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的祖先是德国人，1732年移居美国。他的家族最初在宾夕法尼亚州居住，1878年自他祖父起，在堪萨斯州的阿比林定居。祖父是一个虔诚的传教士，每日除管理自家的农庄外，就是讲经传道。

　　艾森豪威尔的父亲性情懦弱，优柔寡断，事业上毫无成就。在上大学时和同学艾达·勒孔顿小姐结婚，毕业后经商破产，只身到得克萨斯州的丹尼森另谋出路。不久妻子带着两个儿子来这里与他团聚，一年后艾森豪威尔诞生在这里。后来全家又返回故乡阿比林。母亲的性格和父亲截然不同。她精明能干，对七个儿子管教很严，经常鼓励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发奋图强，后来兄弟七人，除老五幼年夭折外，其余六人都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就。老大阿瑟成了银行家，老二埃德加是位律师，老四罗伊是个药商，老六保罗当了工程师，老七密尔顿当了大学校长。艾森豪威尔排行第三，做了美国总统。他们都把自己的成就，归功于母亲的培育。

　　艾森豪威尔1890年10月14日生，小名艾克，这个名字用了一生。小时候，他顽皮、好斗，不用功读书，衣着邋遢，而且对同学们的讥笑毫不在乎。放学后常出去打零工，或帮母亲干活。1904年他上中学以后，学习无大长进，但体育课的成绩非常突出，是学校足球队出色的中锋。由于球艺高超，他还当过一段时期的职业足球队员。在各门功课中，英语不错，历史最好。他长于记忆年代日期，对名人轶事尤有兴趣。同学们都以为他将来可能成为一个历史教师，谁也没想到他会成为一个军人。

　　艾森豪威尔进入军界确实出于偶然。中学毕业后，他结识了一个叫黑兹利特的朋友，此人极力怂恿艾森豪威尔和他一起报考军校。艾森豪威尔认为军校是公费，又有机会踢足球，便欣然同意。1911年，他同时报考了西点军校和安那波利斯海军学校，结果均被录取。由于他已超过海军学校的入学年龄，便进了西点军校。

　　西点军校是美国培养军事人才的摇篮，造就出不少著名将领。艾森豪威尔这一届毕业生更是将星闪耀，168名毕业生中有56人晋升为将军，因此被称为“将星云集之班”。在西点的四年里，艾森豪威尔的学习成绩平平，操行成绩很差，常常违反校规，受过几次记过处分。但他的球艺超群，是西点足球队里最好的中锋。1915年西点毕业时，他年满25岁，是班上年龄最大的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的第十九步兵师工作，少尉军衔。

　　他到职不久，在一次朋友的家庭宴会上，与玛米·杜德小姐相识。两人一见钟情，第二年便结了婚。她是一位富商的女儿，从小娇生惯养，不会操持家务，但性情温和，婚后努力适应军队里单调枯燥而又艰辛的生活。一年后他们生了一个男孩，可是这个男孩在三岁时因病死去。后来又生了约翰，这是他们唯一的孩子。

　　由于战争，许多同学都去法国参战，他却被留在国内从事训练工作，赴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任职。1916年晋升为少校。1920年7日，艾森豪威尔的永久军衔为少校。1921年从陆军坦克学校毕业，他创办了美国陆军的第一所战车训练营。1922年艾森豪威尔转到巴拿马运河区，在福克斯·康纳少将手下工作，帮助他处理公务。康纳将军经常给艾森豪威尔讲军史，与他讨论军事和国际问题，使艾森豪威尔对军事的兴趣大增。1925年，由于康纳的鼓励，他到参谋学校学习，于1926年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因成绩优异，又被保送到陆军作战大学深造。1928年毕业后，政府为了搜集整理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欧洲的作战资料，成立了一个“战争纪念物调查委员会”，委派他参加。他的任务是编辑一部“战地手册”。在编写过程中，他搜集了美国远征军在战略、战术以及军事调动方面的详细资料，半年后汇编成功，受到该委员会主席约翰·约瑟夫·潘兴将军的赏识。

　　1929年，艾森豪威尔被派到陆军部助理部长办公室工作。1933年2月调到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手下，帮助起草文件，撰写报告。1935年麦克阿瑟到菲律宾任军事顾问，他担任其助手。艾森豪威尔为人随和，不似麦克阿瑟那样傲慢，常和菲律宾总统曼努埃尔·路易斯·奎松玩桥牌，两人关系很好。奎松表示愿意以高薪聘他在菲律宾担任要职，但后来他以久留异乡，升迁无望，于1939年返回美国。

