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多菲

裴多菲

　　一八二四年十一月裴多菲两岁时，他的家便迁居到菲尔艾吉哈兹。这是一座不大的只居住匈牙利人的半农业小城。在这里，诗人的父亲开设肉铺，他当屠夫，杀猪宰羊，赢得较多利润，日子很快就富裕起来。裴多菲一直把这座小城当作他的故乡，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提到，因为他在小克洛什村只居住了两年就移居到这座小城来，在这里度过自己的童年，留下他幼年时期的美好记忆。

　　一八二八年裴多菲五岁，父亲把他送进菲尔艾吉哈兹小城的学校，但不久又转学到克奇克梅特城读书。他在这里，除了学习匈牙利语以外，还学习拉丁语。彼得罗维奇对自己的儿子抱有更大的希望，希望把他培养成一个牧师或者商人。这对于一个只有七岁的幼儿来说，远离家乡和父母的照料，食宿于学校，该是何等困难啊！

　　一八三〇年彼得罗维奇全家迁到萨波德萨拉什，父亲把他接回家，在本村的小学只读了一年书。一八三一年裴多菲又被父亲送到萨尔山特列林兹小城的学校，专门攻读拉丁语。裴多菲远离家乡和双亲，他心情沉重，养成了一种喜爱孤独、性情孤僻、不爱交际的性格，只是苦读书、专心写诗作文。童年时期，裴多菲相当聪明，学习成绩优异，特别是他有掌握语言的才能。除了匈牙利语以外，他还能用斯洛伐克语自由交谈。

　　一八三三年裴多菲十岁时，彼得罗维奇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把儿子送进布达佩斯最好的学校学习拉丁语和德语。在布达佩斯学习期间，裴多菲厌烦校方的拉丁语和神学课；但是他对匈牙利古典作家，例如巴拉塞·巴林特、兹里尼·米克洛什、秋柯诺依·维德兹·米哈依、包恰尼·雅诺什等，特别是魏勒斯马尔蒂·米哈依的作品使裴多菲沉醉与迷恋。他日夜攻读文艺作品，其中包括拜伦、雪莱以及海涅和贝朗瑞的诗歌。此外他对戏剧产生强烈的兴趣。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布达佩斯民族剧院看戏，成了剧院的常客。这一时期，裴多菲的学习成绩突然下降了。这使裴多菲的父亲很恼火，他认为自己的儿子进入大城市，受到了上流社会恶习的影响，便决心让儿子离开繁华都市。裴多菲在布达佩斯只学习了一年，又被父亲送到多瑙河岸边的奥赛德的学校学习。他在奥赛德学习了三年，由于阅读许多欧洲进步书籍和匈牙利古典文艺作品，他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裴多菲参加了流浪剧团。通过步行、乘驿车和雪橇，他几乎游遍了半个匈牙利的江山。他夜宿在酒店、小客栈、军营、露夭帐篷和多瑙河桥头下面。这使他有机会接触下层劳动群众，了解他们的悲惨生活和命运。在流浪剧团里，裴多菲开始搜集民歌。他采用劳动人民的口语运用民歌形式开始创作诗歌。在十九世纪初的匈牙利诗坛上，当时流行着拉丁语诗的风潮，格律繁严、语言晦涩，与劳动人民隔绝。裴多菲希望通过搜集民歌，突破拉丁语诗的限制，采用民族语言，在诗歌创作上探索出一条健康的道路。他认为民歌是劳动人民的创作，有着真切的感情，但是民歌必须加以提炼，提高到真正的艺术珍品。裴多菲尝试的结果，证明他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在这种创作思想指导下，他陆续写下五十多首民歌体诗篇。从发展上来看，民歌赋予了裴多菲以新的生命，哺育着诗人成长。就是到他后期，在战场上完成的战歌，同样保留着他前期采用民歌体进行创作的优点。

