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和毛泽东的故事：毛泽东曾多次保护习仲勋
新之助 2015-12-28
习仲勋
习仲勋对于党的革命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曾多次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毛泽东与习仲勋的故事一路发展过来，我们可以看到二人惺惺相惜之情和情深义厚的革命情谊。
毛泽东一到陕北就提出停止捕人，救了习仲勋一条命
习仲勋在1926年5月就投身革命，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自己也在斗争实践中成熟起来。到1934年，二十多岁的习仲勋已经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了。他同刘志丹等同志一起创建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是刘志丹的主要助手。
但是，就在习仲勋协助刘志丹为巩固、发展陕北革命根据地而努力奋斗时，却横遭左倾机会主义者的迫害。
事情得从1935年9月说起。这一年的9月，思想极左、总想在革命队伍中找到“反革命分子”的中央代表来到陕北。他们到达陕北没有几天，立即在陕北搞起了“肃反”运动，把刘志丹、习仲勋等定为“反革命”，关押了起来。原来，他们把陕北红军领导人为了发展革命力量，分化敌人而采取的争取敌军上层起义，争取中间力量支持红军等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说成是“右倾投降”。他们据此认定，陕北红军中特别是高级领导人中许多人是“反革命分子”。
这些极左分子既然把刘志丹、习仲勋等定为“反革命分子”，因此，在对付刘、习等人时的手段也是极为残酷的。他们把习仲勋等人关在一间小黑屋子里，要求习仲勋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陕北领导人执行的是“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习仲勋据理力争，逐条驳斥，拒不认错，结果他们又给习仲勋扣上“态度恶劣”、“拒不认罪”的帽子。尽管如此，习仲勋始终保持自己的意见，决不同意中央代表给自己及刘志丹等人所扣的帽子。
习仲勋的态度，使极左分子大为恼火，他们对待习仲勋的手段更加残忍了。
据习仲勋回忆：“我被关押了，起初在王家坪，后来押到瓦窑堡，和刘志丹一起关在一个旧当铺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
恰在此时，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了吴起镇。毛泽东刚刚住下，就听说刘志丹、习仲勋等人被抓的消息，他立即提出:停止捕人。毛泽东还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建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1935年的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常委会议，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汇报工作。当他们汇报到“肃反”问题时，毛泽东立刻提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接着，毛泽东派刚刚担任国家保卫局长的王首道等带一个工作组前往陕甘晋省委所在地瓦窑堡去调查。王首道临行前，毛泽东专门找他谈了一次话，叮嘱说：“杀人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出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毛泽东还告诉王首道，一定要向他们（指极左分子）讲明白，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意见。为了使王首道的这次行动更有力量，毛泽东在征得中央其他主要领导同志意见后，临时组成一个中央工作组，让王首道任组长。王首道记住了毛泽东的话。他理解，毛泽东的话的真正意思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杀害刘志丹、习仲勋等人。
毛泽东率中央机关来到瓦窑堡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见一见差一点儿被极左分子杀害的陕北根据地创建者们。毛泽东是在一个窑洞里见到习仲勋的。毛泽东和习仲勋一见面，就十分惊讶，说：“原来你这么年轻。”原来，毛泽东早就知道习仲勋这个名字。那是1935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刚刚抵达陕北根据地时，在几处村落墙壁和大树上，看见了一些张贴时日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主席习仲勋”。从此，毛泽东便记住了习仲勋这个名字。当毛泽东知道习仲勋被极左分子当作“反革命分子”处理时，毛泽东当时就想：一个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又有深厚群众基础的苏维埃政府主席，怎么能够是反革命？毛泽东及时发出“刀下留人”的指示，与他当时对习仲勋的这一认识有很大关系。这次又见了习仲勋，毛泽东更坚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错。
毛泽东见习仲勋这一年，习仲勋刚刚23岁，虽然在被极左分子关押时，他倍受折磨，身体没有完全恢复。但经过几天的休息和医治，显得很精神。毛泽东和他谈了许多话，从习仲勋的家世、经历，一直谈到他当前的工作。毛泽东对于习仲勋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很高的政策水平，考虑问题全面周到，头脑清醒，办事干练，印象很深。毛泽东鼓励习仲勋今后要大胆为党工作，党中央是信任他的。
经过生死大难，习仲勋经受住了重大考验。1936年1月，组织上任命他担任中共关中特委常委、苏维埃政府副主席。
当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到达陕北后，一些极左分子，又别有用心地散布说：是陕北救了中央。极左分子的这种说法，对陕北部分干部也有一定影响。陕北的少数老同志中也有一种议论：“陕北救了中央。”习仲勋坚决反对这种说法。他在不同场合严正指出：“这句话应该倒过来：中央救了陕北。”他说，“毛泽东和党中央长征尚未到达陕北前，陕北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枪杀、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们（左倾机会主义者）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