　　回国后，在陆军第三师任中校参谋长，1941年升为第九军上校，在一次重大军事演习中，他表现出色，指挥有方，受到了军界的注意。大演习后，调任第三军参谋长，并晋升为准将。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军基地。8日，美国对日本及所有轴心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第5天，马歇尔电召艾森豪威尔速回华盛顿。这固然与艾森豪威尔熟悉菲律宾和太平洋地区军事问题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他有丰富的参谋工作经验。他先任战争计划处副处长，不久计划处升格为作战厅，又被任命为作战厅长，几星期后便升为少将。这是他步入统帅部与马歇尔长期合作的开始。这时的艾森豪威尔，虽然还没有资格参加那些有关同盟国战略问题的高层会议，但他却能站在最高统帅的角度，代表美国利益来指导全球性的战略行动。艾森豪威尔注意到，当美国朝野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太平洋战场的时候，罗斯福和马歇尔却把欧洲战场放在优先的地位。他赞同这种战略观点，在1942年3月就和作战厅的参谋们一起提出了如何进行战争的基本设想：把大量美军集中在英国，而且拒绝将他们化整为零地用在任何周边性的攻击之中，在欧洲上空应获得空中优势，然后从英国渡过海峡，直指法国和德国。对这一基本设想，英国人虽然原则上同意，但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意见。

　　在这之前，他并未单独指挥过作战，然而他就任后的第一次重大使命却马到成功，英美联军在北非登陆进展顺利。这证明马歇尔慧眼独具。艾森豪威尔也因此名声大振。艾森豪威尔在指挥盟军进行北非、西西里岛和意大利作战中，在实现与盟国的合作中，都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政治、外交才能，被誉为“军人政治家外交家”。他坚定、果断、宽宏大量、对部属充分信任。布鲁克、蒙哥马利等人曾看不起艾森豪威尔，甚至时而发出一些尖刻的批评，他仍然宽宏大量，努力使英美合作成为现实。1942年11月8日，艾森豪威尔率领美英联军10万人分三路在法属北非殖民地登陆。在强大的空军掩护之下，分别占领了阿尔及尔、奥兰和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接着向西挺进，对退入突尼斯的德意联军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艾森豪威尔曾不顾可能产生的政治批评，决定承认正在北非的法国维希政府海军上将达尔朗为该地区的法国最高统帅，从而避免了阻力，加速了盟军在北非的进展。1942年底，凯塞林隘道之战失利，他毫不动摇，及时采取措施，派巴顿将军接替了不称职的第2军军长费里登达。1943年3月下旬，美英联军在艾森豪威尔的指挥下，对突尼斯南部发动总攻。经过20余日的激战，将德意军队驱赶至突尼斯北部。4月20日决战开始，5月6日和7日两天，美英联军就突破敌人的防御，登上海岸，占领了突尼斯市。于此同时，在北部进攻的美军占领了比塞大。德意军队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无法撤退，于5月13日25万人全部投降。至此，在非洲的法西斯军队全部被肃清。

　　艾森豪威尔准备进攻西西里岛，并立即着手制定意大利战役的计划。他不顾参谋部成员的意见，认为首先必须让横在西西里和北非之间的班泰雷利亚岛上的驻军投降。6月上旬，约有300吨炸弹落在这个面积约为50平方公里的岛屿上，揭开了西西里岛战役的序幕。参加这次战役的有1000艘舰艇，登陆的人数是15万。为了可以靠近作战地点，艾森豪威尔于7月7日抵达马耳他。登陆战役的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但天气突变，风大浪急，对海军、空军作战极为不利，许多参谋人员要求更改登陆日期。艾森豪威尔不为所动，坚持盟军按原计划行动。7月9日夜，蒙哥马利指挥的英国第8集团军和巴顿指挥的美国第7集团军开始登陆和空降。8月17日盟军攻克墨西拿，占领全岛，西西里战役至此结束。盟军伤亡失踪约2.3万人；德意军队伤亡3.2万人，13.5万人被俘，另有10万人撤退至意大利本土。

　　在1943年11月开始的德黑兰会议上，美国和英国再次明确表示1944年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决心、苏联则希望尽快确定此次作战的盟军最高司令人选。艾森豪威尔在会后被任命为指挥“霸王”行动的盟军最高司令。

　　经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同意，艾森豪威尔任命特德为副司令，史密斯为参谋长，布莱德雷为美国地面部队司令，蒙哥马利为英国地面部队司令，拉姆齐为海军司令，利马洛里为空军司令。

