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扒聂隐娘：刺客还是侠客？
浅草 2015-09-24
刺客聂隐娘 海报
原作者尚存争议的唐代传奇《聂隐娘》顿时为人们熟知。在其问世的一千多年时间中，这篇充满魔幻与暴力色彩的传奇最近一次被集中关注，还是20年前现代武侠小说为文学研究者们所追捧的时候，聂隐娘作为黄蓉、小龙女们的鼻祖之一不时被各种论著提及。今天这位唐人笔下的奇女子终于不再作为背景与偏裨，而成为大银幕上的主角为书斋外的大众所熟知。
聂隐娘的第一属性：女性还是杀手？
中国文学自诞生之初就开始了对女性的书写。在纸张出现前的许多个世纪中，《诗经》《楚辞》的作者就在竹简与绢帛之上，歌咏着贵族少妇的螓首蛾眉与山中仙子的含睇宜笑，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投下一晕柔和瑰丽的背光。经过汉代乐府与魏晋诗赋的“并因触类、广其辞义”，一千多年中累积的女性意象到唐代已经极为丰富并逐渐模式化，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元素。在那些希图通过才思与辞藻博取功名地位的士子心中，“长干”的纯情与“长门”的哀怨、“采桑”的曼妙与“采莲”的旖旎皆如同元素周期表一样精密，能够按照复杂的规则组合出不同的美人图景。伟大的唐代诗人们无不擅长描写女性，李白对名花写妃子的事迹固不待说，即便杜甫这样没有任何绯闻的正统儒者也不乏《丽人行》《佳人》之类的名篇；无论是“翠微盍叶垂鬓唇”“珠压腰衱稳称身”的白描还是“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的写意，老杜笔下的美人较之齐梁的前辈与晚唐的后学一点也不逊色。随着传奇的日渐兴起，叙事文体中更加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使得李娃、红拂、无双、霍小玉这样的女性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并成后世戏剧创作的重要资源。如果将描写女性的篇章排除在外，唐代文学的光芒是否还能同样耀眼，这是值得怀疑的。
然而，在唐代文学塑造的诸多女性形象中，聂隐娘绝对是一个异类。在原始文本中，没有提到她任何外形与容貌信息，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使她在无数以美貌著称的女性中脱颖而出。她的舞台并非侯府的花园或平康的曲巷，魏博节度使授予她正式官职，并视其为最可信赖的核心僚属之一。在与武夫、割据者相处周旋的日子中，并未有一位男性对她表现出亲近、爱慕或亵玩的态度，就连其生父聂峰对她也是诚惶诚恐。她的专长并非文学、音乐、舞蹈或者女红，而无论其早年被神秘僧侣驱使夺命的经历，还是脑中藏剑、药水化尸的奇异本领，甚至与战国壮士聂政相同的姓氏，都使得聂隐娘的身份特征稳定地指向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名词：刺客。
之所以使用“刺客”而非“侠客”来界定聂隐娘的第一属性，乃是因为“侠”本身是中国文化中一个复杂的存在，其内涵随时代不断演化。但无论如何，聂隐娘身上并未表现出“侠”的某些最基本特质：在某种意气、理念或价值观的驱使下特立独行、快意恩仇。唐代传奇中的“侠”为数不少，他们中很多都是以女性保护者与援助者的身份出现。《无双传》中的古押衙舍命救出蒙冤入宫的无双并成全其与恋人王仙客的爱情；《霍小玉传》中的黄衫客激于义愤惩罚了对霍小玉薄情的李益；甚至《柳毅传》为侄女打抱不平、力吞泾河龙子的钱塘君也可以算作此类。在这些故事中，女性无疑都是作为被侮辱被损害的弱者出现，“侠”的正义性由此体现。聂隐娘显然不需要侠客来“保护”，身怀绝技的她有保护别人的能力，但并没有保护弱者的意图。她少年时刺杀大官，乃是无条件执行神秘女尼的意志，彼时其于身心都不自由。刺杀陈许节度使刘悟，乃是受府主魏博节度使之命，这种纯“鹰犬”行为与荆轲等人大异其趣。后来之所以临阵改辙、弃田投刘，也并非因为后者是忠节义士，只是因为刘悟动用未卜先知的“异术”率先识破聂隐娘身份，这本质上是对强者的服膺。