　　一八四四年一月，裴多菲开始担任《佩斯时装报》的助理编辑。他的流浪性格稍有改变，漂泊生活逐渐趋于稳定。他开始组织佩斯的激进青年，努力从事政治与文学研究。裴多菲所领导的以毕尔瓦兹咖啡馆为活动中心的青年，后来形成名为“三月青年”的组织。他们在佩斯起义中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裴多菲不仅是这个组织的领导者，而且是这一批青年人的精神领袖。这一时期，裴多菲作为瓦豪特·依姆雷的助手，共同从事《佩斯时装报》的编辑工作。这个刊物并非纯文学杂志，为了迎合妇女们的需要，经常刊登时髦服装样式，宣传巴黎妇女所追求的服装改革。它是一个带有封建性质、崇拜欧洲文化、轻视民族文学传统的守旧派刊物。裴多菲做了这个刊物的助理编辑，只是由于生活所迫，为了有固定的薪金收入。更主要的，是裴多菲有了一个安静的写诗的环境。裴多菲精力充沛，意志坚强，对未来抱有必胜的信念。他期望以《佩斯时装报》和科苏特创办的《佩斯新闻》为阵地，向本国的封建复古派和德国的反动浪漫派作家们进行斗争。在他担任一年的助理编辑时期，受到封建复古派作家和自由妥协派作家们的疯狂攻击。除此之外，裴多菲开始写下了一系列的政治抒情诗，例如《爱国者之歌》、《贵族》、《给在国外的匈牙利人》、《为什么我不出生在一千年以前？》、《奴隶国的儿子》等。这些抒情诗标志着裴多菲革命诗歌的开始。

　　匈牙利启蒙运动时期的进步作家也曾经创作过揭露贵族地主阶级的贪婪、落后、愚昧等方面的讽刺作品，但是他们的目的在于教诲他们如何改正或者克服，以求得进步。裴多菲和他们完全不同了。他号召奴隶们起来同贵族地主阶级进行血战。

　　这一阶段，裴多菲除写作政治诗以外，也是他采用民歌体写作和搜集歌谣最丰收的时期。例如他的《谷子成熟了》、《我走进厨房》、《谁能让花不吐蕊》、《傍晚》以及被鲁迅引入《七论”文人相轻“——两伤》的杂文中的《我的爱情并不是？？》等民歌体诗篇，被音乐家谱曲传唱，深受匈牙利人民的喜爱。裴多菲用极流畅的语言、和谐的音调，把大自然的美、草原上的牧羊人、多瑙河与蒂萨河畔的渔夫、田野里劳动的男女青年、巴空尼大森林里的山盗，都描绘在他初期采用民歌体创作的诗歌里了。他把自己的诗稿在农村小酒馆、大车店里朗诵，听取劳动人民的意见和接受他们的审查。他前期的许多诗篇，都经过这种考验之后才最后定稿的。他把下层劳苦大众的反应作为衡量自己诗歌的重要标准，努力使每一首诗从内容直到形式都为群众所喜爱。虽然裴多菲在早期的尝试中也有时失败，但是他认定民族诗歌发展的方向，毫不灰心地向前探索。为了创立民族诗歌，为了实现”诗歌革命“的理想，裴多菲不顾反动作家们的叫嚣，充满信心地宣布：”？？将来诗歌本身也许把我带进最完善、最真正的匈牙利诗歌的形式中去。“（1847年《诗歌全集序》）

　　一八四四年冬季，裴多菲爱上了一位十五岁的少女乔包·爱德尔卡。他们一见钟情，互相爱慕。诗人写下初恋阶段的爱情诗，献给这位少女。

　　《旅行札记》不仅是裴多菲按照旅行路程记载途中见闻，而且他借题发挥，抨击了资产阶级议会选举中，地主资产阶级政客们钻营禄位、搞投机、拉选票等卑劣手段；同时他对当时文艺界浪漫派作家的矫揉造作与虚弱无力，对封建复古派作家的墨守成规和陈词滥调，都作了有力的批判。本篇游记尚能帮助读者了解诗人青年时代的苦难生活和对祖国壮丽河山的描绘，反映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写作本篇游记时，裴多菲年仅二十二岁，他那时的思想尚未成熟，未经受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战斗洗礼，缺少饱满的生活和战斗经历。游记的某些段落或对个别事件和景物的描写，并无深刻的含义，有些地方显得油滑，甚至流露出自然主义的色彩。本篇的薄弱之处，反映出作为杰出的诗人裴多菲早期创作中的缺点。

