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回忆录《我的回忆》 张国焘夫人回忆录
新之助 2015-12-30
张国焘
张国焘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后来却走上了歧途，被开除出党，是一位具有争议性的人物。想要了解关于他的事迹，我们可以从两本书即他的回忆录和他夫人的回忆录入手来一探究竟。
张国焘回忆录《我的回忆》
1968年10月21日，在香港一栋普通的民宅里，一次秘密的访谈正在进行。一位老人侃侃而谈，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负责大陆事务的两位官员和一位政治分析家时而埋头速记，时而打断老人的话提问几句，而桌子上的轻便录音机里的磁带也在飞速地转着......这样的场景诡异而神秘，这位老人是谁？他们在谈什么？
这位被美国人如此看重的老人，有着复杂而奇特的人生经历，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他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昔日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的最高领袖，也是中共历史上有名的叛徒。他既有过投身革命的英雄人生，也有着为人不齿的叛徒生涯，至于晚景凄凉更令人唏嘘。他便是张国焘。
张国焘为什么到了香港？又为什么跟美国方面发生了关系？他在这次采访中到底说了什么？
1938年，时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的张国焘借祭黄帝陵之机逃到西安，转道武汉，投靠国民党，从此叛变革命。不久因为失去利用价值而被军统抛弃，此后张国焘在国民党官场辗转沉浮，也曾担任过一些挂虚名的"设计委员"之类的职务，但总是郁郁不得志。新中国成立后，张国焘一度去台，后不堪倾轧转而流寓香港。在香港，张国焘曾与顾孟余、李微尘主办《中国之声》，却又因为利益问题，被顾、李二人排挤。而后，张国焘又在买卖黄金的风潮中遭受损失，加之遇上妻子断骨之祸，一时间生活困顿之极。
就在张国焘艰难度日之际，一些美国的研究机构找上门来，在这些机构看来，张国焘曾经长期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如果让他对自己参与的历史进行回顾总结，将有着相当研究价值。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的研究人员找到张国焘，提出希望张国焘为名人中心写回忆录。作为报酬，名人中心每月向其提供2000港元。由此张国焘开始向名人中心撰写回忆录。1966年，香港《明报月刊》购买了其回忆录的版权，开始以《我的回忆》为题在报纸上连载，后结集出版。在为名人中心撰写回忆录不久，张国焘开始被美国政府注意，在美国政府看来，张国焘虽然早已远离政治中心，甚至可以说脱离了政治，但由于他身份特殊，不仅对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十分了解，对共产党早期政策运作十分熟悉，而且他与中国现任领导人有着长期的交往，熟悉他们的性格，因此张国焘提供的信息，对于美国了解当时中国大陆的政局有参考价值。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找到张国焘，让其不定期提供对于大陆的时事政治分析。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就在这年10月间，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开始对张国焘进行访谈。而在张国焘即将离开香港的时候，美国方面相关人员再次拜访他，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得到张国焘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析和判断。
就美国政府解密文件(见1968年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向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和驻东京大使馆递交的航空文件，航件号为A－819，后被归入政府密级文件，编号为:POL1--3HK/Ea/IVRS/S－053－，该文件原件在林登约翰逊图书馆有藏。1992年7月21日该文件解密，后归入"美国政府解密档案政治类"，在美国各大图书馆或国內购有该数据库的图书馆，只需进入"解密档案参考系统"，便可检索获得--作者注)看，在采访中，张国焘的观点自成一家之言，其中很多是不了解情况的妄测之词，也有不少诬蔑言语，当然有些推论也有着些许的"先见之明"。
对于美国方面迫切想知道的"文化大革命"发起的动因和以后的走向，张国焘作出了自己的分析。他认为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有两个方面的考虑，既带有哲学的思考，也出于权力的考虑，但主要是前者。对于毛泽东，张国焘心情复杂，两人早在五四时期就已经相识，又一同参加中共一大，此后两人长期分任苏区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在几十年前的长征会师中，两人又是那场草地风云的主角。对于这位昔日的同志、对手，张国焘认为毛泽东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但他又是一位农民式的社会主义者。