　　按照艾森豪威尔设计的体制，上述军种司令担负着双重角色：一方面，军种司令是最高司令部成员，参与最高司令部制订计划的工作；另方面，军种司令是整个军事行动中指挥具体作战的司令，拥有各自的司令部。为了获得诺曼底地区的制空权，艾森豪威尔将在英国的战术与战略空军完全置于其控制之下。他把首批登陆部队由三个师增加到五个师，其它细节交由蒙哥马利和布莱德雷去负责处理，自己则去关心他认为更为重要的问题。艾森豪威尔意识到，制空权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问题。他要求英国的空军应在他的控制之下进行诺曼底之战。这个决定遭到英国战略空军司令哈里斯的反对，这使一贯处事谨慎，态度和蔼的艾森豪威尔大动肝火，他于3月23日宣布：“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获得满意的解决，我将呈请辞职。”英国的参谋总长不得不同意把战略空军交由艾森豪威尔指挥。美国空军和其他有关国家的空军也都作了同样的安排。接着，他与法国人又达成了忍受损失的协议。这样，制空权的问题就被艾森豪威尔解决了。早在1943年3月，盟军就在伦敦成立联合参谋机构，研究和拟制欧陆作战计划。艾森豪威尔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主持制订的“霸王”作战纲要包括：在诺曼底海岸登陆并突破敌军的防御阵地；用两个集团军群实施宽大正面追击，重点是在左翼取得必需的港口，进逼德国边境并威胁鲁尔，右翼要同从南面进攻法国的兵力相连接；取得比利时、布列塔尼以及地中海的港口，以便沿着德国占领区的西界建立新的基地；按照两翼包围鲁尔的方式发动最后进攻，重点再次放在左翼，随后朝着当时决定的特定方向直接突入德国；攻击发起日定为1944年6月5日。与此同时，集中于英国的盟军加紧进行以两栖登陆作战为重点的协同作战演练，相当数量的登陆艇、特种坦克等逐步装备部队；空军频繁出动，以重创德国空军，掌握制空权，孤立突击地带；情报部门通过“超级”和“魔术”破译机构获取德军情报，气象部门则密切注视气候变化；开始制造人工港和防波堤，敷设通过海峡的输油管道，采取军事欺骗措施，使德国最高统帅部判断失误。“霸王”行动实施前夕，盟军在英国共集中兵力38个师（287万），坦克5000余辆，舰艇9000余艘，飞机13000余架。处于防御地位的伦德施泰特的德军西线部队（辖隆美尔的B集团军群和布拉斯科维茨的G集团军群）共59个师；施佩勒的空军第3航空队和克兰克指挥的西线海军集群，力量明显薄弱。令人费解的是，伦德施泰特和隆美尔颇受限制：无权向施佩勒或克兰克下达命令；未经最高统帅部批准，无权调动任何装甲师；战斗行动地域及防守沿海地区的所有陆军部队管辖的范围，纵深不得超过20英里。此外，伦德施泰特、隆美尔和最高统帅部之间在防御计划方面亦有较大分歧。6月4日，在盟军作战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根据气候形势的变化，果断地决定将攻击发起日改为6月6日。1944年6月6日凌晨．“霸王”作战开始实施。联军的伞兵和空运部队首先开始在诺曼底着陆，接着是海空军进行炮击轰炸，6时30分，4000多艘战舰载运的五个师12万人在海空军的火力掩护和特种坦克的引导下向诺曼底海滩发起冲击，到深夜就取得了初战胜利，登陆成功。滩头争夺战时期，盟军（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辖美国第1集团军和英国第2集团军）主要通过激战来巩固和扩大登陆场。7月，盟军在攻占瑟堡和冈城之后，登陆场扩大为正面宽100公里、纵深过50公里的地带。7月25日至30日，美军的“眼镜蛇”战役实现了对德军防线的突破。8月1日，布莱德雷指挥的第12集团军群（辖美国第1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组成，随后，美军横扫布列塔尼。盟军挫败莫尔坦反攻后，发现可在法莱斯形成对德军的包围圈。艾森豪威尔命令实施围歼德军的作战。自8月8日起，盟军通过机动兵力从北、西、南对法莱斯形成包围态势。至20日，德军被俘5万，死亡1万。诺曼底战役至此结束，德军损失约40万人，盟军损失约21万人。