　　裴多菲完成北部高地一带的旅行回到布达佩斯以后，他应剧作家艾格莱希·戈包尔（1808—1866年）的邀请，完成了剧本《卓尔特·马尔奇》的创作。由于这个剧本不适于舞台演出，民族剧院委员会没有通过这个剧本。裴多菲在一气之下，将手稿烧毁。匈牙利的进步作家和评论家们，总为诗人的这一”愤怒“和”激动“所造成的无法弥补的损失而感到惋惜。

　　裴多菲少年时期的流浪生活，给他带来无穷的困苦；但是这也使他有机会从各方面接触穷苦大众。一方面他看到京城的辉煌、富丽和奢华，贵族地主的豪横野蛮，投机商人的牟取重利；另一方面也看到了流浪在多瑙河岸边的乞丐、穷人的黑面包和孤儿寡妇的泪痕，劳动人民的汗水和疲惫的人影。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里，裴多菲把布达佩斯看成是两个阶级的生活矛盾表现最为鲜明、最为尖锐的城市。一切矛盾都集中在这个古老的都市里。裴多菲以劳动人民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古老的京城，再加上他本人就受着剥削的重压和穷困生活的煎熬。他把自己和那些享福作乐的贵族地主们对立起来，沿着平民诗人的道路前进，以平民歌手的姿态出现，无情地揭露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愚昧无知、不求进取的贵族老爷们。这一时期，裴多菲诗歌创作中的鲜明的民主倾向和反抗旧世界的激进因素增多了。裴多菲越来越感到作家责任的重大，严格要求自己，坚定地前进，同旧势力展开斗争。他一再强调：”谁是诗人，谁就得前进，千辛万苦和人民在一起！“（《致十九世纪的诗人》）同时他又善于团结他周围的作家，引导他们为劳苦大众进行创作。例如被鲁迅引入《诗歌之敌》和《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言中的裴多菲的诗《题B·B2·夫人照相诗》（即《题在瓦·山夫人的纪念册上》），并将这首诗译成了散文：”听说你使你的丈夫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吧，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来。“这首诗是裴多菲题给瓦豪特·山陀尔夫人乔包·马丽亚的。裴多菲批评了这位女诗人在婚后的生活中沉醉于个人的所谓幸福当中。鲁迅一再引用这首小诗，就是因为当时中国现实社会中的一部分作家沉沦于个人主义的狭隘圈子里。

　　1823年1月1日，裴多菲·山陀尔生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下的多瑙河畔的阿伏德平原上的一个匈牙利小城，父亲是一名贫苦的斯拉夫族屠户，母亲是马扎尔族的一名农奴。按照当时的法律他的家庭处在社会最底层。

　　一部分祖先来自中国汉代匈奴西迁部落的匈牙利，带有东西两种文化的激烈碰撞的特点，在欧洲历史上居于特殊地位。由于长期受到周边民族的歧视压迫，匈牙利人近千年来一直擅长用诗歌作为鼓励本民族战斗的号角，近代更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爱国诗人。17世纪以后，匈牙利又一直受奥地利帝国的统治而丧失了独立地位，争取自由的起义斗争此起彼伏。

　　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裴多菲，少年时代就愿意听老年人讲述民族英雄胡斯领导起义的传说。在小酒店和同伴谈论着当年匈牙利民族争取独立而斗争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深深打下烙印。这种“自由论坛”的氛围，也极大地促进了裴多菲语言的发展和进步，很小的时候他就能用匈牙利语和斯洛伐克语自由交谈，拉丁语也有了一定的基础。

