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粟裕贪天功为己有 看望宋任穷故意在走廊上喊他
山南慕北 2015-12-29
谭震林与毛泽东等人
谭震林：粟裕贪天之功为己有
陈、粟命令又到，授命叶飞统一指挥一、四、六、九等四个纵队，“无论如何在拂晓前拿下孟良崮，消灭七十四师。这样，我们全盘皆活。如拿不下，敌人4个兵团合围，我们就危急了！”叶飞咬牙横心破釜沉舟，午夜1时，下达总攻令，十几万部队漫山启蒙野猛扑而去，血战一昼夜，红旗插上了孟良崮，张灵甫与他的“王牌师”灰飞烟灭，直叫数十万合围敌军胆寒却步，南京“委座”黯然落泪。
济南战役的前期，粟裕但当了主角，那就是为了组建“阻援兵团”，将华东野战兵团（山东兵团）进行了分割。但是，在许世友养病到来后，当即改变了以 “阻援”为主的作战计划，而将“攻城”作为了最根本的目标，并取得了军委的充分支持。为此，他将九纵、十三纵作为了战场的绝对主力，随即才展开战役。而在随后的战役进行期间，当然就毫无争议，是许世友作为总指挥。战役的结果，是华东野战兵团的九纵、十三纵各自的一个团分别成为“济南第一团”、“济南第二团”。
在之后的淮海战役中，第一阶段的战役，首先是碾庄战役。
但是，不为人知的是，该战的的总指挥，却是许世友因病不能南下后，而由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负责的！
证据一：“陈士榘回忆录”中的记载“华东野战军首长于11月14日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由山东兵团首长统一指挥4、6、8、9、13纵队加速攻歼黄伯韬兵团，以10纵队首长指挥7、10、11在候集至大许家地区，夹铁路而阵，以顽强的防御坚决堵住徐州之敌东援；野战军及苏北兵团首长指挥的第1、2、12、鲁中南纵队、中野11 纵队、江淮军区两独立旅由徐州东南向东援之敌侧后突击，钳制东援敌人；以第3纵队和晋冀鲁豫独立旅由徐州之南牵制徐州之敌。11月15日山东兵团首长又提出了“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作战方针。
这一段回忆录很明确的说明，在从6日开始进攻并在之后包围黄伯韬集团，到11月14日之间对黄伯韬集团的进攻仍然没有取得进展的情况下，总指挥悄然改变。也就是将担当指挥任务的外线兵团司令员粟裕，改为了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而正是谭震林，在11月14日－11月22日期间的短短几天时间里，亲自指挥以山东兵团九纵、十三纵为突击主力的部队，才最终歼灭了黄百韬兵团。
证据二：《淮海战役综述、文献、大事记、图表》
14日，晚，华野司令部于土山镇召开参加围歼黄百韬兵团的各纵队指挥员的作战会议，总结经验，调整部署，改变战法，确定由山东兵团统一指挥歼黄（百韬兵团）作战。
而当时由于司令员许世友因病不能南下，山东兵团的政委担当了总指挥任务，所以，才有此次会议的召开。而总负责人，理所当然就是谭震林。
此次更换总指挥，除了华东局的功劳外，更是华野司令员、在中原局担任书记的陈毅在积极运作、果断决定的策略。
也正因此，当时曾代理某职务的粟裕，在后来的回忆录里面，绝口不提淮海战役。
而担当实际总指挥的谭震林在后来看到淮海战役纪念馆的时候，才真正勃然大怒，说出了一句后来引起猜测的“贪天之功为己有”惊人话语！
谭震林看望宋任穷故意在走廊上喊宋
“文化大革命”中任穷被批判为“东北头号走资派”。 1968年4月，我被押回沈阳，作为“走资派的臭婆娘”被关押揪斗、批判劳改。无论怎么批斗我，我一心想的是怎么能争取到他身边、共渡难关。 1969年底，我终于去了盘锦关押任穷的部队农场。那里远离公路，一片荒凉，不见人烟。尽管“专案组”的人不离左右，我心里很愤怒，但我们总算“团圆”了。平时我拉风箱做饭，他去喂猪，农忙时收庄稼，晚上写交待材料，还常被拉到各地去接受批斗。我们吃水用水都要到很远的水塘，一瓢瓢地舀满桶，再自己挑回来。水塘坡陡，雨雪天泥泞易滑。一次我急着出门没来得及挑水，回来后发现任穷已把水缸挑满了。任穷已是60多岁，身体又不好，我知道他是心疼我，这更让我后怕与难过：“不让你挑水，你怎么挑了一满缸？要是一不小心踩滑了摔下去，人家会说你是投水自杀，你冤不冤啊！ ”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任穷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身体难以支撑。在京的3个孩子联名写信给周总理，要求批准父亲来京检查与治疗。1973年3月，周总理和才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批准任穷来京治病。任穷一到北京医院，邓小平、滕代远等许多老同志就来看望，谭震林还故意在医院走廊上大声喊：“老宋，你住在哪里？我看你来了！ ”经过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同志们的真情关怀使我们倍感温暖。黄镇夫妇来医院看望任穷时说，他们刚参加了一次外交工作会议，周总理在会上大声问黄镇：“你去看过宋任穷同志没有？ ”黄答：“还没有，正准备去。 ”总理说：“好，应该去看看宋任穷同志，你们以前都在一起工作的么。 ”总理以这种方式再次表达了对任穷的关怀，希望他能够早日“解放”出来工作。但这年9月，江青一伙人“勒令”我们一天也不许耽搁，从北京医院直接上火车返回辽宁。
在任穷挨整的岁月，虽然我们被严加看管，吃了不少苦头，但仍有不少人对我们表示同情或以不同的方式给予帮助，任穷都一一记在心头。譬如看管我们的警卫战士私下帮我们盘炕；有人悄悄地给我们传递消息；开批斗会坐“喷气式”时，有好几次站在任穷两边的人用膝盖顶在他臀部下面，让他能稍稍缓一口气。从北京回辽宁后，任穷常常头晕，腹部疼痛严重。农场的韩大夫不顾领导的警告，连续10多天来给任穷检查身体，发现他高压230，低压150多。韩大夫马上报告辽宁省革委会，但被批评与宋任穷划不清界限，不让他再来了。不久，在专案组监视下沈阳军区总院的一位主任大夫来看病。这位大夫敢讲真话，说任穷的病比原先反映的情况还严重，应该马上送沈阳住院治疗。他的建议未被允许，只能给任穷开了些药。任穷复出工作后，回到沈阳，特地把韩大夫夫妇接到住地叙谈表示感谢，并专程去沈阳军区总院看望并感谢那位敢于讲真话的主任医生。我们和患难时期支持帮助过我们的人民群众的友谊保持至今。“文革”的磨难，再次考验了我们，从花甲到古稀之年，我们相互扶持，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