头用作厢橱间，其余五间是藏书的地方。复壁在第五进楼上西首箱厢间，由西厢楼可到前面第四进柳亚子夫妇的卧室。1927年5月8日深夜，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的东路军政治部主任兼特别军法处长陈群，指令驻苏州第十独立旅长张镇派出一小股军警直扑黎里，团团包围柳亚子住宅，拳打脚踢，还用枪托砸门。柳亚子惊醒后，在夫人协助下，赶紧从卧室穿过厢楼来到住宅笫五进最西首的厢橱间。这就是具有纪念意义的“复壁”。
这是当年柳亚子临危藏身之地。初看其外观是平整深褐色的板壁，并不引人注目。板壁南侧有块长木板，推开木板进入，内有一间狭长形2.4平方米的幽暗密室，西面是墙，东面和南北两头都是木板，靠墙有木板小门。原是柳家为了防备强盗或发生意外事故而设计的。此时柳亚子夫人郑佩宜与保姆立即将边上两个矮橱一摞箱子移过来挡住复壁。然后叫人去开门。顿时十多个荷枪实弹的军警穷凶极恶地闯进柳家，手持柳亚子的照片，到处搜查。有的盘问柳家佣人，有的威胁柳亚子夫人与儿女，有的还爬上屋顶搜查。柳亚子住宅占地三千五百多平方米，一百多间，当时黎里古镇没有通电，一片漆黑中军警最终无法找到柳亚子的踪迹。柳亚子在复壁内，外面一片混乱糟杂声，都听得十分清楚，心中充满了愤怨：家事国事天下事涌上心头，于是口念《绝命词》28字，手写亲笔现陈列在复壁门口：“曾无富贵娱杨恽，偏有文章杀祢衡。长啸一声归去矣，世间竖子竟成名”。杨恽是司马迁的外孙，因触怒汉宣帝被处腰斩极刑。祢衡是汉末文学家，曹操要见其面不得，后终被召为鼓史，宴宾时欲使其受羞辱，结果反被祢衡所辱。曹操大怒，用借刀杀人计将祢衡除掉。柳亚子借典说明自己说话写文章得罪上司险遭杀身之祸。竖子，小子，指称蒋介石。柳亚子长啸一声回了老家，让你小子蒋介石成名去吧。军警搜查柳家那天，正巧柳亚子妹婿在其家中做客。有个军警在楼下天井角落里找到了穿长衫的妹婿凌光谦，误以为抓到了柳亚子。将其用五花大绑带走。三天后才发觉抓错了人，找人保释出来。柳亚子面临险情，从复壁脱危马上化装，穿上当地渔民的竹裙，雇了一条丝网船，天色未明即启程，三天三夜后才抵上海。
柳亚子故居第五进的楼下为大内厅（又名双厅），东西两侧为夏季午休房和磨剑室书斋。大内厅是会客的地方，东边磨剑室书斋。这是铺有地板的普通小室，朝南一排精巧雅致的宫窗，将书房一隔为二。南窗前有书桌、木椅，东墙下一列磨剑室文库专用书橱。墙上“磨剑室”题额两旁是副对联：上联“青兕后身辛弃疾”，下联“红牙今世柳屯田”。这是柳亚子南社好友傅纯根的手笔，巧妙地将“柳弃疾”三字镶嵌其间，令人联想起柳亚子当年曾改名“弃疾”、别署“青兕”时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史迹。宫窗后为柳氏父子的夏季卧室。大厅西侧原夏季午休房，今特辟柳亚子的子女柳无忌、无非的事迹展。柳亚子故居第五进后庑廊内开辟了柳氏家谱碑文陈列展。
柳亚子与南社的故事
南社(1909-1923)是近代以来最大的一个文学社团，它是清末民初所谓“革命文学”的重要阵地，在文坛上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此外它以同盟会——国民党为依托，在反清革命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当时的政坛上也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南社的领袖本来公认有三人：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但是在不久之后，南社就变成了柳亚子独大——柳亚子长期担任南社主任一职，而其他两位则渐渐淡出。这个过程虽然并不复杂，从柳亚子自述的文字中就可以看出端倪，但一直以来却被忽视甚至被掩盖，个中缘由，不过是因为陈、高二位渐渐被历史的大浪淹没，而柳亚子则因为与毛泽东的文字因缘而留名，所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过是为尊者讳。也正因为如此，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就颇为耐人寻味。
