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与毛泽东的故事 华国锋与邓小平的故事
新之助 2015-12-28
华国锋
华国锋作为毛泽东时代的最后一个政治音符，已在中国政治旋律中消声，他集喜剧和悲剧于一身的经历却给人们留下了无尽遐想。当他在位时，人们对他的评价往往是由人及事；而在他离任后，人们的议论则往往是由事及人。
华国锋与毛泽东
1951年，华国锋调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湘潭是毛泽东的故乡，华国锋当上了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这一历史机缘必然会引起毛泽东对他格外的注意和栽培。
1955年夏天，毛泽东第一次注意到了华国锋的名字。那一年的7月，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华国锋在学习了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后，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写出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等三篇文章，这些带有浓郁湘潭乡土气息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并使得他记下了华国锋这个名字。1955年秋，毛泽东来到湖南视察，在长沙第一次接见了担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面相忠厚的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老实厚道、忠诚可信的印象。在此之后不久，毛泽东破例邀请华国锋列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并让华国锋在全会上介绍了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
1959年6月下旬，毛泽东又来到湖南，在长沙约见了已担任湖南省副省长但仍兼中共湘潭地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这一次毛泽东回到了阔别三十二年的故乡韶山冲，华国锋名列在陪同的领导干部之中。同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问题牵连到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中共中央调湖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任周小舟，毛泽东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湖南省委的当权派，华国锋也受到冲击、揪斗和抄家，因毛泽东和周恩来保了他，他便很快被“解放”，先后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0年11月，当选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并任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跟斯诺谈话时告诉斯诺，他的家乡湖南省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人物也出了几个。第一人便是湖南省委现任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
华国锋当时才四十九岁，毛泽东却亲切地称他为“老人”。毛泽东口中的“老人”，绝不是指的年纪，而极可能是指华的品德和在湖南工作的历史。但不管怎样，毛泽东称华国锋为“老人”，表明了毛对华的特别关注和信赖。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月21日和28日，毛泽东先后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年4月7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中共党内从来没有过明文规定设“第一副主席”。这样，刚由政治局委员上升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便名列在王洪文、叶剑英之前——周恩来生前所处的位置。
华国锋与邓小平
1976年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据叶剑英侄子叶选基在《叶剑英力促邓小平复出》一文中讲，当邓小平女婿贺平（邓榕丈夫）在粉碎“四人帮”之次日“飞车”赶到邓家报告这一特大喜讯时，邓小平及全家都无比兴奋，邓向他们解释了“厚重少文”的周勃、陈平的典故，说华（即华国锋）这人好，选对了，并感叹地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10月10日，还处于软禁中的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亲笔信，表达自己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拥护和激动心情。有人责备华国锋，对邓的信没有立刻作出反应。也有人说，叶剑英在为邓小平的复出尽力，而华国锋却阻挠邓的复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生前下的决心，华国锋怎么能在毛泽东逝世刚满一个月就宣布停止批邓、恢复邓小平的一切职务？毋庸讳言，华国锋当时在对待邓的问题上是持非常慎重的态度的。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对解决邓小平问题有他自己的步骤：
1976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允许邓小平看文件。
1976年12月25日，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谈到1977年的任务时没有再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7年初，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社论，也没有再提“批邓”。
1976年12月初，邓小平前列腺病发，到301医院治疗。当邓小平还在301医院疗养之际，叶剑英在玉泉山九号楼就不止一次地向华国锋提出，要邓小平重新工作，华均未反对，只表示，“要做党内外转弯工作，水到渠成。”为邓出院后的住处安排，华提出为了安全，安排在靠近叶的住处，住进西山二十五号楼。可见，华对邓还是善意和关怀的。
在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复出成为争论的话题。3月14日，华国锋在会上公开表态：经过五个多月揭批“四人帮”，解决邓小平同志问题，条件逐步成熟。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华国锋继续说，“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他在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同年5月3日，经华国锋批准，以中共中央名义，将邓小平4月10日的这封信连同他在1976年10月10日写给华国锋的信一起转发给全党。这应该说是华国锋为邓小平复出创造的最有利的条件，也是所作的最好的准备。至于邓小平没有马上复出而等待了一段时间，很明显，是华国锋和中央高层的策略考虑。
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在其口述历史中讲，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
1977年7月16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恢复了邓小平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