作为一位农民式的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有着一种对于"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随着时间流逝所带来的迫切感，毛泽东便想采取剧烈的非常规的行为来达到目的，也就是防止"变修"，这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化大革命"让毛泽东成功地清除了反对者，但张国焘认为虽然刘少奇、邓小平已经下台，但是斗争仍然存在，只不过改变了些许方式。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保有了最高权力，但其主要目标却没有实现。张国焘分析，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位优秀的策略大师而非战略家，他无法树立一个具备超越性的主题并坚持不懈地贯彻之。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会看到毛泽东在政策与策略间来回摇摆，常常试图通过一个计划实现一些目标，同时又经常受到一些情绪的影响，而采取一些危险的戏剧性的行动。张国焘告诉美国人，虽然毛泽东拥有最高权力，但他很怀疑毛泽东是否能够全面掌控一切，作为下属的林彪或是其他人可能对其隐瞒了一些情况。张国焘断定毛泽东会继续走"革命"的道路，但是这样的道路将会失去效果，其最初设想的目标不会实现。
说到美国人渴望了解的继承人林彪，张国焘认为其是一个极有手腕、野心勃勃、很难让人喜欢也很难一起工作的人。林彪之所以被选择成为接班人，一个主要原因是，毛泽东认为作为一个工作多年的下属，林彪对其有着长期的忠诚。但是显然林彪缺乏毛泽东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赋。张国焘推测，林彪如果上台，将会优先考虑军事方面和在军队上的利益。但在"文化大革命"进行两年之后，就当时的局势分析，张国焘认为，林彪在政治上的优势有些似是而非，在解放军中的力量也似乎有所削弱，这突出表现在他不能保护他的一些亲密下属，例如萧华、杨成武、罗瑞卿，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后，就纷纷被打倒，在张国焘眼里，这些人是林彪的支持者。虽然林彪的权威有所削弱，但张国焘认为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两年时间里，军队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毛泽东之前让军队参与稳定局面的意图。在军队的支持下，那些毛泽东的反对者很难被打倒。怎样削弱军方的力量，实现毛泽东的预期，将是一个困难的计划。他预测毛泽东将最终削弱军队的力量，就像他将红卫兵遣散下乡一样。但张国焘也承认这将是一个很困难的计划。
除此之外，美国人还问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陆的内政外交走向，特别是对革命委员会这样一个新兴的组织，十分关切。张国焘认为作为一个组织，革委会有些优点，那就是通过一个单一的实体革委会而避免了在党和政府间的两分，革委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克服这些弱点。但是张国焘也怀疑这个组织能否在长期的运作中保持有效。因为这更多需要党组织的重建，以便为革委会提供一个核心。对于党组织的重建，张国焘认为毛泽东将会更多地依赖他以前主管党务的同志，比如陈云。但张国焘认为这种重建似乎很难成功，因为一旦重建，毛泽东会担心"文化大革命"前的状态会再次出现。而他所寻找的那些"文化大革命"后起来的"新鲜血液"却不能提供党所要求的稳定与领导。由此张国焘推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组织仍然将处于一团混乱之中，难以恢复它以前的纪律性和权威。
对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大陆的外交走向，张国焘认为无需过多考虑红色中国扩张的企图。因为虽然"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的外交策略一直在持续进行，比如当苏联侵略捷克时，中国曾经严厉谴责，其目的恰是使苏联以后在社会主义国家间名声大坏。目前，显然国内的因素要大于国外的因素，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无暇过多考虑国际关系，现在外交事务并不是一个重点所在，就连中苏矛盾和越南问题都被放在一边。张国焘又认为，在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往来时，毛泽东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法，比如联邦德国，现在之所以为毛泽东所关注，就在于它既反对苏联又有着中国需要的资源，它提供了中国急需的货物。与联邦德国一样，日本、英国、法国都将与中国保持友好的贸易关系。在此，中国根本不会考虑政治气候。
对于美国人所关注的"文化大革命"走势，尤其是毛泽东一旦去世，中国政局将会如何发展？张国焘坚信，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林彪将顺利继承权力，但由于林彪缺乏政治上的才能，所以一旦毛泽东去世，作为接班人的林彪将会与周恩来很好地合作，因为林需要周的支持和治国的专门知识。在张国焘看来，周恩来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周恩来与他的副手李富春和李先念能够很好地管理国家事务，在周恩来的率领下，一些实干家将陆续掌握权力并推动国家前进。与此同时，张国焘认为没有一个"文化大革命"团体，包括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爬上高位的"接班人"以及造反派是有能力的组织者，由于缺乏实际工作能力，这些"继承人"将因为不能胜任工作而成为负担。
