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与陈寅恪 吴宓与钱钟书有何过节？
山南慕北 2016-01-04
吴宓与陈寅恪
吴宓与陈寅恪
吴宓1917年从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两年后，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经同学俞大维介绍，结识了从欧洲来此游学的陈寅恪。时吴宓25岁，陈寅恪29岁。两个年轻人都志在学术，情趣相投，很快就成为密切来往的朋友，吴宓有“以后宓恒往访，聆其谈述”的记述。此时离陈寅恪成为清华教授、乃至得到“教授中的教授”的盛名，还有很多年，但吴宓已经对他作了不俗的评价:“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其历年在中国文学、鸣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宓者，更多不胜记也。”
他们的交流，并不仅限于学术文化方面，还涉及处世、婚恋等人生话题。吴宓正在婚姻的门口犹疑，自然不免就此“聆其谈述”。他的日记里多次提到陈寅恪独特的情爱观，如:“陈君又论情之为物……而断曰:(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二)与其人交织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等及中国未嫁之贞女是也。(三)又次之，则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及中国之寡妇是也。(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又如:“陈君寅恪云‘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又云‘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志之大，而兢兢惟求得美妻，是谓愚谬’。”陈寅恪的这一席话，对吴宓决计与陈心一成婚，起到了关键的影响。尽管这段婚姻并不长久，吴宓后来还是未能全盘接受陈寅恪的婚姻观而移情别恋，但两人一见如故的不寻常的交谊，于此可见一斑。
吴宓学成回国后，1925年应聘到清华筹建国学研究院，即向当时的校长曹云祥推荐尚在欧洲的陈寅恪来清华任教，并代为接洽包括预支薪酬、安置住所等一切事宜。1926年7月，陈寅恪抵北京，吴宓在日记中记下了他陪同陈寅恪到校的整个过程:7月7日记有:“下午一时许，即接电话，知陈寅恪已抵京。乃即乘人力车入城，至西河沿新宾旅馆5号，访陈寅恪，未遇……夕五时，再至新宾旅馆，与陈寅恪谈，告以清华种种情形。又邀之至香满园饭馆晚餐。”第二天又记:“十时半，至新宾旅馆，与陈寅恪合乘汽车回校。抵校，进午餐。陈君即住西客厅(吴宓在清华工字厅的住室)。”当天及随后几日，吴宓还陪同陈寅恪拜访了曹校长、梅贻琦教务长、赵元任、王国维、梁启超等校内同事并介绍陈寅恪与史学家陈垣认识，导陈寅恪游览校园，参观国学研究院、图书馆等去处。两人自此成为朝夕倾谈、诗文唱和的同事，直到1940年暑假陈寅恪离开西南联大去香港而止。
解放后，陈寅恪任中山大学教授，吴宓在重庆西南师院任教授，两人天各一方。陈寅恪因患眼疾，接近于失明，加上日渐年迈，虽有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但除了给学生授课，已不大和外界接触。其间，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生活上给予陈寅恪多方面的特殊关照。党内一些文化方面或有文化情结的领导人，如陈毅、胡乔木、周扬、郭沫若等到广州时，曾去陈家拜访。无论郭沫若、胡乔木还是周扬，都把和陈寅恪的会面，视为一种幸事。胡乔木曾为当年在清华读书时，没有机会听陈上课感到惋惜；郭沫若在寒暄过后，吟出这样一副巧妙的对子:“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郭属龙陈属虎)郭沫若此前曾宣布，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在资料的占有上超过陈寅恪。康生则没有他们这样的幸运，虽也曾“驾临”中山大学，却吃了陈家的闭门羹。就在陈寅恪过着几近与世隔绝的日子，年过古稀之时，1961年夏天，吴宓来了。
吴宓与陈寅恪此前已阔别十余年。1961年7月30日，吴宓自重庆给陈寅恪写了一封长信，除了述说近况，还提出“来粤晋谒”。陈寅恪收到信后，立即于8月4日由夫人代笔复信，告知到广州所应注意的事项，包括怎样选择到中山大学的路线、车资几何、饮食住宿等等，甚为详尽，据说这是自1949年后，陈寅恪来往信函中字数最多的一封，可见他对这次老友来访的看重和期盼。
8月30日夜，吴宓乘火车抵达广州，陈寅恪派两个女儿等亲属去接站，吴宓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乘中山大学之汽车，过珠海桥，行久久(似甚远)，方到中山大学；即入校，直抵东南区一号(洋楼)楼上陈宅。寅恪兄犹坐待宓来(此时已过夜半，12时矣)相见。”