在毛泽东的培养和锻炼下，习仲勋的能力和才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得到毛泽东四次高度评价
习仲勋在被捕后的生死关头，仍坚持真理，毫不屈服，这一点深受毛泽东赏识。党中央、毛泽东对习仲勋不断委以重任。1936年6月，按中央决定，习仲勋参加西征，担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那时陕北根据地的一个县委书记，地位就是很高的了）。9月，习仲勋调回关中任中共特委书记、游击队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关中地委书记、专员公署专员、军分区和关中警备区第一旅政委。1942年7月调任中共西北中央局党校校长。1943年2月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米(脂)警备区和独立第一旅政委。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同年7月任陕甘宁边区集团军政委，与司令员王世泰率部在淳化爷台山地区反击国民党军进犯。不久，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决定，习仲勋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毛泽东、党中央不断调换习仲勋的职务，是有意培养习仲勋，想让他在各方面工作中得到锻炼。而习仲勋也没有辜负毛泽东、党中央对他的期望，经过血与火的考验，经过做各种复杂的工作，习仲勋已经成为在党政军等各方面工作中都有丰富经验的领导干部。毛泽东对习仲勋的进步看在眼里，并且给予很高评价，还一再在中央政治局中提议安排习仲勋更重要的领导职务，给习仲勋压更重的担子，培养锻炼他。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在中央的会议上明确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这一年，习仲勋刚刚33岁，就这样，年轻的习仲勋于1945年10月担任了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这在当时已经是独当一面的重要领导干部了。
习仲勋自从投身革命后，经受的是全面的锻炼。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习仲勋在指挥军事方面，也有很强的才能。他曾协助刘志丹在陕北军事斗争中，多次谋划军事方略，也曾担任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职务。毛泽东对习仲勋这一点非常看重，他也有意让习仲勋担任大兵团的军事领导职务，熟悉对大兵团作战的指挥。解放战争开始不久，毛泽东就提议，让习仲勋担任野战军大兵团的领导职务。中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不断对习仲勋委以军事方面的重任。从1947年起，习仲勋历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副政委。
毛泽东转战陕北时，让习仲勋协助彭德怀指挥在陕北的野战军。习仲勋也不负毛泽东所望，协助彭德怀，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带领部队、指挥作战，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战争奇迹。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三战三捷。接着，习仲勋又参与指挥了陇东和三边战役。在此过程中，习仲勋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军事才能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和发挥。彭德怀对习仲勋的军事才能评价很高。毛泽东也看到了习仲勋的军事才干，决定在军事上让他得到更多的锻炼。1947年7月，中央决定，习仲勋再次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与司令员贺龙统一领导西北地方武装和后方工作。1949年2月起，习仲勋任西北军区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习仲勋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此时的习仲勋，已经是十分重要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主要领导人了。
1952年初，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面主持西北地区工作。一天，薄一波去毛泽东处，毛泽东正在阅读习仲勋从西安发来的报告--《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这个报告包括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等等，内容丰富，论述精辟，为中央领导对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社会复杂的大西北做好政治改革等各项工作提供出一个蓝本。毛泽东阅读后，对习仲勋十分赞赏，内心也十分高兴。这时，正好薄一波到毛泽东处汇报工作，毛泽东便对薄一波说：“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薄一波脱口而出：“年轻有为。”原来，薄一波也十分赞赏习仲勋，而且，他在延安时，就听到过毛泽东赞誉过习仲勋。但此时薄一波并不是顺情说好话，而是实事求是也从内心佩服习仲勋。毛泽东望着薄一波，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如今已经'炉火纯青'了”。“炉火纯青”四个字，是毛泽东对习仲勋的很高评价。
毛泽东说习仲勋“比诸葛亮还厉害”这个话，是在1952年。这一年的7月，习仲勋受毛泽东之命，亲赴新疆，妥善地解决了发生在那里的一场民族纠纷事件，稳定了新疆政治形势，使各民族重归于好，和睦如初。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夸奖习仲勋“比诸葛亮还厉害。”
西北地区，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汉、回、藏、维、蒙等十多个兄弟民族，共有2350万多人。同时，那里政治复杂，经济落后。习仲勋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进行。“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这是习仲勋当时解决新疆地区民族矛盾的基本方针。
