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条英机

　　东条英机1884年12月30日出生于岩手县的一个武士家庭。在其出生后不久，便举家迁往东京。其父东条英教中将是日本陆军大学第一期首席毕业生，德国梅克尔少校的得意门生。参加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著有兵法《战术麓之尘》。因受军队的长州藩排挤，不得志而死。东条英机是家中的长男，但事实上，他是东条英教与妻子德永千岁所生的第三个儿子，前面所生的两个孩子都因为生病而夭折了，东条英机这样才成了家中长子。东条英机的名字是祖父东条英俊取的，其中“英”字是按东条家谱排下来的，“英机”在日语读音中是特殊的前训读后音读的念法，据说这样取名，能驱灾避祸，使孩子健康成长。

　　东条英机出生在一个军人世家，受家庭氛围熏陶，他很早就渴望当一个军人，能为天皇效忠，驰骋疆场，飞黄腾达。少年时代的东条英机曾先后就读过东京四谷小学、学习院小学部、城北中学、东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和陆军中央幼年学校。东条英教为了培养儿子的武士道精神，专门请人教东条英机学习“神刀流剑舞”。虽然东条英机对念书不用功，但对这种剑舞却很热衷，练习得很刻苦，进步很快。练了一些武术之后的东条英机更把学习抛到脑后，常在外边打架，有“打架王”的绰号。如果打输了，东条英机也倔强地不肯认输。他小学院时期的老校长深井鉴一郎回忆起当时的东条英机时曾说：“东条君可真个是属于好打架这一窝的。要论成绩，是排不到前一二名的，可是论顽强和不服输，那确实是属第一的。”

　　教育这个不肖之子成为效忠天皇的“有用之材”，东条英机的父亲也颇费了一番苦心，效果却不甚了了，他学习仍不长进，但这种情况后来却“一夕之间”发生了变化。1899年，东条英机进入东京地方陆军幼年学校学习。他是该校第三期的学生，另一个侵华大战犯土肥原贤二是他的同学。进入军校，东条英机父亲为榜样，渴望成为“效忠于天皇的合格军官”，为日本“征战建立功勋”。他身材短小、行动敏捷，打架很厉害，但学习成绩还是不好。

　　不过，在东条英机升入二年级时，却突然开始拼命用功学习了。这个意外的转变，据说是因为有一天，他一个人跟好几个同学打架，自然被别人群起而攻之，打得遍体鳞伤。经过这次的惨败，他想：“力气再大，只能对付一个敌人，要战胜众敌，还得靠学问。”于是，他像换了个人似的，开始奋发用功起来。

　　在陆幼学习三年之后，1902年9月，19岁的东条英机进入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学习。由于当时正值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野心。东条英机在学习期间，就感受到日本国内对侵略中国得逞的“狂喜”。日俄战争爆发前后，日本国内更是举国动员，日本政府积极加紧扩军备战，军界则猖狂叫嚣，对俄“复仇”，准备与沙俄大战一场。培养军官的各级军事学校，为侵略战争服务，相应地实施“战时教育方针”，一面缩短了学制并加紧教育和训练，一面极力向学员灌输军国主义侵略思想。

　　1904年的日俄战争，对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而言是“命悬一线”的关键一战。而恰恰在这时，东条英机由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升入陆军士官学校。战时体制下的陆军士官学校自然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四平八稳地进行为期两年的学习与训练了。为了排遣心中郁积的蠢动，利用星期天午后的半天假，东条英机经常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到士官学校后面的市谷台高谈阔论。站在市谷台的山坡上，他们迎风眺望远方，在脑海中演绎着日俄战争的炮火烽烟；坐在石台上，捧一杯苦茶，耳听萨摩琵琶苍凉的《川中岛》、《城山》乐曲，他们似乎感受到了战场上位于东京市谷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硝烟扑面而来……每到了此时，东条英机便会跳出来向大家展示他那套并不十分专业的“神刀流剑舞”。众人的阵阵喝彩使东条英机忘乎了所以，极度的亢奋使他完全陷入对未来的狂想而不能自拔。

　　毕业前夕，300多名身穿陆军少尉军服、腰佩长剑的第17期陆军士官生来到了日本皇宫，接受走上战场前的最后一次军国主义灌输。在振天府前，这些死心塌地要为军国主义效忠的年轻军官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他们发誓要为天皇而死。同学中一个名叫安井的一席话道出了东条英机的心声：“参观了振天府，世上已再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做天皇陛下的御盾，在满洲的土地上粉身碎骨也心甘。”在毕业分配上，先被分到陆军第3师团的东条英机被“幸运”地临时抽调到了新编第15师团。这是一支即将开赴日俄战争前线的部队。然而，东条英机盼望已久的这一“机会”却来得太迟了。1905年4月，日俄战争已胜负分明，日军在夺取了奉天会战的胜利后，俄国已成强弩之末。东条英机只是作为一名守备队员度过了他梦想已久的第一次出征。从日俄战场返回日本后，东条英机重又回到陆军第3师团。在那里，他娶妻、生子……不甘寂寞的东条英机只得在平平淡淡中打发着庸常的日子，这对于像他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军国主义狂热分子来讲简直是一种“煎熬”。1915年，东条英机从日本陆军大学第27期毕业时，已经31岁，距离他走出陆军士官学校整整10年。