　　1945年3月，艾森豪威尔与蒙哥马利就盟军主要突击方向发生分歧，蒙哥马利主张向柏林快速突击，先于苏军攻占柏林；艾森豪威尔则认为主要突击方向为莱比锡和德累斯顿（考虑到苏军距柏林远比盟军近，雅尔塔会议规定柏林处于苏占区，必须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因而据此通知苏联协调行动。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德国代表到驻法国兰斯的盟军司令部洽降。5月7日和8日，德国代表在兰斯和柏林签署德国无条件投降书。艾森豪威尔战时的主要活动就是组织、协调并指挥盟军作战，而盟军联合作战上是这场大战的显著特点。艾森豪威尔以其良好的军人素质、丰富的理论知识、高超的指挥艺术而获得成功。8月，盟军“铁砧－龙骑兵”作战开始。9月，实施“霸王”和“铁砧－龙骑兵”作战的盟军胜利会师。德弗斯的第6集团军群开始隶属艾森豪威尔。

　　在此前后，美军解放夏隆、兰斯、凡尔登等地，强渡马斯河，英军则解放亚眠、里尔和布鲁塞尔。艾森豪威尔决定盟军采取“宽大正面战略”，使德军首尾不能相顾而加速崩溃。4日，艾森豪威尔命令阿登以北部队必须占领安特卫普，突破齐格菲防线，然后夺取鲁尔区；阿登以南部队必须突破齐格菲防线，然后夺取法兰克福。英军攻克安特卫普后，盟军在齐格菲防线前受阻。12日，艾森豪威尔晋升为五星上将。1944年12月16日，德军在阿登地区发动反攻（通称突出部战役），企图攻占列日和安特卫普，迫使美英同意和谈。德军从圣维特地区出发，向西攻至美国第1集团军的南部。最后进抵马斯河畔的迪兰特。与此同时，德军实施“格赖夫计划”。组成能讲英语的连队，换穿美军制服，突入美军防区制造混乱。17日，艾森豪威尔对形势作出正确判断并采取相应措施。19日，艾森豪威尔召开作战会议，决定：北侧盟军先取守势，待机转入进攻；南侧盟军则应尽早向北进攻。南侧盟军于22日发动进攻，迫使德军由进攻转入防御；北侧盟军直到次年1月才发起进攻。1945年1月，盟军在会师，将德军赶过初始防线。在突出部战役中，盟军伤亡7.7万，德军伤亡12万。在突破齐格菲防线之后。盟军攻占萨尔，将德军赶过莱茵河，并抢占雷马根地区的鲁登道夫大桥，继而控制莱茵河东岸，对鲁尔实施两翼包围。4月18日，德国B集团军群（32万余人）投降。

　　他为人随和，没有将军架子，喜欢和士兵们在一起，对繁文缛节不以为然。战事间隙，常到前沿阵地看望部下，了解情况，帮助解决问题。士兵们说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上司”，记者们称颂他为“平民将军”。德国投降后，他于1945年6月自欧洲飞回华盛顿，在机场受到数万人的热烈欢迎，他由机场直接到了白宫，接受杜鲁门总统授予的优异服务勋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艾森豪威尔曾任美国驻德占领军司令。1945年回国，接替马歇尔任美国陆军参谋长。主要忙于办理部队的复员事宜，但他认为当时的国际形势只是“武装休战”，主张美国应继续保持庞大的军队，并普遍实行军训。1948年是他一生中的转折点，他辞去了陆军参谋长职务，结束了近40年的军事生涯，接受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出任该校校长。一位职业军人出任大学校长，许多人感到惊异。就他本人而言，他不留在军界担任高职，而且回绝了许多大公司的高薪聘请，自有他更长远的打算。当时，艾森豪威尔的声望相当高，国内要求他出任总统的呼声强烈。1947年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只要他本人愿意，两党都会提名他作为本党的总统候选人，艾森豪威尔考虑到自己在政界，商界的根基不深，表示无意进入政界，可是拥护他的力量有增无减。支持他的这股势力是大有来头的。据美国一家杂志透露，洛克菲勒、摩根、社邦和梅隆等大财团都看中了他，因为他战后发表的扩军备战、向外扩张的政策主张符合大财团的利益。最早出来推举他的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总经理汤姆斯·约翰·沃森。此人在美国财界很有影响，当过摩根保证信托公司的董事。支持他的还有洛克菲勒财团的首脑人物、大通银行董事长奥尔德里奇，以及公平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帕金斯。沃森是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会董事，为了使艾森豪威尔有一个“文职”身份，他亲手导演了将军出任校长这幕戏。

