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曾理想从事的职业是什么？
浅草 2015-11-09
毛泽东
翻开合订本，跃然纸上的都是熟悉的名字：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还有湖北籍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他们以笔为枪，为革命大义而战斗。
1923年夏，青年毛泽东热衷时评
1923年7月11日至8月29日的50天中，毛泽东以“泽东”、“润之”为笔名，先后撰写了《北京政变与商人》（1923年7月11日第31期见报）、《省宪经与赵恒惕》（1923年8月15日第36期见报）、《英国人与梁如浩》（1923年8月29日第38期见报）、《纸烟税》（1923年8月29日第38期见报）四篇共计5000余字的时评。
这些时评少则七八百字，多则两千余字，分析独到、见地深刻。
《北京政变与商人》，被认为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篇目。文中说，“这次政变发生了，惊动了老不注意政治的商人忽然抬起头来注意政治，这是何等可喜的一个消息。”“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国民历史的使命。”初步阐发了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思想。《省宪经与赵恒惕》从当时《民国日报》报道的赵氏花钱请民众游行维持省宪的事入手，揭示赵恒惕惨杀劳工、向商人勒捐、向农民提征田赋的行为，文中说，“我们历来反对联省自治，因为他不是联省自治，乃是联督割据；我们历来反对军阀烂政客假窃名义的省宪，因为他不能做人民的保障，反做了军阀烂政客争权争利的保障。”
毛泽东或痛斥，或抨击，或疾呼，笔调辛辣凌厉。《省宪经与赵恒惕》这样结尾：“赵恒惕这样万恶不赦的东西，居然还在那里假借名义大吹大擂‘护宪’，真不怕羞死湖南人！”
《纸烟税》嬉笑怒骂：“中国政府的‘阁议’，真是又敏捷又爽快，洋大人打一个屁都是好的‘香气’，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阁议就把禁棉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送纸烟来，阁议就‘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纸烟税’，再请四万万同胞想一想，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账房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英国人与梁如浩》开宗明义：“威海卫交涉现在逼着要签字了。除了山东人，全国国民并没有何等表示，这到底是什么缘故！难道国民忙于收还旅大运动就忘记了收还威海卫运动？还是国民只知恨日本不知恨英国；只知日本帝国主义是侵略中国的，不知英国帝国主义之侵略中国是比日本帝国主义更要厉害的？”
4篇时评，我们看到一位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忧国忧民、嫉恶如仇。
1926年、1927年，毛泽东将目光聚焦于底层农民
另外两篇调查报告，则展现出青年毛泽东脚踏实地、心系群众的赤子情怀。
很多人以为江浙两省是富庶之地，毛泽东实地考察，“证明江浙农民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太平富庶无多痛苦的农民了。”《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1926年10月25日第79期见报）说，“农民辛勤半载，落得两手扑空，此时地中仍是积水片片，二麦播种无期，怨声载道，莫不表现一种忧惨愁苦的状态。”
1927年3月12日第191期见报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的名篇。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34岁的毛泽东32天步行700多公里，深入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五地，采访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乡绅等，形成了长达1.7万字的报告，客观评价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明确指出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
报告中，毛泽东笔触遒劲有力，行文气势磅礴——
很奇怪，南昌方面传来消息，说蒋介石、张静江诸位先生的意见，颇不以湖南农民的举动为然。湖南的右派领袖刘岳峙辈，与蒋、张诸公一个意见，都说：“这简直是赤化了！”我想，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很短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革命的路口迅跑……
被称为级别最高的记者
1921年初，毛泽东在新民学会讨论“会员个人生活方法”时说：“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可见，当记者曾是青年毛泽东的理想之一。
从青年时代主编《湘江评论》开始，到后来成为领袖人物，毛泽东为党的传媒写过大量社论、政论、杂感。解放战争期间，新华社播发的《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别了，司徒雷登》《将革命进行到底》《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名篇，都出自毛泽东之手。因此，毛泽东也被称为“级别最高的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