　　毕业后，作为精英分子的一部分，东条进入了陆军省实习，接着外放任日本驻德国大使馆武官，正好碰上裕仁皇太子游历欧洲，接见驻欧洲各地日本武官，在闲院宫载仁亲王等皇族前辈名将的引见下，以永田铁山为首的青年军官向皇太子宣誓效忠，发誓铲除军内长州阀元老势力，清除政党势力对皇权的干涉。随后巴登巴登三羽乌（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和冈村宁次）拟定了计划大纲。作为在巴登巴登的第四个人，东条英机当时负责在门外放哨。1921年夏天，他到德国游览，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长时间接触非亚洲环境，年底在参观完华盛顿会议后，他匆忙的乘火车穿越美国，返回日本，他对德国的印象比对美国深，这可能是因为他懂德语而不懂英语的缘故。

　　回国后东条又先后当过陆军大学的教官、陆军省军务局参谋等职，在军队中秘密发展横向联络。1929年8月任步兵第1联队联队长，1931年8月任参谋本部整备局动员课大佐课长，“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各政党对军部所持放任态度不满，东条英机马上对政党发表的不利于军部的言行进行了“调查”，指控这是“挑拨军民关系”。

　　1933年3月，东条英机被任命为陆军少将，同年11月任军事调查部部长。而当时的军务局长正是永田铁山。作为东条英机的学长，他以其对日本社会的洞察力，曾说过的一句影响东条一生的话：“东条是将来肩负日本陆军的人物。”当时，在日本陆军，永田铁山以其聪慧被誉为军中第一大脑，而且政治能力很强，是统制派公认的老大，是众所周知的“肩负着日本陆军未来的重头人物”，能对东条这个报名三次才考上陆大的平凡人物作出如此高的评价，足以使东条英机感激终生。

　　然而，永田铁山却并没有成为对东条英机后来的平步青云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对于东条英机其人，日本陆军内部对其的看法可谓毁誉参半。以永田铁山为代表的一类人对其行动能力极为看重，但同时更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其思想能力提出过质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被誉为日本第一军事家的石原莞尔。在石原莞尔的眼中，东条英机不仅无德无能，甚至连相貌都令他不能忍受。在背地里，石原说东条的坏话可谓司空见惯，什么东条只能保管十挺机枪，超过十挺就无能为力了。石原莞尔曾当面称已经晋升为陆军中将的东条英机为“东条上等兵”，引得听到此话的人无不忍俊不禁。日本陆军的元老级人物宇垣一成在日本战败投降后曾经回忆说：“提起东条，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动不动就拿出笔记本不停地记这记那，根本就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人竟然也能当上一国的总理大臣。”看来，石原莞尔的“东条上等兵”并非没有知音。

　　1934年3月，东条英机在军事调查部长的位置只坐了四个月，便被调到陆军士官学校，随后又先后任职于步兵第24旅团和第12师团司令部。几经异动后，东条英机最终只落了个闲职，特别是到了第12师团司令部后，他已经到了无人关心其上不上班的地步，甚至连办公桌都未给他安排。1935年9月，陆军部人事局长后宫淳，东条英机在陆军幼年学校时代的校友力荐东条出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而东条英机正是以此为跳板开始了他向日本法西斯最高权力中心的冲击。

　　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尽管并不是什么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对于东条英机来说无疑是很重要的。“不鸣则已，一鸣必惊人！”51岁的年龄，对东条英机也对自己发出了警告，他必须让陆军高层注意到他的存在，让天皇知道陆军还有一个名叫东条英机的“实干家”。后来有个评论家说道：“被踢出东京到关东军，对东条来说，就像一个人掉进阴沟而捡到一块金表一样。”

　　日本以武力强占我东北后，为了实现对伪满洲国的所谓一元化统治，于1932年便出台了所谓的《八八》决议，随后又于1934年将日本驻伪满洲国的机构进行重新整顿。自此时起，关东军实际上掌控了伪满的政治、军事、外交以及经济大权，关东军司令官也就成了太上皇。东条英机所任宪兵司令官一职，按照规定同时兼任日本驻满行政事务局长的要职。东条英机到任后，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扶植自己的党羽。在此之前，关东军宪兵队仅仅是一个编制仅200人左右的队伍。这点微不足道的力量，当然无法满足东条英机的需要。于是他迅速从日本本土、台湾以及朝鲜等地调集了一批得力干将，并为他们在宪兵队里安排要职，在短时间内培植了对其忠心耿耿的亲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关东军宪兵队便猛增到1000多人，并在东北各地下设了宪兵队、分队和派出所，编织了一张由他所控制的势力网。

