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于北京。周恩来的侄子、86岁的周尔鎏先生在他的新书《我的七爸周恩来》中,有一段周尔鎏与邓颖超的对话,其中邓颖超向他透露了周恩来总理的死因。
“其一是‘文革’期间,众多的重要干部包括国家副总理在内,相继落马,被罢免职务,遭受迫害,处理国家政务的担子主要落在总理身上,长期过度身心疲劳,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
其二,没有得到及时的手术治疗。在确诊为患膀胱癌的时候,成立了一个治疗组,王洪文为治疗组长,治疗组的意见是暂时不向七爸(周恩来)透露病情真理,进行保守治疗。
周尔鎏在书中提到:“1974年的这次谈话,七妈(邓颖超)避开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秘密地打电话约我个别见面。她用了很长的时间让我详尽地汇报‘文革’以来我的遭遇和表现,看来她对我的情况早就有所了解。”
周尔鎏向邓颖超谈到康生和
江青后,
邓颖超说道,“至于你提到
康生,他称外事口的工作不仅是‘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少),甚至无限上纲为‘三降一灭’(投降帝国主义、投降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你说他将矛头除明显指向
王稼祥同志外还指向七爸这是对的。‘四人帮’也是这样,我们没法跟别人讲,这次就要跟你讲彻底。江青她就是反你七爸的,看来是狼子野心,有点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意思。”
“总理已染重病在身,居然还受到这种恶毒的污蔑和攻击,你作为侄儿并且一度是外事口的干部,对你七爸非常了解,对这样极不公正合理的遭遇当时是会感到义愤的。其实不仅如此,这不幸的遭遇也可能会降临到你和你的家庭,这也是七爸让我再次特地召见你的原因之一,希望你预作最坏的准备……北京的形势如何,七爸的病情如何发展都很难说。”周尔鎏在书中回忆邓颖超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