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是习仲勋在西北地区解决众多民族问题中的一个代表。项谦是当地少数民族的头人，原来对新中国人民政府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习仲勋针对项谦做了许多争取工作，终于使项谦放弃对人民政府的敌对态度，与人民政府合作。毛泽东得知这件事后，在一次见到习仲勋时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习仲勋主政西北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政策水平、工作能力和魄力，使毛泽东和党中央更加赏识他。当中央决定调部分地方干部到中央来工作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力量时，习仲勋是被考虑上调中央工作的重要人选，而且，要委他以重任。毛泽东的考虑是：不想让习仲勋局限于地方工作，要把他调到中央来工作，在一些重要岗位上经受工作锻炼，以便提高他在中央的全面工作能力，今后让他担任更重要的职务。毛泽东设想调习仲勋来中央委他的重要职务是中央宣传部长。他亲自在中央做出此项提议，在中央得到通过。通过后，毛泽东还在当时在中央工作的理论水平较高的领导同志中宣传习仲勋。建国后不久的一天，毛泽东见到林默涵和胡乔木，对他们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1952年9月，习仲勋同志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当时，习仲勋38岁。以这个年龄而主持中央一个十分重要部门的领导工作，在建国初期是不多的。习仲勋主持中宣部工作并主抓教育工作后，制定了“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正确指导了建国初期的文教工作。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议让习仲勋到政务院担任重要领导职务。1953年9月，习仲勋任政务院(后为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59年4月至1962年10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
习仲勋担任政务院秘书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期间，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大量国家事务，使自己熟悉了中央工作，全面工作能力进一步提高。周恩来也对习仲勋十分信任和赏识，许多重大问题直接交给他处理。
康生借《刘志丹》小说诬陷习仲勋；在毛泽东讲话时康生递条子
在习仲勋努力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党政军重大事务时，却遭到了康生的陷害。
康生陷害习仲勋，是由于历史上康生在心中暗自与习仲勋结了仇。在1943年“整风运动”中，康生搞“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把在白区工作的地下党打成“红旗党”等。对此，习仲勋曾坚决地予以抵制。解放战争中，康生又在土改中推行“左”的路线，习仲勋再次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予以抵制。在这两件事上，习仲勋是光明磊落的，他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按照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办事，从工作原则出发，有什么就说什么，而且实践也证明，习仲勋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阴险的康生却在心里恨透了习仲勋，并由此和习仲勋结下了仇，而习仲勋对此却一点儿也不知道。
建国后，康生陷害习仲勋，起因是小说《刘志丹》。
刘志丹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北地区著名的革命领导人，也是习仲勋的老领导和老战友。1936年4月，于红军东征作战期间不幸牺牲。为了纪念刘志丹烈士，1936年5月，曾将他的故乡陕西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毛泽东对刘志丹评价很高。他曾为刘志丹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1956年，为了宣传、纪念刘志丹，工人出版社约请作家李建彤写一部记述刘志丹事迹的小说。李考虑到记述刘志丹的事迹必须真实可靠，分寸把握也应该更慎重些，便请当年担任过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已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审阅小说稿。习仲勋怀着对老领导老战友的深厚感情，认真阅读了书稿，之后，于1960年春两次约请作者谈自己对书稿的意见。由于书中提到高岗，而这个问题十分敏感，习仲勋对此十分注意，特别提出：书中有一处说到高岗，小说中还说当时高在一个问题上的主张是对的，这不妥，不要写高岗。习仲勋提出意见后，作者又着手对作品进行修改，于1961年春写出第四稿，1962年春写出第五稿后，印出少量样书，送给一些老同志征求意见。许多老同志对作品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特别是，原陕北老干部、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贾拓夫、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都对作品提了一些改进意见。作者考虑到这部书是宣传革命烈士的，又涉及党的历史，应该由中宣部审阅，便把样书也送给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审阅。周扬认真看后认为，小说写得很好，不但可以出版，还可拍成电影，宣传刘志丹的事迹。有了这样一些前提，作者才考虑先发表部分内容。1962年7月28日，《工人日报》开始连载《刘志丹》部分内容。《中国青年》、《光明日报》也发表了作品的部分章节。仅仅发表作品的部分内容，已经在读者中产生良好影响，许多读者深为刘志丹的革命精神所感奋，提高了思想觉悟和工作热情。
但是，对发表小说《刘志丹》，也有不同意见。持不意见的人把意见报告给康生后。康生一开始也没有在意，但当他听说习仲勋曾看过小说稿后，立即关注起这件事来。康生根本不去看这部小说，而是盯上了习仲勋，想借此机会整习仲勋。康生收到持不意见的人的信后，如获至宝，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刊发小说《刘志丹》。康生自己也说他根本没有看过小说稿，但他却武断地说：“我一看小说就完全是为高岗翻案的。”