　　与此同时，东条英机还通过实施警宪统一，既扩大了宪兵队的实力范围，又解决了多年的棘手问题。在当时的伪满洲国，实际上存在着三个系统的警察组织，即伪满民政部的警察、日本领事馆的警察和关东厅的警察。围绕着废除治外法权的问题，持反对观点的关东厅警察和持促进观点的领事馆警察之间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面对这一局面，东条英机不容分说，断然决定将两部分警察统一置于宪兵司令部的指挥之下。东条英机的这一“剃刀”作风，使得关东军内部许多对他持怀疑态度的人受到强烈的震动，他也通过此举大大提高了在关东军中的“威望”。为进一步树立威信，加强对宪兵队的控制，东条英机还向全体宪兵队员发出“要忠于职守”的训示，同时还特意将自己的肖像贴在印刷的训示上。一时间，东条英机的肖像贴遍了伪满宪兵各分驻所的墙壁。

　　1937年，日本蓄意挑起卢沟桥事变后，在军部中央形成了强硬派与谨慎派两大派别，前者以陆军大臣杉山元、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及参谋本部第3课课长武藤章等为代表，后者则以参谋本部第1部部长石原莞尔、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等为代表。两派对时局的分析迥异。强硬派认为，中国已是不堪一击，只要日本一出兵，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其征服，正是最好的时机。而谨慎派则坚持认为，时机尚不成熟，由于日本须全力准备对苏作战，如贸然发起对中国的大举进攻，有可能泥足深陷，这样不仅不会取得良好的作战效果，同时也有可能使对苏作战处于被动地位。

　　在两派的论战中，一开始是谨慎派略占上风。但是，由于当时的近卫文麿内阁在大政方针上摇摆不定，因此军部很难达成协调一致。在近卫看来，两派的说法都有道理，他既想接受陆军内部的强硬论，趁势向华北增派兵力，又不想扩大事态，希望通过和平交涉解决问题。就近卫的本意来看，他的如意算盘是既想伺机进攻中国，又不想使事态过分扩大，更不愿因此而影响到对苏作战，最好是鱼和熊掌能够兼得。武藤章及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等中坚军官正是看透了近卫的这一心理，遂反复向其灌输主战理由，声称进攻中国不仅不会使事态扩大，相反还会有利于日本巩固在满蒙的权益，从而使日本更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苏作战当中去。

　　察哈尔作战计划从8月份正式执行。这次的作战计划由关东军作战参谋绫部桔树制订，东条英机亲自带领察哈尔兵团执行。由于东条英机担任指挥，所以这个兵团也被叫做“东条兵团”。该兵团是关东军本多旅团、筱原旅团、酒井旅团和堤支队分别抽出部分兵力组成的混成旅团。8月19日，东条英机在张北设立了混成旅团司令部，便于临近指挥。东条英机采取惯用的“闪电战术”，沿平绥线依次进攻南口、居庸关、怀来和张家口等军事要地。这一地区的中国国民党军队约3万余人，而东条兵团则只有几千人。但由于中国国民党军队抵抗决心不足、守备虚弱。日军凭恃机械化武器装备疯狂进攻，中国国民党军队不得不节节退却。8月22日，张北守军国民党军刘汝明部被击溃。29日，张家口失守。张家口的失守，使得在南口一线抗击日军的中国国民党军队汤恩伯部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危险。于是，只得收缩防线，随着张家口和南口阻击战的失败，察南地区再无屏障，日军轻轻松松地将察哈尔全省纳入其控制之下。

　　1938年5月，鼓吹三个月结束中国事变的陆相杉山元被赶出中央，由板垣征四郎取而代之，东条英机也取代梅津美治郎担任陆军次官。1938年11月初，近卫文麿首相提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口号，这实际就是日军独霸东亚的宣言。升任陆军省次官的东条英机“废寝忘食”地为日本对外侵略出谋划策，甚至连假日都不肯休息。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战局进入相持阶段。此时大本营的高层就结盟问题发生了分歧。在7月份召开的五相会议上，陆相板垣力主与德国保持步调一致，缔结德意日三国同盟，而海相米内光政和外相则反对。两派斗的天昏地暗，此后不久，关东军在张鼓峰挑衅苏联，结果大败，昭和天皇大怒之下，将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骂得狗血喷头。然而，天皇真是骂错了人。事实上，更加顽固主张要“对苏支两国同时正面作战”的却是陆军次官东条英机（当时普遍认为石原莞尔和东条英机是板垣征四郎的左右手），而这一念头，东条英机早在关东军时期就已经开始酝酿了。他心中的想法是，若想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实现日本长期霸占中国的野心，就必须先扫清道路。而苏联正是日本的心腹之患，它使日本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战场，同时又会对中国提供强有力的支援。因此，两线作战是即便“明知不可为也必须为之”的选择。东条英机的野心真是昭然若揭。1938年11月28日上午9点30分，在军人会馆召开的“陆军管理事业主恳谈会”上他大放厥词，宣称日本要“对苏、中两国同时作战，同时也准备同英、美、法开战”。此言一出，立即引起日本国内巨大震动。不仅对日本经济界产生了强烈冲击，致使东京的股票市场狂泻，同时也令战争狂人云集的军部感到无法接受，纷纷指责其过于“轻率”。陆相板垣征四郎声称东条英机目的只是想鼓励日本军需生产，这只是一种宣传的手段而已。压力之下，这个上任刚刚半年的陆军次官只好灰溜溜地下了台，改任航空总监去了。