南社的三位领袖当中，陈去病和高旭的革命资历与声望本来都比柳亚子高。陈去病年齿最长，可以说是柳亚子的师、父一辈;高旭也比柳亚子年长 10岁，更身膺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之重任，又是柳亚子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而以文学才能而言，陈去病之文、高旭之诗都是早负盛名。所以在南社成立之初，柳亚子对陈、高两位还颇为尊敬，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还把陈去病比作宋江、把高旭比作卢俊义，而自比为柴进(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但是因为陈、高二位从事革命既早，南社对他们而言并非事业的全部，而柳亚子不过初出茅庐，要想出人头地，南社对他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所以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注在上面，通向南社领袖之位是其强烈的信念。当他觉得凭个人声望不足以与陈、高抗衡的时候，就不得不借助其他手段了。
1909年11月13日，南社在苏州虎丘举行成立大会，但是作为发起人之一的高旭并没有参加。高旭之所以未赴会，是因为当时政治空气紧张，他身为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早已被清廷密切注意，所以不便赴会。但若干年后，柳亚子借此事攻击高旭，暗示其胆怯，他回忆说：“在虏廷监视严密之下，南社的成立并不是容易的。但我们却有诸贞壮和胡栗长两位朋友在保镳，因为当时的江苏巡抚是旗人瑞澂，而贞壮、栗长却正在大中丞衙内当幕府呢。可是三灾八难的事情还很多，一个谣言，说虎丘雅集有危险的可能，于是天梅杜门避矰缴不来了。”(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其实说南社成立大会很安全，不过是柳亚子的马后炮，试想仅凭两位幕僚(即诸贞壮和胡栗长，他们是后来才加入南社的)就能保证不出问题?如果清廷有所举动，即便他们能够事先暗中通报消息，那至少也会使成立大会流产吧?成立大会能够顺利举行，焉知不是因为高旭没有到会?而高旭参加反清革命多年，又何曾有过胆怯之举?所以柳的这番话实在有些不合适，此举也令很多昔日社友为高旭鸣不平。
南社最初的条例规定“社中公推正社长一人，副社长一人”、“选稿之权悉操诸正副社长，余人不得顾问”(《南社例十八条》)，但在后来的成立大会上，却没有如例选出正副社长，而是采取所谓“三头制”，即以社刊的三位编辑员为领导核心。会上选举陈去病为文选编辑员、高旭为诗选编辑员、庞树柏为词选编辑员——从南社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应该说这是个非常理想的组合：陈长于文，高长于诗，庞树柏则是当时词坛宿老朱祖谋的弟子，是南社公认的词学专家。不过与会的社友忽略了一点：陈、高、柳三人一同被视为南社的发起人和领袖，但现在陈、高都名列“三头”，高甚至未赴会也被遥举为负责人之一，而柳却不过是个书记员。对于心高气傲而又有着强烈的领袖欲望的柳亚子而言，这无疑是难以接受的。更何况当时的编辑员并没有规定任期，以三人的才具而言，大有可能长期任职。而柳亚子是绝对不甘心一直做书记员的，于是他不久就发起了一场所谓“干部革命”——多年以后柳亚子还对这次计划周密、也取得了预期成效的“革命”津津乐道：“革命军的马前卒，当然是我，而神机军师，则是太仓俞剑华。我们这一次的革命策略是很巧妙的：我们先主张第三次雅集地点要在上海。巢南在杭州教书，他守着老营，不来上海，而天梅是照例不到的。于是八月十六日(旧历七月十二日)那一天，雅集在上海张家花园举行。三位编辑员都不到，剑华自己也不来，但锦囊妙计他早已吩咐给我们了。”(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由于雅集地点改到上海，而且陈、高、庞三位编辑员对柳亚子的密谋完全没有知闻，他们对柳亚子也根本没有戒心，所以雅集之时三位编辑员果然都如柳之愿缺席，这样柳亚子就避免了与其“革命”对象的正面冲突;接着柳在会上以《南社丛刻》第一、二集体例混乱，陈、高办事马虎为理由，提议加以整顿，改选编辑员。于是在这次雅集上进行了改选，结果是：景耀月为诗选编辑员，宁调元为文选编辑员，王钟麒为词选编辑员。值得注意的是，景耀月当时没有到会，宁调元也远在北方，被选为编辑员都没有经过他们本人的同意，所以他们“后来推辞着不肯就职”，“就是王无生(即王钟麒)，好象也说事情很忙，没有实行编辑的工夫”(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