吴宓住在中山大学招待所。他是专程“来粤晋谒”陈寅恪的，因而在广州逗留的五天，每天都去陈宅探访，有时不止一趟。他们叙旧，吟诗，论学，陈寅恪向吴宓介绍了自己的生活状况，吴宓在日记中说:“寅恪兄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盲，得免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堪诚为人所难及！”短短数日，陈寅恪夫妇分别多次题诗相赠，陈诗中有“五羊重见九回肠”之句，足见吴宓的这次到访，于陈寅恪而言，绝非一种礼节上的往还，而是打破了他多年生活上的平静和寂寞。
当年正值困难时期，“吃饭”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吴宓在广州的几天，得到了陈寅恪夫妇细心且丰盛的款待。除了陈寅恪夫妇以中山大学的名义正式宴请，还多次在家招待，或送食品到招待所。吴宓日记频有陈家“送来炖鸡一碗，加红薯与卤鸡蛋一枚”、陈寅恪夫妇设家宴，“鸡鱼等肴馔甚丰”、“在陈宅晚餐，肴馔丰美”等记载。临别，陈寅恪夫人又将自种的花生“剥而炒之，强宓带去一包”。
9月3日，是吴宓在广州的最后一天，陈寅恪写了四首七言绝句，总题为《赠吴雨僧》，其中两句为:“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确如陈寅恪所料，这是两位结交40年的挚友的最后一聚。
吴宓与钱钟书有何过节？
钱钟书在读书期间才华出众，很受吴宓赏识。吴宓曾私下对人说：“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人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他对学生钱钟书的推崇简直到了自贬的地步。
让人想不到的是，后来钱钟书做了一件对老师伤害很深的事，使吴宓大为愤慨。
当年吴宓在清华读书时最好的朋友是同窗朱君毅，吴、朱二人一同赴美国深造。在美国读大学时，朱君毅与表妹毛彦文自由恋爱订婚。朱君毅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到南京东南大学任教，而吴宓从哈佛大学留学回来，也到该校任教。毛彦文当时在金陵女大读书，在生活上对朱悉心照顾，一往情深，但后来朱君毅移情别恋，与毛彦文解除婚约。
此后，吴宓开始追求毛彦文。
有一次，吴宓在一家旅馆约见毛彦文，两人谈得投机，不觉窗外暴雨大作，天至深夜，外面交通工具已断，吴宓便提议毛彦文上床休息。吴先生对毛彦文说：“我反对《西厢记》的张生，我赞成《红楼梦》的宝玉，贾宝玉从不对林妹妹动手动脚。”当夜，吴宓与毛彦文果然同睡在一张床上。吴宓以“非礼勿动”的君子风度，把毛彦文照料得体贴入微，并把这件事郑重地写入“吴宓日记”。
1934年，是吴宓殷切追求毛彦文的关键一年，吴宓情诗的精华之作，大多产生于这一年。
吴宓所作《海上》等诗，表露了对毛彦文的追求已达到高潮：“海上繁华是浊流，郊园风物美清秋……痴情我便终身待，揽镜君当念白头。”此时吴宓已经41岁，而彦文也已37岁，两位大龄教授相恋，吴宓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毛彦文不能嫁给他。
在吴宓热恋毛彦文的1934年底，毛突然嫁给了曾当过北洋政府总理、时任北京香山慈幼院院长的熊希龄。
自己心爱的人另嫁对吴宓是个沉重打击，但有“情痴诗僧”之称的吴宓却把浓烈的情感化为诗篇，大写《忏情诗》，一连写了38首。这些忏情诗发表后，有人嘲笑他是自作自受，更让人议论的是他还把这些诗拿到课堂上讲给学生听，成为学生的笑料。钱钟书在写给吴学昭的信中也提到：“先师为人诚悫，胸无城府，常以其言情篇什中本事，为同学笺释之。众口流传，以为谈助。”作为老师得意弟子的钱钟书也擅长写旧体诗，他写了首诗送给失恋的老师：“有尽浮生犹自苦，无情酸泪倩谁偿。”虽表示不苟同老师的痴情，但对老师的哀伤和凄凉也深表同情。
钱钟书毕业后不久就带夫人杨绛去英国留学，不料几年后却因钱钟书写的一篇书评使得师徒两人的关系紧张起来。1937年3月，钱钟书将题为《吴宓先生及其诗》的书评寄给吴宓，还附了封信。信中说寄上书评，以免老师责怒。吴宓看了书评后大为恼火，在日记中写道：“该文内容，对宓备致讥诋，极尖酸刻薄之至。”“谓宓生性浪漫，而中白璧德师人文道德学说之毒，致束缚拘牵，左右不知所可。”更让吴宓怒不可遏的是书评中还“讥诋宓爱彦之往事，指彦为super-annuated Coquette”（年华已逝的卖弄风情的女子）。看到自己心爱的女子被这样形容，真让吴宓伤心到了极点。他感叹道：“除上帝外，世人孰能知我？”
可以说，钱钟书做了一件对老师伤害很深的事，使吴宓大为愤慨。吴宓在日记中径直写道：“钱钟书君，功成名就，得意欢乐，而如此对宓，犹复谬托恭敬，自称赞扬宓之优点，实使宓尤深痛愤。”明确表示这个得意门生伤透了他的心。
其实，钱钟书写的这篇书评内容远不止吴宓日记中所引的这些内容，他这样描述老师：“他不断地鞭挞自己，当众洗脏衣服。”“他实际上又是一位‘玩火’的人，像他这种人，是伟人，也是傻瓜。”“他总是孤注一掷地制造爱，因为他失去了天堂，没有一个夏娃来分担他的痛苦、减轻他的负担。”这些带有嘲讽的语句深深刺伤了吴宓，但最终他还是宽宥了学生的冒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