在古典文学基本为男性观点所把持的语境中，女性的形象特质主要通过能够吸引男性热情的容貌与合乎男性关心的精神予以体现，并不可避免地与性、爱情、婚姻或家庭发生联系。从这个意义出发，原始文本中的聂隐娘几乎不具备女性的一般特质，如果将其性别加以置换，这篇早期小说的整体意蕴并不会发生根本改变，“聂公子”可能仍然会以奇诡的事迹与卓异的本领在文学史上获得一席之地。聂隐娘的第一属性，实在是刺客而非女性。
推崇刺客：传统与时代力量的交织
唐代是一个开放而富于朝气的时代，各阶层的尚武精神十分浓厚，流风所及，女性亦有颇受影响者，杜甫笔下善舞剑器的公孙大娘就是一例。唐人的“尚武”精神一方面可在体制内予以发扬，如在后世一般被认为是最高文官的宰相其实经常恭临战阵、带兵征伐，文人中有“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想法的不在少数。另一方面，在体制外仗剑而行也是一种不小的诱惑，至少在精神层面如此。在诸多“仗剑而行”者中，刺客显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
“杀人偿命”，大抵是各种文明在诞生之初就开始普遍遵循的规则。因此在数千年岁月中，无数充斥着血腥与残忍的刑事案卷被见怪不怪地摒弃于历史之外，但几乎所有的史学家都会对一种特殊的谋杀活动给予极大的关注，那就是带有政治目的的刺杀。恺撒被刺加速了“罗马共和”的终结、斐迪南大公被刺导致了一战的爆发，西方历史的几个关键转捩点，往往与刺杀活动密切相关。
中国历史中也不乏这样的事例。在春秋末年吴国的政治倾轧中，流亡者伍子胥一手策划了对吴王姬僚与公子庆忌的两次刺杀，一系列著名人物以此为起点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吴王阖闾、孙武、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范蠡、文种、西施。正因为刺杀活动成本低而效果显著，故在历代始终被视为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晋文公重耳在流亡期间，曾经遭到宦官寺人披的两次刺杀，始终疲于奔命。汉光武帝剿灭西部两大割据势力的战争中，主将来歙、岑彭阵前被刺，对统一大业造成了极大的麻烦。清末民国，不但革命党人与国民党人仍然热衷于此，甚至上海时期中共特科的某些负责人也主张实施广泛的刺杀，后经周恩来的“约法三章”才使刺杀活动严格限制于“锄奸”。可以说，刺杀活动退出中国政治舞台，不过是十分晚近的事。
面对源远流长的刺杀活动，中国史家除了客观记述相关事件的因果外，有时其兴趣点更在于刺杀活动的执行者：刺客。因此，鱼腹藏剑的专诸与破家断臂的要离一起被太史公以极大的敬意请进了《刺客列传》，从而获取了与王侯将相并列甚至更为显著的历史地位。在汉代画像石中，荆轲刺秦王已经成为常见题材，荆轲的形象被刻画得十分高大英武。中古时代，国家一方面不断打击“游侠”这个刺客出身的主要阶层，另一方面刺客的某些行为方式则被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精英阶层所效仿。“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在其长诗《长安古意》中描写贵族少年的行为，有“挟弹飞鹰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桥西”的句子，“探丸借客”是《汉书》中的典故——游侠们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刺杀任务——肆意而轻率的刺客行径，诗中还用“御史府中乌夜啼，廷尉门前雀欲栖”来反映执法部门门庭冷落，炫耀似地暗示刺杀行为不受惩罚。卢照邻诗中已完全看不到太史公笔下舍生取义、一诺千金的道德力量，体现出一种激于感官的暴力趣味，并且与对权势的崇拜相交杂，可以说具备了与某些香港黑帮电影相类似的审美态度：一俟暴力显示出致瘾品的强烈诱惑，正义的外衣也就显得多余。