　　但东条英机的野心并未因此而有半点收敛。1939年5月，诺门坎战役爆发，又见东条英机上蹿下跳。在此次战役中，苏联红军和日军都动用了大批现代化武器装备，特别是飞机、坦克和装甲车。然而，战役的结果却让东条英机颜面全无：在苏联红军的强大攻势下，日军再次遭到重创，参战的主力部队第23师团几乎全军覆没，关东军出动的兵力，死伤近1/3，重武器损失高达87%。就此，关东军妄图北进的野心只得放弃。但东条英机却并不吃亏，他将此役中陆军航空兵的战绩无限夸大，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1939年8月，希特勒为了专心征服欧洲大陆而与斯大林秘密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德的“友好”加之苏联红军的威力，日本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北进”的野心。1940年7月17日，经历了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米内光政几任走马灯似的内阁更迭之后，近卫文麿再次出山组阁。在近卫的这次组阁中，强硬派军国主义分子东条英机被起用为陆相。

　　1940年7月19日，近卫召集陆相东条、外相松冈洋右等，确立了新内阁执政方针，包括：强化日、德、意三国轴心；日、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要将“东亚新秩序”扩展到英、法、葡、荷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即准备“南进”；尽全力排除美国的实力干涉。27日，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通过了军部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处理时局纲要》，该纲要规定，“关于对南方的施策，应利用形势的转变，抓住良机努力推进之”；“如果内外形势的发展特别有利，也可以使用武力”。29日，日本迫使法国维希政府驻印度支那殖民当局签订了《日法共同防卫印度支那协定》。

　　日本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展开“南进”第一步，这极大地损害了英、美等国在东南亚的既得利益，美国开始向日本施压，冻结日方在美资产和要求日本放弃对中国和太平洋领土的野心。

　　而日本暂时不想与美国起正面冲突，并且由于深陷中国战场，不敢贸然起事，因而选择了与美国进行谈判。但实际上，“谈判”只是像东条这样狂热鼓吹“南进”扩大侵略的好战分子们拖延时局、进行备战的幌子而已。谈判桌上的日方根本没有“诚意”，他们要求美国承认“满洲国”，同意日本可以从东南亚获取资源。双方各不相让，矛盾分歧越来越大。8月1日，外相松冈洋右公开宣称“我们当前外交政策的直接宗旨是，根据皇道的崇高精神，建设以日、“满”、华集团为链环之一的‘大东亚共荣圈’”。此时日本的侵略野心已不局限于中国，而是要建立一个更大范围的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了。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法西斯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

　　为了配合不断升级的侵略战争，日本政府极力在国内煽动战争狂热。首相近卫文组织起“大政翼赞运动”，而陆相东条英机则大肆鼓吹武士道精神。1941年初，东条英机以陆相身份签发了《战阵训》，鼓吹全军和全体“皇国臣民”应向天皇效忠，每个人都要有“献身奉公”的精神，以实现“大东亚新秩序”。1941年6月22日，德国偷袭苏联，苏德战争全面爆发。与美谈判不成的日本决定发动太平洋战争。7月2日，东条英机参加御前会议，在其鼓动之下，最终商讨确定了《适应形势变化的帝国国策纲要》，准备为“南进”不惜与英美开战。因为东条英机认为“在中国驻军对陆军是生死攸关的问题”，绝对“不能妥协”；“如果完全屈从于美国的主张，中国事变的成果就将毁于一旦，满洲也将难保，朝鲜的统治也将陷于危机”。

　　此时，首相近卫文麿仍没有勇气直接与美国冲突，而要求陆相东条对重大决策应“谨慎”行事。东条英机则颇为不屑地说：“有些时候，我们也要有勇气去做点非凡的事情——像从清水寺的平台上往下跳一样，两眼一闭就行了。”东条英机还叫嚣：“关于撤军，我半点让步也不做!”如果撤军就意味着“美国把日本打败了——这是日本帝国历史上的耻辱”!近卫文麿这个贵族临阵退缩，于1941年10月16日宣布内阁总辞职。近卫内阁总辞职的第二天，经重臣会议提名东条组阁获得通过。选中他不是因为他孚重望（他是不孚重望的），或者他是个侵略主义者（他是个侵略主义者），而是他对军事纪律具有献身精神，人们认为他在危难时机能控制鲁莽的军队，并且忠于皇室，精力充沛。1941年11月17日下午，天皇召见东条英机，晋升其为大将，诰命他以现役军官身份担任首相出面组阁，并身兼陆相。这使他的地位比前几任巩固的多，当时处在战争边缘的日本需要一个趟地雷的傻瓜作招牌，日本人选择了东条英机，东条也自觉的踏上了这一步。1941年11月18日，东条内阁正式成立，这是一个发动战争的集权“内阁”，东条英机一人身兼陆相、内相，以后又兼任文部相、商工相、军需相等职，集各种大权于一身。在就职声明中，这个战争狂人叫嚣“完成支那事变，确立‘大东亚共荣圈’”是帝国之国策，要在“皇威之下，举国一致，为完成圣业而迈进”。

