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给华国锋的嘱咐 华国锋为何把四人帮当“极右”批判
新之助 2015-12-28
华国锋
华国锋作为承前启后的一位领导人，对于中国政局而言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毛泽东晚年时，他是毛泽东十分倚重的人，在毛泽东去世后，他与其他领导人一起扛起了批判“四人帮”的旗帜。
毛主席给华国锋的特殊嘱咐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1976年4月30日晚上，毛泽东由华国锋等陪同，在中南海自己那放满了中国线装古籍书的书房里，亲切会见了来自友好国家新西兰的政府首脑——新西兰总理马尔登。
会见以后，送走了客人。按照毛泽东晚年的惯例，这时要由陪同接见的中央领导人向毛泽东汇报一下近期的主要工作。担当这一任务的，最初是周恩来。中共十大以 后，是周恩来和十大新选出来的副主席王洪文。周恩来病重住院以后，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周恩来逝世，邓小平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受到错误的批判 以后，担当这一任务的便换成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华国锋抓紧时间，简明扼要地向毛泽东汇报了近段时间中央的主要工作和全国的形势，最后说：“全国总的形势很好，也有几个省的形势不大好……”毛泽东一边认真地听着，一边认真地思考着，深邃的目光注视着这位自己亲自选定的外表憨厚的接班人。
这时，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没有工作人员的搀扶，甚至不能自己站起来。在华国锋汇报完工作以后，毛泽东为了表示对华国锋的信任和支持，拿起放在沙发旁小茶几上的铅笔，十分费力地用劲在白纸上写下了： 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写罢，毛泽东把白纸交给了华国锋。这三句话，虽然字写得不太清楚、十分潦草，字迹也有些模糊。但是，熟悉毛泽东笔法的人，只要稍加辨认，仍不难看出，这是千真万确、独具一格的“毛体”。一个年近83岁的久病老人，能够克服身体不便的困难，写下这三行字，已经很不容易了。 毛泽东手书给华国锋的这三句话，表示了对华国锋的无限信任和有力支持。 华国锋深深体会到了毛泽东写给自己这三句话的分量和含义，立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在京的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了传达。与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都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作了亲笔记录。 在华国锋看来，毛泽东写给自己的这三句话，尤其是最后一句“你办事，我放心”，是将来毛泽东去世以后，自己正式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最有力最重要的依据。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华国锋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1976年6月15日，早已重病在身，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毛泽东，在病情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将自己最后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召到了病床前。 毛泽东——这位早在青年时代就写下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气魄宏大的诗句，立志要“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人，直到暮年，仍然保持着敏锐的思维和清醒的头脑。他要向自己的接班人华国锋亲自交代一下后事。 毛泽东对华国锋及当时也在场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 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 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 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如果说毛泽东有遗嘱的话，这就是毛泽东的“政治遗嘱”。83岁的毛泽东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 不少”。但他既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无力去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了。他在1966年致江青的一封信中所提到的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 治”的设想，到他临终之际也没有能够实现。 1976年7月6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波及天津、北京地区，京畿为之震动。北京故宫大殿前用汉白玉雕刻的巨龙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震裂的痕迹。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许多每当大人物离世，“地动”或“天降巨星”的记载。唐山地震波及北京以后，人们联想起了1976年4月发生在吉林的那场世界历史上 罕见的陨石雨。据当时新华社报道：“最大的三块陨石，每块重量超过了100公斤，最大的一块重量为1770公斤，大大超过了美国收藏的目前世界上最大陨石 的重量（1078公斤）。这次陨石雨，无论是数量，重量和散落的范围，都是世界罕见的……” 毛泽东听到吉林陨石雨的消息后，以他那惯常的旁征博引、论古道今的幽默语言和风格，对工作人员说：“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三国演义》里说诸葛 亮、赵云死时，（天上）都掉过石头（陨石），真是有声有色，不同凡响。不过，要是谁死了都掉石头，地球恐怕就沉重得转不动了。”