　　艾森豪威尔一生与军人为伍，与教育界无缘。他只上过军校，没有进过正规大学。一些报刊讥讽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个“胸无点墨”的校长。他当时还兼有总统顾问的头衔，经常被召到华盛顿商讨国事，因此在学校的时间很少。教授们难得见到他，对此，多有怨言。但他做校长完全是为“名义”，并不领取学校的薪金，所以他对那些抱怨不以为意。不过，他依仗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为学校募集到不少钱。他喜欢到学校体育馆去看学生们的球赛，有时也去和他们玩两下，学生们都喜欢他，说“过去的校长都是道貌岸然的学者，不像艾克那样用我们的语言和我们谈话”。1948年秋季他的大战回忆录《欧洲十字军》出版了，成为当年非小说类的畅销书。

　　1950年12月，杜鲁门任命他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又恢复了军职，向哥伦比亚大学“请长假”暂离，举家搬到法国居住。这样，他和学校的距离更远了。一位教授说，“艾森豪威尔对哥伦比亚大学的影响等于零，他在任期间，学校实际上等于没有校长。”

　　艾森豪威尔在欧洲任职时，他的支持者们继续在国内制造舆论，用他们控制的报纸、电台等舆论工具，为他大力宣传。一些与国际金融有关系的资本家，特别是那些与西欧有密切联系的富豪，在拥护艾森豪威尔的运动中尤为活跃。随着大选年的来临，两党的竞争逐渐进入高潮。因为艾森豪威尔不属任何党派，成为两党争取的对象。他感到经过三年经营，时机已经成熟，遂于当年5 月，再次卸去军职，回国参加总统竞选活动。

　　当时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部不好，由于杜鲁门使美国陷入朝鲜战争，税收加重，生活费用高涨，战后的“经济繁荣”已不复存在，人民对政府不满，把希望寄托在共和党身上。在经过幕后几番密商之后，艾森豪威尔参加了共和党。同年7月，在共和党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

　　在激烈的竞选运动中，他的支持者利用老百姓崇拜“英雄”的心理，大力宣传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丰功伟绩”。他向选民许下的停止朝鲜战争的诺言，对选民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尽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一再批评他没有政治经验，对国际形势缺乏“深远的理解”，不具备作为总统的智慧和能力，他仍然在大选中获胜，结束了民主党执政20年的局面。1956年，他连选连任，前后主持白宫共八年之久。

　　1952年是美国总统大选之年，此时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已两年。两年中，美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美国在朝鲜一年的兵员和物资的消耗比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年消耗多一倍。其物资消耗平均每月为85万吨，几乎相当于当时美国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年半的数量。本来美国全球战略重点在欧洲，可是它却在侵朝战争中动员了全部陆军的1/3，空军的1/5，海军的1/2，还动员了英、法等国一部分军队，由入朝时的42万增至69万。这在战略上是轻重倒置，主次倒置。虽然如此，仍感兵力不足。再往朝鲜增兵已十分困难。英、法等国则更不愿意再往朝鲜增兵。美国付出代价如此巨大，胜利十分渺茫，和谈亦不见希望。这引起美国人民强烈不满，反战、厌战情绪日益高涨。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艾森豪威尔乘机抓住朝鲜问题攻击民主党的杜鲁门政府。

　　1952年10月，艾森豪威尔在底特律发表演讲，声称如果他当选总统的话，将亲自前往朝鲜寻求解决冲突的办法。他后来还许诺：“只要还有一个美国士兵在朝鲜面对敌人的炮火，那么，光荣地结束朝鲜战争，寻求体面的世界和平，就必须是新政府第一位的、紧迫的和毫不动摇的目标。”正是靠了这些诱人的保证，艾森豪威尔最终赢得了总统大选。

　　但艾森豪威尔从朝鲜回到美国以后，态度马上发生大转变。他在1952年12月14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对我们所面对的一个敌人，我们不能期望用言语打动它，无论言语是怎样娓娓动听，而只能用行动——在我们自己选择的情况下实行的行动。”

　　为了给中国施加全方位的压力，迫使中国在谈判桌上让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采纳了国务卿杜勒斯提出的用“三齿耙”遏制中国的战略：一根齿从朝鲜出来，另一根从台湾出来，第三根从印度出来。第一根齿，就是要在朝鲜发动更大的攻势。从台湾出来这根齿，是利用逃到台湾的蒋介石的力量给新中国制造麻烦，即所谓“放蒋出笼”。在去朝鲜的“海伦娜”号巡洋舰上，艾森豪威尔决定，解除杜鲁门政府的所谓“台湾海峡中立化”的规定，鼓励蒋介石对中国大陆发动牵制性的进攻。艾森豪威尔说，这一决定的目的是“提醒中国共产党注意，僵持的日子不长了，朝鲜战争或结束，或者扩大到朝鲜以外”。所谓第三根齿，是通过印度方面警告中国，如果再不让步就要大打，甚至要使用原子弹。