然而，仅从中国文化中“刺客情结”的内在理路入手，恐怕尚不足以说明充满暴力要素的聂隐娘何以在唐代后期出现，必须结合当时独特的社会环境才能真正了解这一点。唐代后期，“藩镇割据”与“宦官专权”、“朋党相争”并列为三大痼疾。藩镇的前身是唐玄宗时代边疆逐渐做大的各个节度使，“安史之乱”后发展为遍布全国的一种军、政、财权合一的地方控制机构。藩镇与唐王朝中央的关系并不一致，有的藩镇始终忠诚于中央、为中央提供税收财富，有的为中央拱卫要地、确保首都安全，但同时也有相当一批藩镇常常与中央敌对并保有事实上的独立。这一类割据的藩镇多聚集于河北，聂隐娘家族世代为官的魏博镇就是其中的代表。
魏博镇的创始人田承嗣原本是安禄山、史思明的部将，后投降唐朝，于公元763年被封为魏博节度使，统治今河北南部、山东北部以及河南的部分地区。魏博镇是一个父死子继的割据政权，虽然名义上仍接受中央所授之官职，但实际经常挑起针对朝廷与周边藩镇的事端。其最为显赫的“事业”，乃是第二任节度使田悦在唐德宗即位初勾结诸镇发动“建中之乱”，使唐王朝遭遇安史之乱后的最严重危机，唐德宗逃出长安，国祚几乎灭亡。由于与中央的分离以及长期以来史家所秉承的负面看法，传统史籍对魏博镇的详细记载不多，从中仅知道这里士兵占总人口的比例高得惊人，耕田者仅余妇孺老弱，而节度使的废立则掌握于其精锐卫队“牙兵”之手。近年来通过对零星石刻材料的研究，史学界逐渐勾勒出河北藩镇社会的基本面貌：一个以职业军人集团为核心的斯巴达式社会，一个因西方、北方少数民族大量定居而具有浓厚异域风情的独特文化圈。
当以考取进士为代表的尚文之风在长安、洛阳逐渐成为主流时，对武力甚至暴力的崇尚仍是河北地区的主流风气。在唐代，胡人本来就是魔幻与想象力的渊薮，那么胡人聚集的河北，其文化色彩自然与正伴随着“古文运动”经历着儒学复兴的中原迥不相侔，将不可思议的异术安排在这里更符合大多数人的想象。弱肉强食、好勇斗狠，威猛而近乎残忍、神秘而近乎怪异，当时士子对于河北藩镇的这些想象都在聂隐娘的形象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更不用说藩镇在事实上确实有蓄养刺客的习惯。公元815年，宰相武元衡死在长安的大街上，凶手是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派出的刺客。由此可知，中国文学中的刺客传统，构成了聂隐娘形象的底色，而尚武的时代气氛以及河北藩镇奇异的文化特征，又为这位魏博大将之女打上了几许带有魔幻效果的时代投影。
聂隐娘的同行：唐传奇中的女性与刺杀
几乎在《聂隐娘》出现的同时，一篇与其极其相似的传奇《红线》也被创作出来。主人公红线是潞州节度使薛嵩的侍女，文武兼备、通晓异术。时魏博节度使田承嗣训练精锐，有觊觎潞州之志，红线因之大施异术，星夜潜入魏博并于田承嗣枕边盗得供神金盒，以此实施威慑，从而使田承嗣不敢造次。《红线》与《聂隐娘》长期被视为姊妹篇，其中共同出现的魏博节度使都以较负面的形象出现，反映出唐人对这个强大藩镇的忌惮之情。不过，红线比聂隐娘的血腥暴力色彩明显要少许多，其夜盗金盒的行为明确具有“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的道德动机，显示了维护大一统格局的意识形态背景。虽然红线没有从事刺杀活动，但她完全拥有行刺的能力。
聂隐娘与红线演出“藩镇恩仇录”的同时，另一类唐代女性刺客的故事也在上演，这就是《唐国史补》《义激》《原化记》《集异记》等文献中共同记载的“侠女复仇记”。这些故事详略不一，但皆有如下共同情节：一位普通士子邂逅一位美丽女子，女子主动委身，双方遂结为夫妇，后生子持家，琴瑟和睦；唯女子日常喜独居，行踪莫测。一夜，女子手持一囊以示其夫，谓其中是仇人首级，数年之大仇终报。趁其夫尚在惊恐中，女子斩断幼子头颅，瞬间不见。