张国焘更是大胆预测，那些昔日围绕在毛泽东身边的激进派，比如毛泽东的妻子、陈伯达、康生等，都将很快且有效地失去其位置和政治影响。在张国焘的眼里，康生是一个平庸之人，对于政策或者经济都一无所知。
在那些激进的现任领导人失势后，中国政局上最可能出现的是林--周合作的治理模式，中国将归复平静，将进入实干家治国的时期。至于一些当时被打倒的人，比如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也将有机会重新复出，因为国家的治理需要他们的经验和组织能力。
在听完张国焘的分析之后，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官员满意而去。几天后，关于这次访谈的整理文件被转送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和驻东京大使馆，然后分送美国国内相关部门。
早在接受访谈之前，张国焘夫妇就已经作出了离开香港的决定。1968年是个多事之秋:这年5月，法国爆发了"五月风暴"；而刚刚经历过1967年"六七暴动"的香港仍然人心浮动，世情汹汹。身为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张国焘在惊惧狐疑之中不得不选择远走加拿大，去依托早就移民那里的儿子。
在加拿大多伦多，张国焘夫妇先是与长子生活在一起，后因其子生活拮据难以养活老两口，于是张国焘夫妇只得住进加拿大免费的养老院。1976年的一天，79岁的张国焘突然遭遇中风，由此半身不遂，只得住进位于多伦多郊区的老人病院，病院的环境很差，医生、护士很少，病人很难得到及时的护理，而狭窄闭塞的病房更让张国焘气短，六七平米的病房，还要与一位外国老人分享。到了冬天，多伦多的夜晚寒风萧萧，缺乏足够供暖的医院分外寒冷。这个时候，张国焘瑟瑟发抖，冻得呕吐，只得自己多备几条毛毯，无可奈何地聊度岁月。
1979年12月2日，82岁的张国焘在寒冷的冬夜里被冻醒，多次按铃之后，护士却不见出现......次日5时，张国焘突然大吐大呕两个小时，由此昏迷，不省人事，等到护士找来医生时，张国焘已经气绝。而在三年前，他曾预测难以为继的"文化大革命"，也已告终。
《张国焘夫人回忆录》
《张国焘夫人回忆录》里提到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张国焘饥不择食，答应为美国人效劳。从1953年7月开始，美国驻港总领事定期拜访张宅，由张国焘介绍情况。通过访谈，张国焘第一次认识到了美国情报界同行的细致和严谨。访谈有着严格的计划和程序，事前列出详细名单和咨询重点，要求张国焘认真准备，访谈时有录音，录音拿回去经过认真整理，打印成文，进行核对，如有遗漏和矛盾，下次还要进行补充或核实。美国人最初开列的名单只有一二十人，主要集中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高岗、彭真、罗瑞卿等人身上，后来又增加了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等几十人，总名单竟然达到了100多人。张国焘绞尽脑汁，倾囊相授，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令中情局非常满意。美国驻港总领事先后拜访张国焘约20次，在感觉到他肚子里的材料枯竭后停止了采访。
张国焘又失去了生活来源。但是，经过前次访谈，他“物美价廉”的名声不胫而走，传到海外，引起美国堪萨斯大学的注意。他们派人找到张国焘，张国焘夫人回忆录请他撰写回忆录，报酬是在撰写期间每月提供2000港元作为研究费，条件是回忆录写成后授予该书的英文版权。张国焘绝处逢生，欣然应允。他在同乡许鹏飞、涂公遂的帮助下，耗时4年终于完成了近百万字的回忆。
1965年，香港《明报月刊》开始连载张国焘的回忆录，取名为《我的回忆》，1971年后又分为三册陆续出版该书的中文版。在此之前，杨子烈出版了《往事如烟》一书(后改名为《张国焘夫人回忆录》)。《明报周刊》为这两本书付给张国焘夫妇一大笔稿费，这笔稿费成为此后十余年张家的主要经济支柱。
张国焘的父亲张鹏霄曾任象山知事。张国焘少时进私塾读书，1916年秋，考入北京大学理工预科，1919年从预科毕业转入本科。但是张没有读完本科，就成为职业革命家。在校期间参加了五四运动，担任北京学联主席，是北京学生领袖之一。
1920年跟随李大钊参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组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下旬在中共一大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三人团成员(任组织主任)，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1921年8月11日隶属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前身)成立，总部设在上海，张特立任首任总主任。张国焘夫人回忆录，1922年二大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参加领导二七大罢工。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因为反对与国民党合作，被批判左倾。张国焘与他新婚不久的妻子杨子烈1924年5月11日在北京被直系军阀政府逮捕，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自称“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使敌人“一无所得”。但1949年后整理北京敌伪档案时，发现张国焘当年叛变的文字材料，澄清了张国焘投敌变节，供出了当时北京的全体共产党的名单与全国铁路系统党员名单。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924年10月25日张国焘夫妇结束他们5个多月的铁窗生涯，隐瞒这一情况，重返中共中央并继续担任重要职务。