1976年的中国，地动山摇，天降陨石，真是天崩地裂。难道真的有大人物离世吗？ 1976年9月8日晚上，北京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即将结束对中国访问的西萨摩亚国家元首马列托亚·塔努马菲利第二殿下，正在举行访华答谢宴会，宴请中国 的党、政、军重要领导人，庆祝此次访华取得圆满成功并对在华期间受到的盛情款待表示谢意。正当宴会进行到高潮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传来了毛泽东病危的消 息。 华国锋作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这场宴会的主宾，接了电话以后，华国锋匆匆讲完话，没有等宴会结束，便向主人告别，驱车迅速赶到中南海。就在这天晚上，毛泽东停止了呼吸。 1976年9月9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与世长辞。
华国锋为何把四人帮当“极右”来批判
笔者在查阅1977年4月13日的上海《解放日报》时，见到一整版以“本报大批判组”名义发表的“揭批张春桥在《解放日报》期间的反革命罪行”的长文，那标题颇为惊人：《乔装“左派”的极右派》！ 此文虽说是“批判张春桥”，但却是把张春桥作为“极右派”加以批判的。张春桥明明是极左派，怎么会成了“极右派”呢？这种理论上的谬误，充满粉碎“四人帮”不久的中国报刊。这种理论上的谬误，追根溯源，出自华国锋。 也就是在粉碎“四人帮”后一星期，华国锋对参加“打招呼”会议西北组高级干部的讲话中，论及“四人帮”时，作出了极其错误的结论：“四人帮”是“极右派”！ 华国锋说，“四人帮”这个“反革命黑帮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他们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
当时，海外报纸都称“四人帮”为“左派”、“激进派”。本书一开头，就引用了英国记者韦德的报道“毛的遗孀被捕”，当时韦德用的标题便是《华粉碎极左分子》。也就是说，在“四人帮”被捕时，韦德便清楚地判定他们是一伙“极左分子”。 可是，作为“英明领袖”的华国锋，却连普通的外国记者都不如！ 华国锋对海外报刊加以驳斥道：“答案只有一个：他们(引者注：指“四人帮”)是极右派，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什么‘左派’，什么‘激进派’！他们路线右得不能再右了。” 华国锋为什么会作出“四人帮”是“极右派”的结论呢？追根溯源，因为毛泽东曾对林彪作出不是“极左”而是“极右”的论断。于是，“忠于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华国锋，很自然地也就作出了“四人帮”不是“极左”而是“极右”的推论。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发动了“批林整风”运动。批判林彪时，理所当然批判林彪的极左。 周恩来深受极左之苦。从1971年底开始，周恩来先后在全国计划会议、公安会议、科学会议上，明确提出在“批林整风”中要批判极左思潮。
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会见斯里兰卡共和国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
毛泽东又说：“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后台叫林彪。” 所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林彪是极左派的“总后台”。批判林彪，就是要批判极左。在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委托周恩来管《人民日报》。既然毛泽东也认为要批判林彪的极左，于是，在1972年8月初，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要加强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周恩来说：“你们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 批判极左，触动了江青一伙。这是因为江青一伙和林彪一样，都是极左派。批判林彪的极左，很多方面触及了江青一伙。这样，就在周恩来8月初那次讲话后的几天，张春桥、姚文元便找《人民日报》负责人打招呼：“批判极左思潮不要过头！” 但是，《人民日报》坚决贯彻周恩来的指示。
就在这之前，《人民日报》理论部收到来自黑龙江的一篇稿子，写的是反对无政府主义、整顿老大难工厂的问题。当时，《人民日报》有个“看大样小组”，王若水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他看了黑龙江的稿子大样，认为很好，正是可以用来批判极左思潮。于是，他动手对这篇文章作了许多修改。这样，《人民日报》在1972年10月14日便发表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这“龙岩”，便是中共黑龙江省委理论组的笔名。 另外，同一版上还发表了其他两篇批“左”的文章。于是，组成一个批“左”的专版，颇为醒目。 黑龙江省委理论组文章的写作，跟华国锋还有点关系。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共黑龙江省委理论组曾和《人民日报》理论部联名写了一篇文章，透露此文情况：龙岩文章的发表，还有这样一个背景：1972年3月下旬，华国锋同志和李先念、余秋里同志接见哈尔滨电机厂、汽轮机厂、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负责人，听取汇报。华国锋同志指示说：“要发动群众好好地批无政府主义”。李先念同志指示说：“无政府主义是反动的东西”，“不反不行”。三个大厂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上述指示，大批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建立生产指挥系统，健全规章制度，落实生产指标，很快克服了经营管理上的无政府状态。为此，黑龙江省委作出了在全省范围内认真传达贯彻中央领导指示的决议。同时，省委理论组撰写了署名龙岩的文章，交给《人民日报》理论部。 “龙岩”的文章，引起了“左派”理论家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极度不满。由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上海《文汇报》立即作出反应。 《文汇报》在上海召开了“工人座谈会”，对《人民日报》上“龙岩”的文章表示“异议”。1972年11月4日，上海《文汇报》的内部刊物《文汇情况》，发表了这次“工人座谈会纪要”，认为“龙岩”的文章是“错误”的，是“否定‘文革’”、“右倾回潮”。