　　1835年，12岁的穷孩子裴多菲有机会到奥赛德求学，三年时间里他尽显了聪明才智，完成校方规定的课业外又组织起进步的学生团体，阅读和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和匈牙利古典作家的作品。1838年，裴多菲写下了他的处女裴多菲·山陀尔作讽刺诗《告别》。该诗继承发扬了匈牙利古典诗歌的传统，初步体现了他毕生所一直遵循的诗歌语言大众化的特点。他又当过兵，做过流浪演员，任过《佩斯时装报》的助理编辑，丰富的社会经历更深化了他创作的源泉。

　　1846年9月，23岁的裴多菲在舞会上结识了伊尔诺茨伯爵的女儿森德莱·尤丽娅。这位身材修长、有浅蓝色眼睛的美丽姑娘的清纯和率真，使年轻诗人一见倾心，拥有大量土地庄园的伯爵却不肯把女儿嫁给裴多菲这样的穷诗人。面对阻力，裴多菲对尤丽娅的情感仍不可抑制，在半年时间里发出了一首首情诗，如《致尤丽娅》、《我是一个怀有爱情的人》、《你爱的是春天》、《凄凉的秋风在树林中低语》、《一下子给我二十个吻吧》等。这些抒情诗中的珍品，鼓动尤丽娅冲破父亲和家庭的桎梏，在一年后同裴多菲走进了婚礼的殿堂。

　　此刻，欧洲大地已涌起革命洪流，匈牙利人民起义也如涌动的岩浆。蜜月中的裴多菲欢乐与忧郁交织。他不愿庸碌地沉溺于私家生活，写下了著名箴言诗《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这首名作，此后百年间一直是激励世界进步青年的动人诗句。

　　1848年春，奥地利统治下的匈牙利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已经达到白热化程度。裴多菲目睹人民遭受侵略和奴役，大声地疾呼：“难道我们要世代相传做奴隶吗？难道我们永远没有自由和平等吗？”诗人开始把理想同革命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决心依靠贫苦人民来战斗，并写下一系列语言凝练的小诗，作为鼓舞人们走向民族民主革命的号角。

　　他与其他起义的领导者在佩斯的一家咖啡馆里议定起义事项，并通过了旨在实行资产阶级改革的政治纲领《十二条》，当晚，裴多菲便写下起义檄文《民族之歌》：

　　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

　　是时候了，还不算太晚！

　　愿意做自由人呢，还是做奴隶？

　　你们自己选择吧，就是这个问题！

　　15日清晨，震惊世界的“佩斯三月起义”开始了，1万多名起义者集中在民族博物馆前，裴多菲当众朗诵了他的《民族之歌》。起义者呼声雷动，迅速占领了布达佩斯，并使之成为当时的欧洲革命中心。翌年4月，匈牙利国会还通过独立宣言，建立共和国。恩格斯曾指出：“匈牙利是从三月革命时起在法律上和实际上都完全废除了农民封建义务的唯一国家。”

　　面对布达佩斯起义，决心维护欧洲旧有秩序的奥地利皇帝斐迪南马上联合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34万俄奥联军向着人口仅有500万的匈牙利凶狠地压来。民族危难时刻，裴多菲给最善战的将军贝姆去了一封信：“请让我与您一起去战场，当然，我仍将竭力用我的笔为祖国服务……”在1848这一战火纷飞的年份里，裴多菲写下了多达106首抒情诗。翌年1月，裴多菲成为一名少校军官，他写诗同时又直接拿起武器参加反抗俄奥联军的战斗。

　　三月十五日在匈牙利首都佩斯，爆发了有学生参加的市民起义。领导这次起义的就是爱国诗人和民主主义革命家裴多菲。这次革命的目的是废除封建制度和把匈牙利从奥地利统治下解放出来。三月十五日清晨，一万多名革命群众冒雨集合在民族博物馆前，裴多菲当众朗诵了他在三月十三日即维也纳起义的当天晚上写成的战斗诗篇《民族之歌》。裴多菲领导的起义队伍，以匈牙利三色旗为前导，向全国最大的兰德纳印刷所前进，以人民的名义夺取了印刷机器。他们冲破书报检查，印出了裴多菲的《民族之歌》和由约卡伊·莫尔起草的、实行资产阶级改革的《十二条》。起义队伍冲向布达监狱，释放了因创办《工人报》而被囚禁的政治犯谭启奇·米哈依。裴多菲在《民族之歌》中，提出了那个时代最尖锐的问题：“做奴隶，还是做自由人？”他这样激昂地高呼：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是时候了，还不算太晚！愿意做自由人，还是做奴隶！你们选择吧，就是这个问题！