1925年1月中共四大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农工部主任。参与领导五卅运动。
1927年四月中共五大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1927年7月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负责人。1927年八七会议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6月六大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与瞿秋白一起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1930年11月回国，进入鄂豫皖根据地，担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在长征时期，1935年4月放弃川陕根据地，张国涛说是为策应红一方面军。1935年6月，由洛甫(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当时的红四方面军有近八万人的强大实力，而红一方面军经过前一阶段的长征，只剩近一万人。会师后，张国焘取代周恩来出任红军总政委。因为张国焘坚决南下而中共中央坚持“北上路线”，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裂。张国涛在回忆录中称率红四方面军南下并非是反对北上，当时北上决定并未确定，9。9发电给陈昌浩发密电要求武力解决，毛泽东等被迫不辞而别，，张国涛因愤而率部南下。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马尔康县卓木碉自行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史称“第二中央”)，张国焘自任中央主席，在卓木雕并单方面宣称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的党籍。
中央红军在延安建立并巩固了根据地之后，南下期间损兵折将的张国焘被共产国际命令取消其“第二中央”，张被迫带领红四方面军和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一同北上，1936年10月在甘肃静宁县将台堡(今属宁夏)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会师之后张未被边缘化，1937年3月被剥夺了军权并遭到批判后任边区副主席。
国共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日后，1938年4月3日，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一说是代主席)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之名逃离延安，遇上蒋鼎文后到了西安，投奔中国国民党。4月11日周恩来到武汉汉口与张多次协商未果之下，4月18日，中共中央开除张的党籍。
张国焘投奔国民党后，蒋中正视其为“对延安的致命打击”交给军统领导人戴笠“妥善运用”，但此后张国焘对中共(特别是主要以红四方面军为班底组成的八路军一二九师)进行的策反工作收效甚微。
1948年6月，张国焘在上海施高德路创办创进周刊社，出版《创进》周刊。《创进》周刊发表的一些文章，张国焘夫人回忆录把造成全国危机四伏、民不聊生的原因，归罪于中国共产党，指责中国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毫无道德伦理和国家存亡的顾忌”。“中国共产党无论标尚何种理想目的，他们改采取的手段则是有害而可怕的”。“假定共党‘武装革命’成功，继军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种独裁政治无疑”。
1948年底因政治环境变化，举家迁到台北;1949年冬又移居香港。1949年至1952年10月张国焘任《中国之声》杂志社长;1966年开始为美国堪萨斯大学撰写《我的回忆》连载文章，并于香港明报月刊刊登中文版。1968年举家飞往加拿大。
1960年10月，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北京中南海采访毛泽东时问道：“您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1968年张国焘移居加拿大，1976年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1979年12月3日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养老院病逝，后葬于多伦多郊外东北方向的Pine Hills Cemetery(松山墓园)[5]，终年82岁。张国焘晚年信仰基督教。
张国焘晚年准确预测了“文革难以为继”和“邓小平复出”的政治预言。
民间谣言，根据蔡孟坚在台湾《传记文学》1980年发布的回忆录，称张国焘贫病交加、活活冻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