　　艾森豪威尔对核政策的变化，是因为美国武器库中增添了一种意义重大的新的核武器。1953年1月中旬，新墨西哥州核试验场的科学家们激动地报告，一种适于大口径火炮发射的原子弹第一次爆炸成功，这意味着核武器既可用于战略目的，又可用于战术目的。这一消息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重新考虑核政策。当时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他们思想出现了本质变化。报告说，在推进美国与朝鲜有关的目标时以更小的努力换取更大的成果的过程中，原子武器所起的作用表明有必要重新估计限制在远东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尽管艾森豪威尔的核打击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有变成现实，但其间的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时至今日仍不免让人直冒冷汗。对于自己核政策的效果，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得意地写道：中国在朝鲜之所以作出最后的让步，乃是美国核威胁起到了“抑制的作用”。当然，历史的发展表明，艾森豪威尔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特点之一是，政府的重要职位几乎都被大财团的代表人物占据。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当了国务卿，杜邦通用汽车公司的总经理查尔斯·欧文·威尔逊、副总经理凯斯分别出任国防部长和副部长。威尔逊持有通用汽车公司200多万美元的股票，在参议院讨论他的任命时，发生了周折。议员问他如何处理国家和公司的关系时，他回答说：“我认为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对美国也有利，反之亦然。”后来这句活成了美国的一句“名言”，常常被人引用，它赤裸课地道出了政府和财团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其他内阁部长中，除劳工部长是工会负责人外，其余也都由企业家担任，被戏称为八个百万富翁和一个管子工的内阁。等到劳工部长马丁·P·杜金辞职后，更是清一色的大企业主，甚至在白宫里面，资本家也占了主要地位。因此美国报纸把他的政府称之为“大企业家集团”。

　　艾森豪威尔执政以后，继续推行侵略扩张政策。他根据50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力量日益壮大、欧洲经济迅速恢复、发展以及美国霸主地位不断下降的新形势，提出实行“新面貌”的外交战略。在军事上，他停止了朝鲜战争，认为社鲁门的“遏制”政策使美国力量过于分散，负担过重。主张把军事力量集中在美国附近地区，把主要打击力量放在核武器上，当美国“遭到打击”时，能对“侵略者进行大规模报复”。这种以核武器为威慑力量，对别国进行核讹诈的战略，就是大肆渲染的“大规模报复政策”。

　　他重视加强与西欧盟国的合作，加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力量，主张建立强大的欧洲，联合对付苏联。在亚洲，他吸取美国陷入朝鲜战争的教训，积极推行拼凑军事集团的政策。在1954年一年之内，就先后和日本签订了《共同防御互助条约》，同英、法、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还和台湾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通过这些区域性条约加强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减少了美国在海外的驻军和开支。在印度支那，越南抗法斗争胜利后，美国加紧扶植南越吴庭艳政权，积极插手老挝、柬埔寨的内政，用培植亲美势力，建立傀儡政府的办法，企图控制印度支那。对中东地区，他主张填补由于苏伊士运河危机英法势力撤出而出现的“力量真空”。

　　1957年1月，艾森豪威尔提出：美国要抢在苏联之前，填补“真空”。他说，“如果失去中东，西欧将遇到危险，亚洲也将处于严重危险境地，对美国经济、政治前景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他要求国会授予他可在中东使用武力的特权，两年内额外拨款4亿美元向中东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当时，正值英、法侵略埃及的第二次中东战争失败，美国企图利用这个计划，一面以武力威胁为手段，一面以经济援助为诱饵，用反共作幌子，进一步排挤英、法等国势力，以实现其独占中东的阴谋。后来，艾森豪威尔主义也被用于中东以外的地区。艾森豪威尔主义遭到中东各国人民的反对。埃及、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和约旦四国政府两度发表声明，拒绝接受艾 森豪威尔主义。但是伊朗和伊拉克等国均获得了“美援”。从此，美国势力进一步挤进中东地区。