8月26日，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时，毛泽东的思路已经转为重提阶级斗争。而恰在此时，彭德怀向中央递交了长篇申诉书。毛泽东认为这是搞翻案活动，不能给他平反。9月6日、7日会议转入批判鼓德怀的所谓“翻案风”。9月8日，有人在西南组会上再次提出小说《刘志丹》问题，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是为高岗翻案。康生则不失时机地说出了点晴之语：“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全会“总72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轰动，也为正在批判的“翻案风”提供了又一支靶子。
康生陷害习仲勋的手段也是独出心裁。本来，《刘志丹》已写出第六稿，稿子中已经根本没有提到高岗了。可是，康生知道第三稿中提过高岗，便下令工人出版社将已经被习仲勋否定的第三稿印三百本送中央会议审查。阴谋家的险恶，善意的人们是难以想象的。正如作者日后所说：“当初我还以为这种先定案，后求证的做法是出于误会，没想到竟是一个大阴谋”。
在会上，康生竭力煽动对《刘志丹》进行批判，并且把矛头指向习仲勋，他硬说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高明，还先知”，“把陕甘写成井冈山甚至高于井冈山”。他诬蔑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组成了“反党集团”，小说《刘志丹》就是他们篡党篡国的纲领。在康生的煽动下，会议在批判彭德怀的过程中对小说《刘志丹》也展开了批判。在批判中，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打成了“反党集团”。康生觉得这样还不够，他把习仲勋单独列出来，并且别有用心地把习仲勋和已经被中央批判的彭德怀、高岗列在一起，搞倒搞臭。于是，他借此事，说有一个“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还说：小说《刘志丹》就是他们的“反党纲领”。
此时，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好会上，没有注意康生揪住习仲勋与小说《刘志丹》的关系问题。可康生却一直不放过习仲勋，他在会议上搞了这一套后，觉得应把这件事提到最高层，把习仲勋打倒。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正当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一贯搞阴谋的康生，不经过中央领导集体，趁毛泽东把精力集中于讲话稿之机，写了一张纸条递给毛泽东。条子上写道：“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纸条。习仲勋的夫人齐心同志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1962年秋，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仲勋搞突然袭击，诬陷仲勋勾结《刘志丹》小说作者李建彤，授意抛掷《刘志丹》小说为高岗翻案，说仲勋是挂帅人物，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康生还在全会中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大发明。”毛主席只不过是在大会上念了一下条子，康生就以此来作为毛主席语录并广为流传。
毛泽东念了康生的条子后，康生趁机大造舆论。他在会上提议：彭德怀、习仲勋等五个不必再出席全会，国庆节也不上天安门。康生还建议中央成立专案组，审查这件事。在当时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中央全会上也充满强调阶级斗争的氛围的情况下，康生的陷害得手了。中央决定接受康生的建议。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由康生负责的专案委员会，对习仲勋等人的问题进行审查。会后，还在党内传达了此案。
在习仲勋身陷逆境时，毛泽东保护了习仲勋
在审查期间，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已经无法工作，实际上已经被停职。经过半年多的审查，1963年5月，康生主持下的审查小组写了《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认为“小说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为高岗翻案，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纲领”。1966年5月，又制出一份审查报告，进而诬指写《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集团”蓄谋已久的。他们还先后给《刘志丹》一书罗织了四大罪状：一、书中人物罗炎基本上是高岗，是为高岗翻案；二、刘志丹搞武装斗争，做农民工作，建立根据地，是剽窃毛泽东思想；三、书中把陕北写得太好，是与中央苏区分庭抗礼；四、小说中的人物许钟就是习仲勋，是为习仲勋篡党制造舆论。
康生等人将审查报告报送中央政治局后，在中央政治局尚无定论时，康生却进一步加大了陷害的力度和范围。在下一步的专案审查过程中，康生利用手中之权借机大整一批党政军干部。他公开说：“打这本书，就是为打西北山头。”为了打“西北山头”，康生把西北五省大批省级干部陆续调到北京“学习”，要求他们提高认识。在“学习”中，许多人被诬陷为“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成员。接着，康生对《工人日报》党组、全国总工会党组、中宣部进行追查，凡是表态支持发表小说《刘志丹》的，都挨了整。
而康生陷害的主要目标仍然是习仲勋。在“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面前，习仲勋违心地承担了责任。1963年，习仲勋被隔离审查。
按照康生给习仲勋定的“罪名”，习仲勋是“反党集团”的头子，是应该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但毛泽东不这样看，他心中一直对习仲勋存有好感。他没有同意关于开除习仲勋党籍和公职的意见，而是保了习仲勋。这样，习仲勋保留了党籍和公职。而且，在毛泽东关照下，组织上安排他在中央党校(独居在“西宫所”)学习。这里安静一些，学习、生活条件都很好。毛泽东的打算是，过了这个风头，再让习仲勋出来工作。