　　日本1942年已被战争耗空的国家内部的形势变化也使东条英机处于政治破产边缘。刚上台时，东条英机身兼首相、陆相和内相三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为了钳制人民思想，东条英机实行了恐怖的宪兵政治，1943年在军事参议官任上的西尾寿造去关西视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随口说了句：“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你去问那个每天早上翻垃圾箱的家伙吧，他知道。”这实际上说的就是东条英机。因为东条的爱好之一便是去检查垃圾箱里的垃圾，看看有没有人吃大鱼大肉，在国家困难的时候奢侈浪费。这可触怒了心胸狭窄的东条，立马下令把前辈西尾大将编入了预备役。这种肆意镇压、独裁使他的政治名声日益败坏。他的亲信被人冠以三奸四愚称号（三奸”是指甲级战犯铃木贞一中将，北支那宪兵司令加藤泊治郎中将，东京宪兵队长四方谅二少将；“四愚”是指甲级战犯木村兵太郎大将，佐藤贤了中将，陆军省军务局长真田镶一郎少将，陆军省军务科科长赤松真雄大佐）。同时，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使资源本来就十分贫乏的日本雪上加霜，人民日益不满，上层势力也开始纷纷倒戈，抛弃东条英机。

　　无可奈何的东条英机秘密访问了老对头石原莞尔退役中将，寻求解决之道。石原早就对天皇的密使高松宫宣仁亲王说过：“现代战争在没有制空权的地方不可能得到制海权，制空权既然已经落到对方之手，我军应该立即放弃所罗门群岛，裨斯麦群岛和新几内亚。这样我军可以确保补给线，西面从缅甸边境开始，中部放弃菲律宾，坚固以新加坡，苏门答腊为中心的资源地带，并且把本土周围的塞班岛，特尼安岛和关岛建成难攻不落的要塞”。天皇都没敢下决心这样做，表面上的大人物东条更是没有魄力和威信去实行的，东条承认，在日本军队中，没有那一个人敢违背天皇的意志，失去了天皇的信任就意味着失去政治生命。总理大臣权利再大，也不过是月亮反射太阳的光辉。所以知道实情的石原莞尔根本不想和东条废话。直截了当地说：“从一开始就知道你不具备指导战争的能力，这样下去日本会亡国的，所以请尽早辞去内阁总理的位置”。

　　东条不甘心失败，想要最后挣扎一下，向天皇提出兼任总参谋长的职务，自己在海军的朋友海相岛田繁太郎兼任军令部长，实施海陆军一元化领导，弥补政略和战略，海军和陆军脱节的现象。在天皇同意下，他成了明治宪法下权利最大的一个人，被政敌称为幕府将军东条，但他保持这个地位也仅仅不到5个月。为了摆脱被动，东条英机于1944年1月孤注一掷地开始“一号作战”计划，命令在华日军打通纵贯大陆的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交通线，企图摆脱美国海军的封锁，使困于南洋的日军获得补给。豫湘桂战役自4月打响历时8个月，国民党的正规部队50多万被日军击溃，140多座城市失陷。这是日本法西斯溃亡之前的最后一搏，虽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日军已无力巩固这条线路。东条没有看到这次战役的结果就下台了，因为美军6月16日开始攻击马里亚纳群岛。开始攻击东条规定的绝对国防圈。在马里亚纳海战中，小泽治三郎指挥的日本联合舰队再次遭到惨败，陆军飞机损失殆尽。绝望的日本中太平洋舰队司令南云忠一在陆上剖腹。7月9日，美军占领军事要地塞班岛。B-29轰炸机群开始直接空袭日本本土。战场上的连续失败，加剧了国内反对势力的倒阁风潮。7月18日，失去了天皇信任的的东条英机召开了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后，向木户幸一大臣递交了首相辞职书。同日，他辞去参谋总长之职（梅津美治郎大将同日接任），并陆续辞去陆军大臣、内务大臣、军需大臣之职，转入预备役。22日，他向全国正式宣布辞去首相的职务。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11日，被美英等国列入日本头号战犯，被排在第一批甲级战犯通缉名单最上面中的东条英机看到院子外面的盟军警察（M·P）进入住所，便用当年希特勒赠送给他的瓦尔特自动手枪向心脏开枪（几天前，东条英机曾让自己的私人医生用炭笔在自己胸口的心脏部位画了一个酒杯大小的圆圈），但由于是左撇子且心脏畸形的原因，子弹打偏了，洞穿了肺部。美国大兵冲入室内时，东条已经濒临死亡，输血救活了东条后，东条说自己朝心脏开枪自杀是为了“让别人能够看清楚自己的脸，从而知道他已经死了”。对他这种自杀未遂事件，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论是“只是已经失去了信用，被抛弃了的家伙的最后耻辱”而已。三个月后，伤愈出院的东条被直接送入了日本东京巢鸭监狱。