　　对中国，他继续推行杜鲁门政府的敌视政策，除和国民党政府缔结《共同防御条约》外，还企图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50年代后期，美国发生了较严重的经济危机，国力进一步衰落。艾森豪威尔提出了“和平取胜”的新战略，主张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向苏联，东欧进行渗透，促其“和平演变”，以和平方法“战胜”共产主义。1959年他邀请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举行了戴维营会谈，开始了美苏又争夺又想搞缓和的新局面。赫鲁晓夫也邀他访苏，后由于美国U-2间谍飞机侵犯苏联领空被击落，因而取消了对他的邀请。

　　在内政方面，艾森豪威尔主要抓了平衡预算和减少对农产品的补贴以解决农产品过剩问题。因为这种补贴使农场主不怕亏损，促使他们扩大生产，造成了农产品的过剩。他花了三年时间实现了预算平衡，但由于日益增长的军费和援外费用，最后又出现了赤字。大农场主反对政府取消对农业的补贴，并对国会施加影响，要议员对政府的动议不予支持。在种族问题上，他对学校的种族歧视等问题采取过一些行动，还成立了专门机构研究种族歧视问题，但遭到南方种族主义者极大反对，致使问题拖而不决。1957年爆发了小石城事件，他派兵平息了这场骚乱，引起了人民的不满。

　　在工作作风上，他仍带有不少军人特色。如要助手把送来的文件压缩在一页纸上；与别人谈话时喜欢直来直去。他只抓重大决策，把许多具体事情交给他信任的助手处理。他把他们称为“我的参谋长”，因此有人批评他把

　　军队的参谋制度搬到了白宫。在外交事务上，他主要依靠杜勒斯。杜勒斯为人苛刻、冷酷，但谙熟外交，工作努力，能力强，很受总统的信任，其反共反华的反动主张对艾森豪威尔有很大影响。

　　1960年，根据1951年2月批准生效的宪法修正案第23条关于总统只连任一届的规定，艾森豪威尔宣布不再竞选总统。离开白宫后，他搬到葛底斯堡农场，除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外，集中主要精力撰写回忆录。他的独子约翰帮助他处理具体出版事宜。艾森豪威尔的回忆录出版后十分畅销。

　　由于他不是专业作家，免收所得税，所以发了一笔财，成了百万富翁。

　　1965年他心脏病复发过一次，此后身体明显衰弱，经常住院休养，很少公开露面，但声望未减。在1968年底的一次民意测验中，仍被列为美国最受敬慕的人物之一。

　　1969 年3月28日，78岁的艾森豪威尔心脏病再度发作，抢救无效逝世。他的传记记者写了个标题《落地的麦子不死》，遗体被运到首都华盛顿供人瞻仰。有87个国家的总统、首相、特使前去参加葬礼。4月2日安葬于故乡阿比林城。他的临终遗言是：“我始终爱我的夫人，我始终爱我的儿子，我始终爱我的孙儿，我始终爱我的祖国。”主要著作有《远征欧陆》、《白宫岁月》和《艾森豪威尔的战争经历》。
 

　　画一个十字，分成四个象限，分别是重要紧急的，重要不紧急的，不重要紧急的，不重要不紧急的，把自己要做的事都放进去，然后先做重要而紧急那一象限中的事，这样以来，艾森豪威尔的工作生活效率大大提高。此事成为美国成功学家们所津津乐道的美谈。

　　1944年，美军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指挥三百多万盟军官兵、二万多艘战船，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在诺曼底成功抢滩登陆，拉开了盟军反攻的序幕，也为二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威尔在电台发表了一份激情澎湃的演讲：“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战，这是盟军的伟大胜利，这是全体官兵浴血奋战的结果，法西斯德国的坟墓将就此挖掘。”演讲完毕，电台工作人员在整理文稿时，却无意中发现了艾森豪威尔威尔的另一份演讲稿。这也是为诺曼底登陆准备的演讲稿，内容却截然相反：“我悲伤地宣布，我们登陆失败。这次失败完全是我个人决策和指挥失误造成了，我愿意为此承担全部责任……

　　一个事件，两份演讲稿。一份为胜利而准备，一份为失败而准备。艾森豪威尔威尔在让人看到他天才的战略战术的同时，也让人感受到了他勇于接受失败的豪情。

　　艾森豪威尔第一次竞选总统的口号是I Like Ike（我喜欢艾克），这是他的昵称，军中士兵常这样称呼他。而他第二次竞选总统的口号是I Still Like Ike（我仍喜欢艾克）。