被隔离的习仲勋并没有消沉。他要利用自己独居，环境清静的条件，认真读书。他读的，主要是马列、毛主席著作，他把这当作自觉改造世界观的方法之一。同时，他也读了许多经济、文化方面的书籍。习仲勋借此机会又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
但是，康生陷害习仲勋的“力度”是很大的。他在罗织了不少材料后上报中央，意图是置习仲勋于死地。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一次保了习仲勋。中央的决定没有采纳康生等人的“重处理”意见，而是决定在撤销习仲勋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后，仍然保留党籍，还让他到基层去担任领导职务。1965年，习仲勋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
康生是习仲勋所谓“反党集团”案中央专案组的负责人。在康生主持下，对习仲勋的审查没完没了。康生一直揪住习仲勋不放，长期审下去。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专案审查尚未结束。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已经被定为“反党集团”头子的习仲勋的处境就更不好了。“文革”开始时，习仲勋已经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虽然习仲勋已经远离北京，但康生并没有放过他，而是鼓动北京的红卫兵串连西安的红卫兵、河南省以及洛阳市的红卫兵去洛阳机器厂揪斗习仲勋。之后，又把习仲勋拉到西安揪斗。
在习仲勋处境困难时，毛泽东一直惦记着他。毛泽东一直想着习仲勋的功劳，记着他的才干。而周恩来则对于曾是自己得力助手的习仲勋更加关心。当周恩来向他提到习仲勋的处境和保护习仲勋的意见时，毛泽东表态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让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制止造反派和红卫兵无休止地揪斗习仲勋，还说，毛主席说过，习仲勋是群众领袖，不再批斗他，才是执行毛主席爱护干部的政策。此时，由于长期被揪斗，习仲勋的身体已有些支撑不住了。如果不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及时地保护他，他很可能在被批斗中生命不保。习仲勋得知此事后，内心十分感动。1967年4月5日，他写信给周恩来说：“我的反面作用起完了，现在只是陪人挨斗了。”周恩来接到这封信后，报毛泽东同意，于1968年1月3日对习仲勋采取特殊保护方式，用飞机将习仲勋从西安接回北京，交给卫戍区监护。这实际上是把习仲勋保护起来。从此，习仲勋的处境改善了许多，至少不会再受到揪斗了。他在这一段时间还是比较安定的。他利用这种安定的条件抓紧时间读书，进一步积累了知识，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身体状况也逐渐好了起来。
1972年冬，习仲勋的夫人齐心和孩子们商量，决定给周恩来写信，要求见习仲勋。在周恩来的关怀和安排下，习仲勋的家属终于见到了习仲勋。由于多年的分离，习仲勋和子女见面时竟然分不清他的孩子哪个是桥桥和安安，更认不得已经长成小伙子了的儿子们。在临回干校前，齐心又要求见了仲勋一次，并借此机会将他穿破的旧衣服全部更换了一下。从那以后，习仲勋和家属每年都有团聚的机会了。
1975年春，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习仲勋被解除监护，但他的所谓“反党问题”仍然没有结论。于是，习仲勋仍然按“文革”前的组织处理决定，被下放到洛阳。这次，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下，组织上决定派习仲勋的夫人跟他一同去洛阳，同时，为了习仲勋的安全，还让河南省公安厅来两位同志把他们接去。这次来洛阳，习仲勋被安置在耐火厂的宿舍区的两间房子里，夫妇在这里度过了三年的时光。
1976年，毛泽东逝世，远在洛阳的习仲勋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时，心中万分悲痛。他在感念中国共产党因为有了毛泽东才从胜利走向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才取得了辉煌成绩的同时，也感念自己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毛泽东的培养下，才能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工作。习仲勋心中非常清楚，毛泽东对自己一直是有好感的，陷害自己的是康生等人。他为中国失去毛泽东这位伟大领袖而悲痛。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习仲勋的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1978年2月22日，习仲勋作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出席了五届全国政协会议，当年4月，习仲勋便正式恢复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习仲勋平反的事情，也提到了中央的日程。1979年7月14日，中央组织部向中央递交《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刘志丹》(送审样书)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刘志丹》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没有根据说习仲勋等在此书创作过程中结成“秘密反党集团”；习仲勋等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修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冤案；“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更变本加厉，搞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为此，凡因小说《刘志丹》案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一切人员，都应恢复名誉，给予平反。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组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中发［1979］53号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