　　由于日本的大量战争罪行都是由东条英机授权的，因此东条英机被普遍认为是对在亚洲战争死亡的千万平民、被虐待的上万战俘盟军、以及研究使用生化武器负有最高责任。1946年11月9日A级战犯前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左图左）在东京法庭的一个房间内，埋头阅读有关其战争罪行的起诉书。战争期间，东条气焰嚣张，但是在接受审判的过程中，东条却较其他的战犯表现得怯懦、畏死。

　　1946～1948年受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在狱中，其他甲级战犯都不和他说话，东条只能一个人专心写自己的口供和辩护词。他被囚在狱中期间，引用孟子的话“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显示了他当时的心境，临死时仍觉得“自己所相信的东西都是一场梦”。

　　在法庭上，在全部的55项罪行中，东条是最多的，占了54条之多，当数首恶。1948年11月12日，东条英机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犯有发动战争，侵略别国等罪行判处死刑；1948年12月23日被执行绞刑。焚尸后美国大兵将骨灰抛入大海，但负责焚尸的三文字、飞田和市川并未将骨灰全部装入箱子，让美军带走。三文字、飞田和市川来到松井石根修建的兴亚观音寺，并交给伊丹夫妇剩余部分骨灰，伊丹夫妇将其秘密保管起来。10年后建起了堂堂正正的“七士之碑”，由首相吉田茂题写碑名。东条英机灵位被供奉在日本靖国神社内。
 

　　头三脚踢过后，东条英机对自己感到还算满意，但要想实现他更大的野心，他还必须进一步实施第四步计划：抓实权。在东条英机上任前的一个月，即1935年8月，关东军为了讨伐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曾制定了一份《治安肃正计划》，以伪奉天、安东、吉林、间岛和滨江五省区为重点，企图将我抗日力量一举扼杀。东条英机走马上任时，正值关东军实施这一计划的关键时刻。看准了时机，东条英机决定以讨伐我抗日武装力量为突破口，为宪兵队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于是，他向关东军司令部汇报了他上任后的第一个施政纲领：1.在日满警务机关中建立“思想对策”专门机构，借以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镇压。这一专门机构应由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指挥，赋予其监督“满洲国”警务机关的权力，改变以往由特高课和司法课分头负责管肃和拘捕的“两张皮”现象，以堵塞在这方面的漏洞，化解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2.以滨江、三江、吉林、间岛、安东和奉天六省及哈尔滨、齐齐哈尔、新京、奉天和大连五大城市为重点，将配置在各地的临时宪兵机构建制化，充分发挥宪兵的作用，打击反满抗日力量。3.日满各机关从事“思想对策”所需经费由关东军宪兵司令官统一管理和支配。这一“施政纲领”充分暴露了东条英机急欲独揽关东军“治安肃正”大权的野心。借此机会，他轻而易举地将监督、执行和财务三权统统把持于一手之间。大权在握后，东条英机更加踌躇满志。他找来时任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的佐佐木到一，开始秘密筹划“剿匪”事宜。1936年10月1日，佐佐木到一亲率日本军事顾问团数十人，总计出动伪满11个旅，约25000人。对东边道实施大讨伐，1937年3月26日，在通化、辑安、临江交界处的老虎顶子上，王凤阁率领抗日救国军与敌人展开了15个小时的激战，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被敌军俘虏。东边道的“独立大讨伐”使东条英机一夜成名。踩着成千上万抗日将士和无辜百姓的累累白骨，走上关东军参谋长位置的东条英机，已经再也抑制不住其勃勃野心了。