　　战后美国第二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继续推行敌视和遏制新中国的政策，支持和控制退守台湾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华民国政权，阻止新中国解放台湾，由此引发了两次台海危机，它加剧了远东的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了中美关系，并在朝鲜战争中威胁对中国试用核武器，而这一举动之前麦克阿瑟也曾提出过，但遭到杜鲁门总统的坚决反对，并撤销了麦克阿瑟的司令职位。这些举动使得中美关系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同时也正是由于美国的干涉，使台湾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 台湾问题至今仍是中美关系的症结所在。

　　每当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即将执行一个计划时，他总会把那个计划拿给他的最善于吹毛求疵的批评家去审查。他的批评家们常常会将他的计划指责得一无是处，并且告诉他该计划为什么不可行。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将计划给一群批评家们看，而不把计划拿给那些赞同他的观点的谋士看。艾森豪威尔则回答说：因为我的批评家们会帮助我找到计划中的致命弱点，这样，我就可以把他们纠正过来。

　　1952年，二战期间的盟军司令，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艾森豪威尔，在一次会议上请拉比教授（194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演讲，说：“在众多雇员里，您能够获得如此重大的奖项，学校深以为荣。”拉比教授当即回敬：“尊敬的校长，我是这个学校的教授，您才是学校的雇员。我们就是哥伦比亚大学。”[2]

　　艾森豪威尔是一位狂热的高尔夫球迷。艾森豪威尔上任后在白宫里修建了一个推杆果岭，这间接让他之后的美国总统均热衷于这项运动。他提出这个建议时，很多人反对，因为从建设费用到维护费用，全部开支都得政府掏钱，但最终艾森豪威尔还是力排众议，如愿建成了这个“第一果岭”。他的高尔夫球名言是：“高尔夫会让你平静。任何时候，只要你打球，你的脑子里剩下的就只有那颗球。你们知道，只要我一有时间，我就会去打球。”

　　根据一本专门描写美国总统打高尔夫的书——《发球台的第一人》的记载，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元月宣誓就职时，美国总共有320万高尔夫人口，当他离任时，这个数字翻了一番。“如果没有艾森豪威尔，泰格·伍兹如今可能正在打网球。”一位专栏作家曾下过这样的结论。前高尔夫球巨星、1974年入选高尔夫名人堂的阿诺德·帕默这样评价道：“很难找到其他任何一个人对高尔夫球普及的贡献能比得上艾森豪威尔总统，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世界范围内。他的知名度、对这项运动的热爱，激发成百上千万人开始接触高尔夫运动。现在，所有与高尔夫球有联系的人，都应该对他怀着感激之情。”

　　据统计，艾森豪威尔8年白宫生涯一共打过800轮18个洞。不过，直到1968年2月6日，在他去世前1年，艾森豪威尔高尔夫球生涯最期待的一杆进洞才得以实现：在棕榈泉的七湖乡村俱乐部，104码的第13洞，他用9号铁径直把球打进了洞里，实现了这个“终生梦想”，当时他已经77岁。

　　2009年6月26日，在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逝世40周年之后，美国高尔夫球协会宣布，鉴于艾森豪威尔在其8年总统任上对高尔夫球运动普及的贡献，决定将他选入世界高尔夫球名人堂，艾森豪威尔因而成为第一位入选高尔夫球名人堂的美国总统。
 

　　艾森豪威尔是二次世界大战中北非和欧洲战区的重要指挥者，对扫除法西斯非洲军团，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战胜纳粹德国贡献了巨大力量。他一生获得的军事荣誉有：

　　陆军服役优异勋章（Army Distinguished Service Medal with four oak leaf clusters）

　　军团优异勋章（Legion of Merit）

　　巴西南十字勋章（Order of the Southern Cross）

　　最高荣誉巴斯勋位（Order of the Bath）

　　功绩勋章（英联邦）（Order of Merit）

　　法国荣誉军团勋章（National Order of the Legion of Honour）

　　苏联胜利勋章（俄语：Орден Победы）
 

　　艾森豪威尔是个戎马半生，战功 卓著的美国总统。现代战争需要各方面的知识和人才。要使各方面的作用充分发挥，而不互相摩擦、自我消耗，就要有人从中协调。艾森豪威尔在具体战役指挥上可能不如巴顿、蒙哥马利，但在协调各方面关系上极具才能。他以坚定、镇静而又平等待人的态度赢得了广泛的信赖和支持。他还善于发现人才，所以蒙哥马利、巴顿、范佛里特等一大批名将，都能为他所用。虽然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时支持度不高，但自1980年代迄今，艾森豪威尔的历史评价逐渐升高，他经常被评选为美国最好的总统前十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