相对于聂隐娘、红线负有政治使命并以“异术”制胜，这些复仇的女刺客主要还是靠计谋、武功达到目的，其动机也是个性化的。官修史书其实证实了这种神秘的复仇确实存在。《资治通鉴》记载，唐高宗永淳元年，酷吏谢祐希“与婢妾十馀人共处，夜失其首”；很多年后一个偶然机会，人们发现谢祐希首级被仇家做成痰盂保存，大家方明白当年谢之头颅为刺客所取。可见“侠女复仇”事未必尽是杜撰，尤其是最早记载其事的《唐国史补》，出于唐宪宗朝翰林学士李肇之手，具有很高史料价值，不能仅当文学文本视之。
“侠女复仇”的故事读来惊心动魄，但其中“杀子”一节似太过残忍，《原化记》认为其“杀其子者以绝其念”，是为了突出侠女决绝、断然的态度。唐人歌颂意志的坚定是否一定不能容忍恻隐与温情呢？其实《聂隐娘》的原始文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聂隐娘早年为神秘女尼控制时，一次针对酷吏的刺杀活动推迟很久方告结束，女尼询问，聂回答：“见前人戏弄一儿，可爱，未忍便下手。”女尼大怒，训斥曰：“以后应先断其所爱，然后决之。”但聂隐娘终究并没有诛杀无辜儿童。这隐含两种道德品质相冲突时的人性拷问：坚定的信念发挥到极致常常伴随着残忍，但人性中无可磨灭的亲情、怜悯常常使当事人面对巨大的困惑乃至痛苦。
无论是“藩镇恩仇录”抑或“侠女复仇记”，唐代文学中女性的刺杀活动给了后世以很大的改编与发挥空间，这里不能不提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集大成者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名篇《侠女》直接改编自唐代的“侠女复仇记”，蒲老先生对其中“不合时代精神”的地方进行了改动。一方面，《聊斋》版侠女不肯嫁给收留她的顾生，认为“相报不在床笫”；但另一方面，侠女有意将生子作为报答顾生收留之恩的手段，两次私相幽会为顾生诞下一子。当仇人已诛、行将远去之时，侠女郑重将婴儿托付给顾生，并预言了此儿日后光宗耀祖的未来。蒲松龄的改动，符合了理学与宗法氛围下对女性品德的某些期待。同样由于时代变化，“藩镇恩仇录”已不能为清代读者所欣赏，但《聂隐娘》中的某些桥段则被蒲松龄借用到其他类型的作品中。作为王祖贤《倩女幽魂》电影三部曲所依托的原始文本，《聊斋志异》中的《聂小倩》是一篇典型的神怪小说，但其中燕赤霞在金华兰若中以神剑夜搏妖物之场景，无论描写方式还是情节安排显然受到聂隐娘大战精精儿、空空儿的影响，各位看官如有兴趣自可比看。至于聂隐娘的折纸为驴之术，则被蒲松龄笔下的白莲教美人“小二”继承，并进而升级为折纸成鸢乃至折纸为阴曹判官之术。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中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虽然丰富，但大多于先秦两汉已经奠基，后世原创并不算多。女刺客，恐怕是唐代文学在女性形象方面的两大原创之一（另外一种是飘渺风流、尽态极妍的女道士，韩愈的长诗《华山女》与李商隐的许多朦胧诗中是其代表）。虽然除了托婚栖身、杀儿绝情等要素，这些女刺客其实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女性特质，但她们毕竟使中国文学中源远流长的刺客与剑侠传统不再是男性的禁脔。相对开放的文化氛围、女性对社会生活较高的参与度、时代的尚武精神，都是女性刺客形象在唐代出现的重要原因。后世，这类形象不断丰富，逐渐向我们熟悉的“女侠”形象靠拢，并借现代艺术形式特别是电影电视之力成为国人审美趣味中的重要元素。只是当我们欣赏着绣像小说中十三妹的矫健婀娜、京剧舞台上穆桂英的英姿飒爽以及教科书里秋瑾女士和服倭刀照的威武刚毅时，刺客聂隐娘们的身影反而已经朦胧不清。
关键词: 聂隐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