　　1936年2月26日清晨，“皇道派”近1500名少壮派军人在东京发动了军事政变。他们占领了首相府、陆军省、内务省和参谋本部等重要机构，还控制了《朝日新闻》社。内务大臣斋藤实、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藏相高桥是清等人被政变军人杀死。政变者以“尊皇讨奸”、“昭和维新”为口号，支持荒木贞夫等“皇道派”首领掌权组阁，建立法西斯体制，立即“北进”，讨伐苏联。政变使东京陷入一片混乱。政变的消息很快传到“满洲”，作为“统制派”骨干的东条英机不禁暗暗吃惊，因为关东军内部也有不少“皇道派”的同情者，他自己可能也成为“皇道派”分子刺杀的目标之一。不久，情势更加危急——驻哈尔滨的第十一特混旅团真川少将发出通电，声称支持国内的“兵谏”；驻“东满”的一六师团已自行出动，赶往“新京”；佳木斯守备营发生暴动，已占领东站、拦截火车……东条英机面对危机情势，拿出一贯作风，根据关东军镇压命令的指示展开大搜捕，指示手下宪兵搜捕中可不与所属部队长官商量而直接行事。他向各师、旅团及分散于各地的宪警长官发出密电和密令，命令立即处决叛国乱军者。根据“黑名单”，长春的宪兵迅速行动，逮捕毙杀了长春的全部“皇道派”高级军官。另一方面，东条英机不失时机地向天皇和军部发出通电，表明立场，宣称关东军反对“兵谏”，坚决支持天皇。通电中说：“‘皇道派’逆徒戮帝国重臣，以武力逼宫，辱我皇威乱我政纲，致举世骇怒。今全体关东军声明矢忠于万世一系之皇统，不惜以武力歼灭任何反叛，以靖神国。今至誓师讨逆。敦请军部立即通令拘捕败类并整肃全国。‘皇道派’叛军如尽早举械以降，可免重刑。如顽抗不冥，关东军必振武奋击，代行天惩!”东条英机的果断强力行动，稳定了关东军的局势，使“统制派”牢牢控制住这个“皇军之花”，遥呼东京的“平叛”行动。28日，东京戒严司令部发布“奉敕命令”，出动军队，镇压“叛军”。次日，叛军纷纷投降。后来，为首的17名“皇道派”军官和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北一辉等被处决，其他主要“皇道派”军官被解职、降职，“皇道派”势力在军部遭到大清洗。随着“二·二六”兵变的失败结局，“统制派”获得了压倒“皇道派”的优势地位。东条英机镇压中国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恢复“满洲治安”的“战果”，以及在“二·二六事件”中支持天皇的忠心表现，为他赢得了军部中央的支持和赏识。1936年12月1日，东条英机被晋升为陆军中将。1937年3月，东条英机接替板垣征四郎登上关东军参谋长的宝座。

　　以东条英机为参谋长的关东军态度鲜明地支持强硬派的立场，他们以中国军队进入察哈尔将对满洲国构成威胁为借口，强烈要求参谋本部准予其向华北发动攻势。关东军的这一态度，对强硬派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的。摸清了强硬派底数的东条英机，再次发挥其“剃刀”风格，来了个先斩后奏——他在未经参谋本部许可的情况下，就预先派出了一支部队向察哈尔方向挺进，并不断制造虚假事件。到了8月中旬，中苏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使得东条英机更加找到了强硬论的根据。于是，在关东军连日召开的会议上，东条英机公然为进攻察哈尔寻找理论依据，声称：“此次进攻的主要目的，可归结为三点：第一，可以改变中国的排日政策；第二，防止共产势力的进一步壮大；第三，有助于开发华北的经济。如不能达到此三点目的，帝国安全即无保障。”

　　与此同时，关东军独自拟定了《对时局处理纲要》，提出全面发动武力进攻以膺惩南京政府，歼灭北上的中央军等五条方针，并写明：“建立地方政权，以谋求与满洲接壤地区的明朗化，为了准备对苏作战，确保正前方的安全至关重要，为此，“至少要使察哈尔、河北、山东各省彻底独立。”其用心十分明确，即利用此次中日冲突，一举在华北地区建立傀儡政权，借以分割中国，防止风起云涌的抗日力量结成统一战线，对日本构成威胁，从而影响其对苏作战的准备。在此情况之下，日本参谋本部同意了关东军提出的对察哈尔作战的请求。不过，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在内阁会议上，外相广田弘毅提出不扩大事态的主张，藏相贺屋兴宣则从财政方面陈述了扩大事态后日本将可能面临的财政上的种种困难。但实际情况是，关东军已如脱缰野马，除顺从时局的发展外别无他法。

　　此时，东条英机急不可耐。他不顾“中央的指示”，立即着手网罗汉奸，祭出了察南自治政权的牌子。日军的“宣抚”工作也做得十分“及时到位”。在张家口战役结束后，他们迅速编写出了一首为东条英机歌功颂德的军歌：热河狂风卷尘砂，蒙古高原牧草芳，挥师进军下张北，夜袭长城无阻挡，堑壕凋零夜来香。八角台下水魁旁，汤浅十川两旅团，披荆斩棘直向前，神速攻占张家口。木犀郁香葡萄甜，察南自治已建立。

　　此后，东条英机一发而不可收，他率领着基础改编而成的“蒙疆兵团”，继续向中国进。1937年9月13日，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攻占大同；24日，攻占集宁；包头。东条英机在察哈尔地区指挥的这一系列战役，作为“关东军闪击战”的典型战例，东条英机的沙漠作战路线，神速推进，以及绵延数百里的后方联络补给线，乃至日本陆军作战史上的开先河之作。就连东条的对头石原莞尔都不得不对其表现给予了有限度地认可，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也说：“关东军的功勋，得力于东条参谋长。”察哈尔之战带给东条英机的不仅仅是声名，而是对其能力的肯定，日本大本营向东条颁发了“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华战争中的第一枚二级“金鵄勋章”。从此以后，东条英机便在日本法西斯军阀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向着顶峰冲击。