　　奥地利皇室的统治与国内封建帝制的压榨，迫使农民多次起义，以反抗外国侵略和地主阶级的压迫。一五一四年在多热·久尔吉领导下的，首先在特兰西瓦尼亚，后又遍及匈牙利全国的农民起义，震撼欧洲各国，它为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三月十五日，起义的游行队伍一直延续到深夜。整个布达佩斯沸腾起来了。条条街道，装上了彩灯和彩旗，到处悬挂着裴多菲的画像。起义的当天晚上，在佩斯的民族剧院上演了考托诺·尤若夫的反抗德国统治的著名悲剧《邦克总督》。裴多菲的《民族之歌》已被谱上曲，全场响起一阵悲壮的歌声，使出席者纷纷泪下。歌声刚一停止，群众要求刚从狱中被释放的谭启奇·米哈依登台演说。裴多菲在三月十五日《日记抄》中写道：“匈牙利的自由啊，在你诞生的这一天，我向你致敬！我曾经为你祈祷过和斗争过，现在我第一个表示欢迎你。我的快乐是那样无边？？”裴多菲认为，一个民族没有独立与自由，牛马般地生活下去，那是耻辱。一八四八年在匈牙利历史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已达到白热化程度。裴多菲和匈牙利劳动人民一样，目睹祖国长期遭受土耳其和奥地利等帝国的侵略和奴役，而他们自己却受尽折磨，为什么不能致力于自己的解放事业呢？裴多菲认为，夺取政权，以掌握民族命运的时机已经到来，重整旗鼓，高举农民起义领袖多热·久尔吉和拉科治·费伦茨的大旗，向革命迈进的时机已经到来；手持军刀，走向宝座，砍断国王头颅的时机已经到来。所以裴多菲在三月二十一日写给阿兰尼的信中说：“我认为，革命是一种暴力改造！”他在三月十七日《日记抄》中又写道：“凡是我们要求的，应该用武力取得。”裴多菲在革命必须走武装道路这一点上，他同自由妥协派作家们完全不同。

　　裴多菲领导的三月十五日佩斯起义，影响着整个匈牙利的各个阶层。革命浪潮冲击着偏僻落后的村庄和农舍。三月十八日宣布废除农奴制，西北地区的农民自动起来平分了庄园主的土地。在贝克什州和乔纳第州，起义群众占领了伯爵老爷们的牧场，并且冲进文书管理所，烧毁了全部地契和公文，

　　并把土地平分给贫苦农民。裴多菲高度赞扬农民起义的英勇行为。他把人民起义的浪潮比喻成洪水，歌颂洪水的力量，让洪水奔腾、咆哮，冲毁腐朽的封建制度。

　　1849年夏，匈牙利革命军在强敌压迫下战至最后时刻。7月31日晨，贝姆将军将还能战斗的300人组成了一支骑兵队，在战斗打响前又特意叮嘱裴多菲留下。诗人却违背了将军的命令，跟在骑兵队后面出发。这些英勇的匈牙利战士与数倍的敌人胶着在一起时，很快便被淹没和融化了。身材削瘦的诗人也被两名俄国哥萨克骑兵前后围住，一柄弯刀凶狠地向他劈来，诗人闪身躲开，但同时另一把尖利的长矛已刺进了他的胸膛，诗人痛苦地倒下了……

　　此后的数十年里，匈牙利人民始终不愿相信他们的诗人已不在人世，传说不断出现。有人说曾在一个农民家里看见过他，有人称自己被俘后在俄国见过裴多菲。匈牙利议会还专门进行了调查，但令人失望的是，这个“目睹者”既没当过兵，更未被俘虏过……