也就在这时，1972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这一请示报告送中共中央政治局阅批时，引发了周恩来与江青一伙的直接交锋。 11月30日，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 12月1日，张春桥在报告上批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张春桥这“正在考虑”，打的是“拐弯球”。 江青则直截了当，在12月2日批示：“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江青的批示，使人们不由得记起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当时这样批判刘少奇： 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在批判林彪时，把林彪称为“刘少奇一类骗子”，也就是把林彪等同于刘少奇。既然毛泽东当年认为刘少奇“形‘左’实右”，那么林彪当然也是“形‘左’实右”。 就在周恩来和张春桥、江青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之际，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了一信。王若水在信中写道： 今年8月1日，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我很同意总理这个提法。总理讲的是机关内部的运动，但我觉得对报纸宣传也是适用的。 王若水在信中还向毛泽东反映，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判极左。 看来，最后要由毛泽东进行“裁决”了。
这时的毛泽东，改变了自己最初关于林彪是极左派后台的说法。他在1972年12月17日对张春桥、姚文元这样说： 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毛泽东的话，一言九鼎。张春桥、姚文元把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写入两报一刊社论。
于是，1973年元旦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新年献词》中，强调了“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新年献词》指出： 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改变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实践，进行深入的批判。 从此，“批林整风”不再批林彪的极左，而是批林彪的极右。 毛泽东以为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其实因为毛泽东的晚年陷入了“左”的迷误。毛泽东“左”，所以在他看来，林彪是右。诚如邓小平所指出： 毛泽东同志从1957年开始犯了“左”的错误，最“左”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把林彪定为“极右”的根本原因在于：“文革”本身就是“左”。如果批林彪批极左，其结果会引发对于“文革”的批判；把林彪定为“极右”。批“极右”，则越批越“左”，正符合当时极左路线的需要。 前文已经写及，华国锋跟“龙岩”一文还有一点瓜葛。华国锋亲自经历了1972年那场关于“批判极左思潮”的风波，他知道毛泽东的“最后裁决”。既然毛泽东在1972年认定林彪是“极右”，华国锋“照过去方针办”，也就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把“四人帮”定为“极右”了！
毛泽东晚年陷入“左”的迷误，华国锋继承了毛泽东的“左”的迷误，所以也就在批判“四人帮”时陷入了“左”的迷误。其实，华国锋本身的思想也“左”，所以能够完全接受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华国锋把“四人帮”定为“极右”，这同样由于：他本身就是“左”，而且他要肯定“文革”。如果批“四人帮”批极左，其结果会引发对于“文革”的批判，引发对他的批判；把“四人帮”定为“极右”，批“极右”，则越批越“左”，正符合其“左”的路线的需要。 这样，华国锋认定“四人帮”是“极右”，也就把对“四人帮”的批判限定框框：揭批“四人帮”不能涉及“文革”的“左”的错误，也不能涉及“文革”前的“左”的错误。 由于华国锋把“四人帮”定为“极右”，使批判“四人帮”的斗争无法深入下去。 据《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回忆，在1977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文章，提出“四人帮”和林彪的“假左伪装”。这表明，跟当时所说的“极右”已经有所不同，把“左”提了出来，尽管称之为“假左”。很巧，恰恰也是在10月14日——五年前的这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龙岩”的那篇文章。 《人民日报》很快受到来自“上面”的批评。 1978年3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黑龙江为1972年“龙岩”批“左”翻案的文章。借助于旧事重提，《人民日报》透露了今日也应该批“左”之意。 《人民日报》为此又受到了来自“上面”的批评。 但是，后来《人民日报》还是发表了《评“四人帮”的极左》一文，对“四人帮”的极左实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这才使“上面”不再提“四人帮”是“极右”了，而改为提“假左真右”。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之下，这才最后论定了“四人帮”的极左本质。这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