　　1941年12月7日，在东条的旨意发布后和派野村吉三郎进行假谈判的同时，日军联合舰队山本五十六派南云忠一率领舰队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次日，美英荷等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几乎与此同时，日军开始向泰国、马来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以及太平洋诸岛发动进攻，全面实施蓄谋已久的“南进”计划。不久，新加坡、马来西亚先后陷于日军之手，菲律宾也全境沦陷。次年3月，日军已侵占荷属东印度，控制了当地石油及其他矿藏物产，荷军虽然人多，但是由于兵力分布在印尼的几百个岛上，导致被日军逐个围攻并击破；美、英、荷等国驻守东南亚各地的军队节节败退。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日本侵占了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近38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沦陷地区的人口达1.5亿之众。

　　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日军大败。由于海军的有意隐瞒，做为首相的东条居然被蒙在鼓里，全然不知，1943年初，侵入瓜岛的日军再遭重创。紧接着海军先后两位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和古贺峰一战死，美军航母机动部队突入中太平洋，潜艇像狼群一样四处乱窜，到处击沉日本的商船，日本的战争机器大量失血而无法补充。日军从此进入不可遏止的败退颓势之中，东条英机的战争内阁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战后东条认为日本失败的三大要素是美军的狼群战术，快速航母机动群和跳岛战术）。
 

　　在青年时期，东条说过：“我并不聪明，除非我特别努力，我不会成为伟人。'在成为高级军官后，他又这样说过：”努力和勤奋工作是我终生的朋友，因为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不具备卓越的才能。“他的外号剃刀是指他具有轻剑一样锐利的头脑和个性。东条十分务实，不喜欢含糊的，难理解的或拐弯抹角的行为。他明确、果断、直率、忠诚而单纯。是一个好的行政官而不是天才或目光远大的政治家。对他持批判态度的人说他伪善、急躁、不容忍、目光短浅、不老练、脾气坏、爱虚荣、草率、爱激动、越来越专横而自负。尽管如此、人们却都认为他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在他的晚年，他变得不那么直率和单纯，而是更加乖僻，更加傲慢。尽管他具有毋庸置疑的能力和惊人的记忆力。但他从来不是西方国家想象的那种独裁者。甚至在战争时期也是如此。按照日本人的统治做法，他更像是一个委员会的主席。他能采取的制裁方法包括监视、强制以及对个人采取强征入伍、放逐和调动职务之类的报复行动。

　　一般认为东条是二战三元凶之一，但东条的权利和希特勒根本没法比，和墨索里尼相比，他也没有后者的法西斯政党和褐杉军，墨索里尼当政20年，意大利国王解除墨索里尼的职务时还是搞政变的形式，东条是被天皇挑选当首相的，接受任命的前一刻他还以为自己要被要被解除职务外放，执政也不足3年，一旦失去天皇的信任，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谁也不认为一个下台的首相有多大力量。主张昭和天皇负有战争责任者则认为，按照大日本帝国宪法，昭和天皇才是真正拥有实权的最高领导者，在东条英机任总理大臣之前，日本已经侵略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因此杀害平民、中国和美国军方是事实，但东条并不是能决定发起侵略行动的人；东条英机是顺应昭和天皇的意志执行命令，将东条英机列为头号战犯是盟军无能审判日本天皇的情况下推出来顶罪的。

　　要知道，在大日本宪法下，首相根本管不到军事（他之前的近卫文麿和他之后的小矶国昭都证明了这点），东条是因为兼任陆军大臣才能参与大本营会议，也只是主管军政，就是后勤人事这一块。作战时属于军令系统，是总参谋长管辖的范围，而东条兼任总参谋长也只有几个月，就决定了一件事，打通大陆交通线，然后就下台了。 一般人都认为东条内阁 受欢迎，但是东条内阁能够执政这麼久，是因为天皇相当信任东条，.东条本 就是个充满尊皇之心的人物，而且在担任首相时，都把政务，军务的要点清楚明了的上奏给天皇，还会诚心诚意的回答天皇的问题，因此相对于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的总参谋长杉山元和击沉几次萨拉托加号的军令部长永野修身，东条就显得格外诚实，深的天皇欢心。虽然东条并不适合担任首相这个职务，但导致他垮台的却是他不能予以纠正的两大弊病，日本政体在制度上的弊病和日益恶化的战局。政客、官僚、工业家相互竞争，而东条即使在权利最大的时候也对海军插不上手。当然，即使他有天皇的权利也不能制止美国潜艇击沉日本的运输船，但仗打输了，总不能让天皇背这个责任，于是只有他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