　　经过匈牙利人民的反抗斗争，奥地利帝国被迫在1867年同匈牙利签订协定，承认在奥国皇帝为统一元首的前提下，可以建立二元化的联合国家政体，国名也改称奥匈帝国。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奥匈帝国崩溃，1918年末匈牙利实现了完全独立建国。

　　裴多菲牺牲时仅26岁，身后留下22岁的妻子和1岁半的幼子。他一生中写下了800多首抒情诗和8部长篇叙事诗，此外还有80多万字的小说、政论、戏剧和游记，且有相当部分在战火中完成。这样的高产率，在欧洲文学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裴多菲

　　他一生中写下了800多首抒情诗和8部长篇叙事诗，这样的高产率，在欧洲文学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我愿意是急流》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山陀尔于1847年创作并题献给恋人的一首抒情诗，诗中用一连串的“我愿”引出构思巧妙的意象，反复咏唱对爱情的坚贞与渴望，向恋人表白着自己的爱情。该诗20世纪在中国引起了青年中的爱情诗热潮。该诗写在诗人与尤丽娅热恋时期，是一首向自己所爱表白爱情的诗。

　　为了爱，诗人愿意奉献所有，愿意为这份爱坚守一生。“我愿意”，短短的三个字，包含了诗人无比厚重、深切的情感，更是诗人对相伴终生的承诺。“我愿意”作为全诗反复响起的主旋律外，诗人还运用了大量意象设想了爱情中双方所处的位置，这些意象生动传达出诗人对爱的深情。
 

裴多菲

　　麦德尼阿斯基·伯尔娜

　　一八四五年夏天，在爱德尔卡逝世半年以后，裴多菲又爱上了一个地主女儿麦德尼阿斯基·伯尔娜。她有着惊人的美丽面容。只因为她的美，使裴多菲在爱德尔卡的爱情悲剧之后，摆脱了精神上的苦恼，使爱情的女神在诗人的心灵中苏醒。裴多菲自己十分清楚，他与这位“乡下美女”没有任何共同的语言。但是，裴多菲被她的美所迷恋，写了许多爱情诗献给她。

　　与森德莱·尤丽亚结识

　　一八四六年秋天，裴多菲在艾尔多特的一个舞会上结识了森德莱·尤丽亚。裴多菲与尤丽亚一见钟情，互相爱慕。裴多菲写了许多爱情诗献给她。裴多菲向她求婚，尤丽亚允许了，但是遭到她父亲的拒绝。

　　一八四七年九月八日裴多菲与尤丽亚在艾尔多特村举行结婚仪式，诗人写给他妻子的爱情诗总共一百零二首。其中就有最著名的爱情诗《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他同尤丽亚结婚后，他觉得他自己无比幸福。他不仅有一个美丽而善良的妻子，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志趣和意愿相同，有着共同的理想与生活目的。

　　虽然在裴多菲与尤丽亚度蜜月期间，他们的内心充满着无限的幸福与欢乐，但是在诗人的心灵中却也积聚着忧郁和沉闷。例如在他的最著名的抒情诗《九月的最后一天》中，就充满着无限的忧伤。他预料他自己必将死在战场上，而且预示在他死后，他的妻子很快地会忘掉他。裴多菲的预料完全正确。他在战场上阵亡差十天不到一年，森德莱·尤丽亚脱掉黑纱，嫁给布达佩斯大学一位名叫霍尔瓦特·阿尔帕德教授。
 

　　在匈牙利文学乃至其整个民族的发展史上，裴多菲都占有独特的地位。他奠定了匈牙利民族文学的基石，继承和发展了启蒙运动文学的战斗传统，被人誉为“是在被奴隶的鲜血浸透了的、肥沃的黑土里生长出来的‘一朵带刺的玫瑰’”。一个多世纪以来，裴多菲作为争取民族解放和文学革命的一面旗帜，也得到了全世界进步人士的公认。他那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篇，至今仍在广为传诵。